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儒重道”与“四书”的满文翻译

文 | 宋以丰

提要：

“崇儒重道”是清代基本的文化政策。在文化政策的范畴中，“崇儒重道”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汉籍（书）的编纂与翻译。汉籍（书）翻译是清代政治、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存与接续源于“首崇满洲”的基本国策和“文化整合”的现实需要。作为汉籍经典和儒学的核心载体，“四书”中蕴含着丰富的伦理观念与道德准则，它的翻译从一开始便具有思想统制和教化旗人的政治动机，以及丰富的政治、文化意涵。通过引导、规范“四书”翻译，阐述其教义精粹，统治者不仅有效缓和了满、汉民族之间的关系，促进了民族交流，而且完善了治国方略，巩固了政权统治，实现了以“译”求“治”的基本目的。

关键词：

崇儒重道   “四书”   治统与道统   思想统制   国家治理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基金项目“晚清西学翻译中的政府因素研究”（GD16XWW17）、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西方翻译政策比较研究”（14BYY009）的阶段性成果。

“崇儒重道”是汉代以降，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文治之道。作为历代统治者信奉的官方哲学，孔、孟学说及其代表的儒学价值体系长期享有“定于一尊”的社会地位。对社会大众而言，儒家学说是其普遍信仰和精神支柱。对统治者而言，儒家学说则是其建构精神威权，实现帝王敷治的重要工具。清代的官方文献中，并未明确出现“文化政策”字样，而是代之以“文教”“教化”等概念，但这并不能说明清代的文化建设缺乏既定的政策理念与行为准则。恰恰相反，自顺治十年起，清廷即制订了“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将中国传统的文化概念融入政治实践，并在嗣后各朝逐渐形成“兴文教”“崇经术”的治国方针。如康熙九年提出的“圣训十六条”、乾隆年间修纂的《四库全书》等，都是“崇儒重道”的重要实践。在文化政策的范畴中，“崇儒重道”有其衍生物，如科举取士、博学鸿词等，而访求、编纂书籍，以及翻译汉文典籍等也是其重要内容。清代的汉籍（书）翻译既面对“四书”“五经”等儒学典籍，也面对《金瓶梅》《西厢记》等通俗作品。尤其是前者，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伦理观念与道德准则，它们的翻译有效沟通了满、汉民族之间的关系，促进了文化交流。通过引导与规范翻译事业，统治者不仅学习了汉族文化与典章制度，而且以思想为治术，完善了治国理念与模式，建构了政权的合法性，实现了“治统”与“道统”的和谐统一。

一、“四书”满译的接受条件

“四书”又名“四子之书”，含《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部。作为儒家学说的集大成者与核心载体，“四书”汇集了孔、孟思想之精粹，既是儒家先哲思想与智慧的集中体现，也是儒学形成后发展与嬗变的历史结果，其翻译与应用成为满清统治者教化旗人、治国安邦的“道统”之源。

（一）“崇儒重道”的意识形态传统

满洲君主对汉儒经典的关注始于太宗时期。太祖年间，虽然统治者也注重吸收汉族文化，并开始认同儒家思想，但鉴于当时的民族发展状态与社会结构等，汉化儒化的成效较为有限。如天命十一年，太祖示谕诸臣，其中广征博引，论及《孟子》《忠经》等，宣扬君臣修德、体悉民意等，但此举未能消除太祖对汉学汉儒的防范与仇视。

太宗即位伊始，政权未稳，教化未开，而统治者积极致力于汉化进程，不仅设立“文馆”以吸引汉族儒士，而且应汉官王文奎、宁完我、仇震等人奏请，派员以满文选译“四书”“五经”，每日进讲，以便听政之暇观览默会。崇德二年，又从《大学》中征引“修、齐、治、平”之道，训诫满洲权贵，饬令其“谨好恶之施”，“审接物之道”，“存忠直之心”。这么做，既是为了笼络汉臣，也是为了体现自身的观念和主张，即通过推广儒学，将汉族传统的道德规范运用于政治实践与文化建设。世祖亲政后，也多次采纳汉官谏疏，诏见儒臣，讲求圣学，开明纲纪，命人于“四书”“六经”等汉籍中，选取“有裨身心要务，治平大道者”，或朝夕讨论，或经筵进讲，“以成君德”。同时，命“内三院”选取满、汉词臣及“学问淹博者”，充任日讲官，以备咨询。世祖推崇儒学，也有统治汉人，完善国家治理之意。所谓帝王为政之道，抑或贤哲修身之法，皆本于德而成于学。换言之，便是以儒学中的道德规范为标准，从中摘取忠臣、孝子事迹，使帝王成为明理之君，常人成为笃行之人。

