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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哲邻人部收集编辑：Jane Addams
原作者：简·亚当斯Jane Addams
翻译：城
校对：柴来人
导读：【合辑】导读女性主义理论：从现代性到后现代，对应选文18；单篇选文翻译不代表译者们的实质立场，欢迎加入我们翻译120+篇不同领域的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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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妇女参政论者》
市政家务论 On Municipal Housekeeping
……众所周知，现代城市是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的大本营，正如封建城市是军国主义（militarism）的大本营一样。但是，现代城市并不害怕敌人和外来的对手；其治理（government）问题仅仅是内部的。在那些伟大的新中心中，事情多半在变得糟糕——在那些地方，快速聚集的人们尚未学会把事务安排得令人满意。不卫生的房屋、有毒的废水、被污染的水、新生儿的夭折、疫病的蔓延、掺假的食物、不纯的牛奶、充满煤烟的空气、通风不良的工厂、危险的职业、青少年犯罪、不健康的拥挤、卖淫和酗酒，这些都是现代城市要想生存下来就必须面对和战胜的敌人。从逻辑上来说，城市的选民应该由那些可以成为这场艰难竞争中英勇的一份子的人们组成，由那些过去至少尝试过照料儿童、打扫屋舍、准备食物、使家庭远离道德危险的人们组成，由那些传统上照料着生活的这一方面的人们组成——人口一旦拥挤，这一方面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市政（municipal）考虑和控制的议题。通过选民持有武器的能力来测试他是否适合处理这一情况，是十分荒谬的。一座城市在很多方面都是一家巨大的商业公司，但在其他方面，它是扩大化的家务\持家（housekeeping）。如果说，美国的城市作为前者的失败，部分原因是公职人员还带有他们在竞争激烈的商业活动中习得的掠夺性直觉，并在拥有机会时忍不住要“做点好事”；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城市家务的失败，部分原因是女性——传统意义上的管家——在各式各样的城市活动中都未曾被征询过意见？城市中的男性在许多城市家务（civic housekeeping）中都粗枝大叶、漠不关心，正如他们一向对家务活的细节漠不关心那样。他们本着一种纯粹的、向传统型政府——只和敌人与外来者打交道的政府——复归的精神，完全不顾候选人保持街道清洁的能力，而是更倾向于考虑他和国家关税的关系，或者他和增强国家海军力量的必要性之间的关系。很难看出军事实力和各式职能之间有什么关系——在现代城市中，后者包括对公园和图书馆的照管，对市场、下水道和桥梁的监督，对粮食和锅炉的检查，以及对垃圾的妥善处置。军事实力和建设部门毫无关系——城市通过这一部门确保地下室干燥，卧室宽敞、空气充足，管道卫生，煤气管不泄漏，公寓楼的房间足够宽敞、采光充足、通风良好，以及楼梯防火。持有武器的能力和城市的卫生部门毫无关系——后者提供儿童疫苗接种，对传染病予以隔离、通告，抑制肺结核的传播、防止水体受到伤寒病菌袭染。当然，对社会的军事化构想也和学校委员会的职能相去甚远——后者关心的是让儿童受到教育，接受幼儿园服务，拥有像样的玩耍场所。城市治理因其高度多样化和复杂性而需要这种心智（mind）的助力：它适应于细节和多样的工作，拥有对年幼儿童的健康和福祉的义务感，还拥有对他人的清洁和舒适的责任心。由于所有这些在传统上都掌握在女性手中，因此如果她们现在不再参与这些事务，她们就不仅错失了对公民生活的自然参与原本可以带来的教育，还失去了她们一直拥有的东西。从部落生活之初，女性就负责着共同体的健康，这一职能现在由卫生部门代理；从穴居时代起，家中的清洁卫生都是女性的功劳，这一职能现在由住房监管局代理；从原始村落时期起，女性承揽下的前院清扫就是唯一的公共清扫，这一职能现在由街道清洁局代理。现代城市中的大多数部门都可以追溯至女性的传统活动，但是尽管如此，这些古老的事务甫一摇身变为对城市的照管，它们便从女性的手里溜走了——显然这是由于它们随后成了集体的事务，暗含了使用选举权（franchise）的意味。