一个月4家银行出事。

6月26日，湖南省纪委监委官网公布，根据长沙市委巡察移交的问题线索，经查，长沙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孟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长沙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根据官方简历，孟钢，男，1970年5月出生，湖南炎陵人，函授本科学历。孟钢早期曾供职于农业银行长沙分行、湘银实验银行。此后其工作经历全部在长沙银行，在该行工作18年，从支行行长做到总行副行长。孟钢在2015年成为长沙银行副行长当年获得的税前薪酬为61.77万元，此后几年基本维持在130万左右的水平。

长沙银行表示，该行已对相关工作进行妥善安排，目前各项经营活动开展正常，上述事项不会对长沙银行日常经营管理和长远稳定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开资料显示，长沙银行成立于1997年5月，是湖南省首家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湖南最大的法人金融企业。该行于2018年9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湖南首家上市银行。

时间财经注意到，近期地方银行成腐败高发地之一。不完全统计，2018年以来已有超过30名银行业高管涉嫌违纪被调查。随着金融领域反腐力度加大和纵深推进，就地方城商行和农商行领域，已经有多家银行高管落马。

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韩晓宇对时间财经表示，金融领域高管大规模落马与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行金融领域反腐不无关系，但是归根究底还是落马高管自身存在问题，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无视党风党纪导致的。金融领域一是以来都是腐败的高危地。2018年以来，不断爆出的城商行和农商行高管腐败现象问题折射出金融体系存在的一些问题。

不良率逐年上升

截至今年一季度末，长沙银行资产总额达5716.41亿元，较年初增加450.12亿元，增幅8.55%。吸收存款3827.25亿元，较年初增加415.22亿元，增幅12.17%；贷款总额2183.47亿元，较年初增加139.44亿元，增幅6.82%。

与前几年的高速增长相比，长沙银行扩张速度正在放缓。年报显示，2018年度该行实现营业收入139.41亿元，同比增长14.95%；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4.78亿元，同比增长13.94%。

数据显示，2015年至2017年，该行分别实现营业收入83.96亿元、100.4亿元、121.28亿元，同比增长29.93%、19.59%、20.79%；净利润分别为27.32亿元、31.9亿元、39.31亿元，同比增长13.32%、16.77%、23.32%。

值得注意的是，该行去年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是近四年来首次。2015年至2018年，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334.46亿元、251.41亿元、282.38亿元、-382.62亿元。

另外，截至报告期末，该行逾期90天以上贷款余额24.66亿元，较期初增8.6亿元，增幅达54%。

除了业绩增速明显放缓外，长沙银行的资产质量在2018年延续了连年下滑的态势。数据显示，2015年至2018年，长沙银行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03%、1.19%、1.24%、1.29%，这意味着其不良贷款率已连续四年上升。

就2018年资产质量具体来看，截至2018年末，长沙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6.44亿元，较年初增长38.51%。其中，关注类贷款占比增幅最大，为59.26亿元，占比达2.90%，较年初上升了2.09个百分点；逾期90天以上贷款与不良贷款的剪刀差达93%，较年初上升了9个百分点，虽然仍然低于100%，但也表明该行不良确认标准有所松动。

中信建投在研报中表示，尽管长沙银行资产质量较差，但是目前湖南省在争取中央政府债务限额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计该行将直接受益，对估值也将有贡献。

地方银行成腐败高地

就今年6月来看，从某地农商行实名举报开始，紧接着成都农商行原董事长被查，加之，时间财经报道江苏兴化农商行板桥支行原行长行骗，而此次长沙银行副行长孟钢涉被查已经是本月第4起地方银行腐败案件。

事实上，2019年之后，反腐节奏有加快趋势，据初步测算，平均每个月至少有2起银行业高管因违法违纪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情况。

从过往的案件来看，银行业高管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一般是利用职务便利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且数额巨大。

以2019年年初枣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吕士伟落马为例。根据检察机关起诉指控来看，被告人吕士伟利用担任枣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侵吞公共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在国有资产处置过程中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依法应当以贪污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另一案例发生在赣州银行新余分行，仅一家城商行的分行行长涉案金额就高达6000万元。2019年03月23日报道显示，赣州银行新余分行原行长赵某彬，利用职务便利，伙同下属向贷款企业收取巨额“好处费”共计6420万元。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显示，赣州银行新余分行原行长赵某彬因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获有期徒刑12年；其非法所得的全部收缴国库。

城商行农商行为何成为腐败问题高发之地？

韩晓宇表示，近期农商行频频爆出贪腐案件，实际暴露出地方银行系统几方面问题：社会融资渠道单一，银行纪检监察作用未能发挥；银行贷款审批程序不规范；地方政府持股，市场化程度不高，透明度不高，裙带关系严重；监管压力较小，不良贷款压力小。

事实上，利用亲属的权力、关系违法犯罪，最后因为裙带关系被揪出的涉案人员也不少见。以枣庄银行为例，自2018年以来，陆续有副行长、行长助理、董事长兼党委书记等4人被查，可谓触目惊心。

此外，不少银行业高管是退休以后被查处的，如成都农商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傅作勇、国家开发银行原行务委员郭林等。

韩晓宇认为，业务结构单一，盈利来源狭窄。长期以来，中小银行业务产品种类不够丰富，盈利来源狭窄。没有具有强劲市场竞争力的优势产品，存款营销过于依赖高成本的结构性存款产品，此外，规模太小、缺乏技术支撑、无法建立数据体系、人才匮乏都制约了中小银行的发展，这一系列因素也使得中小行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

Wind数据显示，在不良率最高的前十名中，仅农商行就占据了前七位，从高到低依次为：烟台农商行、广东四会农商行、湖北咸宁农商行、肇庆端州农商行、江苏江阴农商行、江苏泰州农商行和安徽马鞍山农商行，遍布全国多个地区，不良贷款比率分别为：3.61%、2.78%、2.67%、2.4%、2.39%、2.38%和2.32%。

清晖智库首席经济学家宋清辉此前对时间财经表示，相比国有大行或股份行，农商行、城商行底子薄弱、业务及经营范围受限，几乎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但想在市场上分得一杯羹，这容易导致这些机构“路子更野一点、步子更大一点”。加之，违规成本低导致违规经营屡禁不止。无知无畏，只看到利润，看不到风险，从而导致问题重重。（北京时间财经 李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