圣祖康熙帝儿时勤学，其典学之勤“古未有焉”。圣祖通贯于《大学》《中庸》，又能从《尚书》等典谟训诰之中体会帝王孜孜求治之意。圣祖认为，“至治”之世，当以“教化”为先，而非以法令为亟，尤其是程、朱理学，其体裁简要而义理精深，不尚词华而“主于明道”。圣祖将儒学视为治国之本，将程、朱理学视为柔远怀近、治汉抚民的工具，希望藉由儒学的无穷义理，实现治、道二统的契合。至于“品行端方，学术醇正”的世宗雍正帝，不仅因循顺、康年间的“崇儒重道”之策，而且主张“三教并重”，以“诚”代“礼”，强调“五伦”乃“百行之本”，所谓师道之隆至盛于孔子，其圣人之道“为福于群黎”，“为益于帝王”。世宗从不讳言儒家学说对于君主统治之益，主张宣扬儒学，确立名教纲常。世宗去世后，继任者高宗开启了宽严相济的为政之道。《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中说，高宗九岁读书，十三岁熟读《诗》《书》及“四子之书”，其儒学修为不逊于历代汉族帝王。高宗认为，圣人之教在“明理”，而儒学乃“群贤传心之要典，帝王驭世之鸿模”。（清）庆桂等：《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页。为此，他多次论及“道统”，希望通过表彰宋儒，将“治统”与“道统”的关系加以调整，阐述理学治国之理念。可见，推崇儒学，关注汉籍经典，并非清初之时的权宜之计，也是嗣后诸帝的治国方略，这一点为诸帝敕译“四书”准备了意识形态条件。

（二）儒学“官学化”的学术环境

“四书”学官学地位的制度化始于元朝仁宗（1311—1320）年间。皇庆二年（1313），仁宗应集贤大学士王约之奏，敕令恢复科举，史称“延祐复科”。由于仁宗本人熟读儒籍，耽于释典，主张汉化，曾敕译《大学衍义》等为蒙古文，因而本次复开的科举自然以儒学知识作为重要的考试内容。据《元史》记载，延祐二年的廷试共分两场，其中头场即考“经问”，分别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中设问，要求义理精明、文辞典雅。

清初以来，“四书”学亦得统治者重视，这一点与儒学的官学化不无关联。众所周知，天命年间，由于统治者防范汉民，排斥汉族文人与汉籍官员，儒学的发展严重受阻。但天聪朝以后，太宗从太祖屠杀汉人的行动中汲取教训，并从清、明两军交战中领悟读书之理，要求诸贝勒和大臣子弟读书，令其知晓“应对、进退之节”，以及“礼、义、廉、耻之道”，使“任人者开心见诚，任事者尽忠竭节”。然而，儒家典籍浩瀚繁多，读书务必条分缕析，得其精要，而“四书”者涉及帝王治平之道，以及正心、修身、齐家之理，自然最为紧要。满洲入关之初，世祖因幼尚未亲政，朝政之事皆由摄政王多尔衮决断。后者虽然一再强调“首崇满洲”，却又不得不因应情势，推行“以汉治汉”。如顺治元年十月，山东巡抚方大猷奏请将孔允植（孔子第六十五世孙）袭封“衍圣公”兼“太子太傅”，并由朝廷钦定孔允钰、颜绍绪、曾闻达、孟闻玺等为“《五经》博士”。户科给事中郝杰以历代帝王无不懋修君德为由，奏请开设经筵，由朝廷遴选端雅儒臣，翻译、进呈《大学衍义》《尚书》等。多尔衮摄政期间，虽然朝廷未能推行经筵制度，但此时的文化环境显然认同了儒学经义。至世祖亲政后，纳汉官建议，以“经筵”讲圣学、开纲纪，“四书”等汉籍被相继翻译与进呈。世祖对儒学、日讲等有深刻认识，认为其可以成就君王之道，遂命内三院挑选学问淹博的满、汉词臣研习汉文典籍。虽然世祖对汉籍的兴趣主要在《孝经》《易经》上，但在兴文教、崇经术、开太平的政策感召下，以“四书”“五经”为首的儒家学说亦备受重视。