由于选举权一开始给了那些能够战斗的男人们，由于起初他们自己就能投票决定谁可以持有武器，因此选举权被看成是一种女人不宜拥有的东西。“只要那些事务还在我们自己家中，我们就会加以照看；但是如果它们去到外界、牵涉到如此之多的人们，以至于必须通过选举机制加以推进，那么我们就不管它们了。确实，这些曾一直由女人来完成的活动，现在在大部分美国大城市中都没能被男人们很好地推进，但是因为我们觉得投票选举不是件‘淑女’的事儿，我们就应该无视他们的失败。”对女性而言，这样说是颇具公共精神的吗？由于女性认为治理是男性的事务，是一种关乎选举和动员[alarms]的事情，因此她们在她们生活中的传统职责——抚育儿童——一事上已是如此糊涂，以至于她们在听到卫生改革派的内斯特的如下表述时便已心满意足：每年城市死亡人口中，一半的幼小生命或许可以被卫生科学的更彻底的应用所挽救。她们不把挽救那些生命看作女性的职责，因为这意味着选举权的使用。我们会因为不能如实看待事物，而在因循守旧的循环中迷失自我，并且助长人们在世界上屡屡犯下的恶行吗？不再适用于变化了的条件的老派做法是一个陷阱，女性的双足总是轻易地陷入其中。……为什么女性不就那些与她们如此紧密相关的事务投票表决呢？为什么她们不跟进那些至关重要的事务，不将对它们的妥善管理视为己任——尽管这些事已经被划归市政范畴——呢？假如女性不把选举看成某种特权或权利，而是看作一种治理机制——若无此种机制和渠道，她们便无法在现代城市生活变化了的条件下履行好自己的传统职能——那么结果会是怎样呢？如果我们能将整体形势看成一种义务、一种正常的发展进程，那么事情就简单多了。把建立在回应所有人的需求这一基础上的进步的、发展的生活，融入到必要的法律法规和公民制度之中去，这是一项长期的努力，我们正处于它的开端。要想在任何意义上取得成功，这项努力都需要尽其所能地从全体成年人口中获得所有聪明的洞察力、所有的同情心和所有的常识。与主要和自己社会阶层的人合作的温和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相比，许多中产阶级、左翼自由主义的妇女参政论者在这个时代从事环保主义活动，ta们在安置所或互助会工作，并/或发起各种集体生活形式的实验，例如公共厨房和儿童护理（Hayden，1982）。由于安置所和互助会都位于社区内，这些社会改革者在穷人和工人阶级的社区中工作，因此她们对贫穷和肮脏的恶果有了深刻的认识。最有名的安置所，即简·亚当斯在芝加哥创办的赫尔之家（Hull House），为穷人和工人阶级的家庭提供健康护理、儿童护理和成人教育，并倡导工人阶级的工会权利。
赫尔之家的妇女大量参与解决环境问题。她们在市政持家\市政家务的名义下工作，强调这些问题如何直接影响到她们的住房和家庭的安全。数以千计的妇女动员起来解决现代化和工业化带来的环境问题，如空气和水污染、卫生问题、食品销售和职业安全等。选文18节选了部分简·亚当斯(1907)关于市政持家的著作。亚当斯不仅指出了妇女在传统上是如何处理健康和卫生问题的，而且还指出她们在这些严重影响她们的家庭和社区的问题上应该有投票权。在现有的生态女性主义文献中经常被忽视的是，非裔美国女性主义者是如何对市政持家运动做出重大贡献的，通常是通过黑人妇女俱乐部和/或建立互助协会。[7]总的来说，黑人妇女俱乐部运动比她们的白人同行有更严重的问题需要处理。在美国种族隔离制度下的黑人棚户区和贫民窟中，不仅健康状况危险，而且像儿童护理这样的问题对绝大多数黑人妇女来说也更为迫切（Olivia Davidson引自Giddings, 1984: 100）。
事实上，这些妇女处理的社会问题跨越了从托儿所到养老院的整个生命周期。她们的活动帮助弥补了黑人学校、医院和诊所资金不足的问题（Shaw: 1995）。在这个时代创建的一个更引人注目的机构是亚特兰大邻里联盟（Atlanta Neighborhood Union）——在这个时代与赫尔之家最相似的黑人妇女组织（Lemer,1979: 88-90）。1908年，在Lugenia Hope的领导下，它建立了一个托儿所、一个幼儿园和一个医疗中心，以治疗肺结核和其他污秽疾病（Giddings, 1984 ：136）。Fannie Barrier Williams很好地抓住了白人和黑人妇女俱乐部之间的差异，她写道："有色族裔妇女的俱乐部运动深入到整个种族的亚社会状况（sub-social conditions）中……在白人妇女中，俱乐部是已跃升之人（uplifted）的进步运动。”(引用自 Giddings, 1984: 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