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来说，收款易这样的模式并不是纯粹的金融业，而可以算作是一种“类金融”的服务领域创业。但它的确是广州金融创新的一个重要截面，在广州的区域金融新生态中，越来越多的服务于实体经济，给实体经济“降成本”的创新开始涌现。资金是企业的生命线，企业的资金成本不妨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信息成本，即基于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成本，比如中介机构的利息、佣金等。另一类就是资金流动的损耗，比如过高的支付费率、汇兑损益。在这两方面的“降成本”上，广州已做出了诸多创新。

一直以来，中小企业获取资金的另一个主要途径显然是银行，这个途径数量大，而且成本低。在这方面，政府迫切要做的是扶持担保公司、担保基金的设立，从而最大限度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融资难问题。近年来，广州已建立起了全国领先的融资担保体系。真正具有“广州特色”的金融创新和改革，是民间金融的阳光化和政府主导的产业基金的发展。在民间金融的阳光化、正规化方面，广州在全国率先建立了首条民间金融街。目前，金融街入驻小型金融机构已超过了200家。民间金融街的本质是，通过阳光化给原有的民间融资“降成本”。

在中国的沿海地区，民间金融之所以多半变成高利贷，除了中小企业本身的信用质量不高之外，还在于借贷链条处于灰色地带，而且太长，这给借贷带来了很大的隐性成本。这种隐性成本首先来自于法律风险。在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颁布《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之前，借贷方式、借贷利率都没有法律依据，民间借贷长期处于法律的不确定地带。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自然转化为中小企业所承担的利息溢价。

广州在全国民间借贷正规化启动之前，已在全国率先建立民间金融街，以地方政府的力量和信用推动民间借贷的正规化，既顺应了金融改革大势，也为中小实体企业获取短期融资提供了一条可选途径。实际上，广州民间金融街的模式已在国内得到推广，比如西安就在广州之后建立了西北地区首条民间金融街。广州区域金融生态的另一大亮点是直接融资的突飞猛进。数据显示，2016年全市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达52.3%，居全国大城市第一位。直接融资的提升，直接带动了社会总融资的增量，广州成了华南地区最大的融资中心。

企业债券融资与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增值更为引人注目。其中，企业债券融资2107.44亿元，同比增长269.71%；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540亿元，同比增长362%。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的转变，这是金融体系最典型的“降成本”。广州在直接融资领域的进步，除了传统的“招商引资”模式以吸引资本和机构之外，还一定程度受益于广州近年来的一项“金融大手笔”。目前，广州已建立起全国大城市中最完善的产业基金体系，形成了“金控平台+市区级”的双元发展模式。用普通市民可以理解的通俗语言来说，就是利用政府财政和信用撬动社会资本对区域实体经济的投资，以基金的力量来做“产业的重活”，而把“产业的轻活”留给民间资本。

实际上，政府产业基金的相当部分资金都会投资于装备制造等“重资产”领域，而这些领域民间资本没有实力，也没有意愿，但它们却是珠三角制造业转型升级所必需。具有政府背景的产业基金投资于这些“重资产”领域，等于给产业的转型升级打好了必要的硬件基础，而民间投资则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更加主动地实现符合自己实力和转型方向的“轻资产”创新。2016年上半年，广州民间投资增速达到18.9%，是同期全国水平的6倍多，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资本市场之所以越来越对广州企业看好，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这种特殊的产业金融新生态，以及在这种生态之下，产业转型升级的无限可能性。因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不同，资金融出者更加看重的是企业的资产运转效率，最好是“轻资产”的公司。实体经济的繁荣是金融的基础，也是金融的“终极目标”。近年来，广州在金融领域的改革，既来自于政府的“有为”，也来自于民间的创新。在金融业严重“虚拟化”，不断追逐资产泡沫的时代，广州的改革和创新实践，无疑提供了金融业重新“嵌入”实体经济的一条可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