与清初三帝相比，圣祖康熙帝对学问的兴趣更加浓厚，接受的儒学教育也更加完整。《康熙起居注》中说，圣祖通贯“四子”之书，常以《大学》《中庸》训诂询之左右。他认为，从来“经筵”之设，皆因帝王耽于学问，勤求治理，因而不可流于形式。圣祖学习儒典儒学，不仅态度上极其重视，而且行动上以身作则，对《四书》《五经》等皆有研究，如“日讲”中凡碰到可疑、未协之处，即与讲官反复讨论，以便义贯理通。圣祖推崇儒学，既有自身重视的原因，也有汉官的力主和推广。如康熙六年六月，熊赐履奏请“讲明正学”，认为匡扶正教，敦崇实行，必读《论语》《孟子》等。圣祖尤其推崇朱子之学，认为朱子注释群经，编纂著述，皆能“明白精确”，这一点即是其醇儒耆学的体现。同上，第5—6页。圣祖曾指出，天下“治统”出于宋儒，尤其是朱子学说，阐发精微，说理详明，于政事、日用、身心性命等，皆有实益。如朱熹阐释《大学》，开后人而教来者；阐释《论语》《孟子》，裨于世道人心；阐释《五经》，则理正言顺，和平宽弘。对圣祖而言，倡学“四书”的好处是多方面的：其一，可以治汉抚民；其二，可以劝勉臣民忠君爱国；其三，可以树立“道统”守护者的形象，实现“治统”与“道统”的结合。通过将上古儒学，以及与之一体的程朱理学锻造为官方的正统学术，统治者成功地将政治势力延伸至文化领域，将“皇权”塑造成符合儒学中“内圣外王”学说的“圣君”形象。

世宗时期，尊孔崇儒亦如既往。《清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中说，世宗对先祖崇儒重道的政策深表敬仰，其本人对孔子的尊崇亦超越前代，认为自古师道无过于孔子，而师道属“五伦”，“五伦”又为百行之本。世宗认为，至圣学说以仁义道德启迪人心，既为福于群黎，又为益于帝王，可以用之正三纲，明五伦，辨名分，正人心，端风俗，使继天御宇有所则傚。否则，若无孔孟学说，则世道人心必受其害，以致尊卑倒置，上下无等，礼越义悖。世宗不仅自身尊孔倡儒，以圣人之道敷政立教，也以儒学之义教化皇族。如高宗自九岁读书，十年间所朝夕从事者如“四书”“五经”，又如《大学衍义》《古文渊鉴》，无论上古儒学，还是宋儒诸书，皆能穷其旨趣，探其精蕴。高宗认为，群圣传心之要典乃帝王驭世之鸿模，所谓上继绝学，下开来裔，有功于世道人心。高宗之所以表彰宋儒，其深层目的即在于建构“治统”，因为“治统原于道统”，因而推广儒学有助于治国理政，化民成俗，修己治人。总之，通过将上古儒学，以及与之一体的程朱理学锻造为官方的正统学术，统治者成功地将政治势力延伸至文化领域，将“皇权”塑造成符合儒学中“内圣外王”学说的“圣君”形象。所谓崇正学尚经术，既是入圣之阶梯，又是求道之塗辙，不可不讲明，也不可不切究。虽然清初以来统治者对儒学的认识途径不同，深浅有异，目的上却是大同小异，这一点为《四书》等儒学典籍的敕译与刊行创造了条件。

二、以译求“治”

清初，关外的满洲人普遍不识汉字。然而，透过达海的翻译，旗人中也能兼通汉书者亦不在少数。为了学习汉制，作为临政规范，统治者也积极阅读《四书》。例如，世祖即位之初，即令内院他赤哈哈番阿什坦翻译《大学》《中庸》等书，接续前朝汉籍翻译之传统。《八旗通志·初集》中说：

世祖章皇帝顺治二年，……时天下初定，满汉人文渐盛，凡公事兼用满汉文。阿什坦翻译《大学》、《中庸》、《孝经》，及《通鉴总论》、《太公家教》等书，刊行之。

据《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可知，阿什坦翻译的儒学典籍中，仅有《孝经》一部得以留存，且此书刊刻时间不明，但从上文记载看，阿什坦的翻译曾经覆盖“四书”，这一点当属无疑。有清一代，统治者对儒学之重视，可从两点得到印证：其一，是官刻的大量汉文经典；其二，是翻译、刊行的儒家典籍。以前者为例，顺、康、雍、乾四朝年间，官方刊印的儒家典籍计三十二种。其中，属“四书”范畴者如《日讲四书解义》（喇萨里等撰，康熙十六年）、《四书章句集注》（朱熹撰，康熙年间）、《五经四书读本》（雍正年间）等。至于官方刊刻的儒家典籍满文译本，自顺治十一年至咸丰六年，共计二十五种。在这些译本中，关涉“四书”者计有七种，包括《大学衍义》（福达礼等译，康熙十一年）、《（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喇萨里、陈廷敬等奉敕撰，康熙十六年）、《御制翻译四书》（鄂尔泰等译，乾隆六年）、《御制翻译四书》（清高宗敕译，乾隆二十年）、《御制翻译礼记》（清高宗敕译，乾隆五十七年）、《大学衍义》（孟保译，咸丰六年）等。以上书籍的译印表明统治者试图倡导儒学，使之与官方学术政策相吻合的强烈意愿。

清代诸帝敕译“四书”，有其深层原因。简单来说，便是国家治理对于人伦教化的要求。世祖顺治帝曾在《御制诗经序》中指出，《诗经》旨在“明性意”“崇礼义”，可以敦厚人伦，端正教化，“以之事君必忠，以之事父必孝”。《诗经》的情况如此，“四书”的情况亦如此。早在清军入关之初，阿什坦即奏请世祖敕译儒学典籍，认为学者立志当以圣贤为期，读书之人当以经史为重，此外则将杂书秽言等予以禁饬，不许翻译。由此可见，世祖敕译“四书”有着明显的“教化”考量。康熙十一年，圣祖命福达礼翻译《大学衍义》，后者于同年译就成书，交内府刊刻。翌年，译本进呈孝庄皇太后及圣祖本人御览，获高度赞誉与肯定。《康熙起居注》中说，孝庄皇太后对圣祖敕译该书，并颁赐群臣，表示极大欣慰，并在亲览该书译本后指出其“法戒毕陈，诚为切要”，有益于“致治兴化”，也有助于“人主代天理物”。圣祖康熙帝不仅有着很高的满文造诣，他对中原文化的热爱亦超越前代。如康熙十二年五月初一日，圣祖命傅达礼、熊赐履、孙在丰等于弘德殿进讲《论语》，内容包括“归与归与”“伯夷叔齐不念旧恶”“巧言令色足恭”等。五月初三日，又令傅达礼讲解《颜渊、季路传》。圣祖对《论语》的热爱达到了朝夕玩阅、手不释卷的程度，这一点为“四书”的翻译添设了动因。圣祖认为，天德王道之全、恪己治人之要，皆在《论语》一书，而《大学》《中庸》等同系孔子之传，因而阐发其义理，使其与诸经史一体进讲，可以裨益政治。康熙十六年三月十三日，经筵讲官喇沙里（翰林院掌院学士兼教习庶吉士）在弘德殿进讲时，圣祖曾明确饬令其刊刻《四书讲章》。同年十二月十八日，《（清文）日讲四书解义》于装潢后进呈御览，总裁官即为喇沙里，满文翻译官则为翰林院待诏敦代等十五人。为了表示自己的“崇儒重道”思想，圣祖不仅躬行著述，先后辑成《日讲四书解义》等，而且继续敕译《日讲礼记解义》，后者虽未译竟，但相关译本存于翻书房，为后世翻译创造了便利。

乾隆年间，高宗敕纂《三礼义疏》，于是取《日讲礼记解义》作为参照，并命儒臣将其续译授梓，以备“五经”之全。高宗在位六十载，期间敕译的汉文典籍举不胜举，如《御制翻译周易》《御制翻译诗经》《御制翻译春秋》《御制翻译书经集传》《翻译潘氏总论》《翻译黄石公素书》等。此外，另有《御制翻译四书》《御制翻译礼记》等书。上述书籍的翻译初衷和目的并不完全一致，但其中主要者即是为了借儒学经义启迪人心，裨益政治。如乾隆六年，高宗命鄂尔泰重新厘定《日讲四书解义》，同年即译成《御制翻译四书》，由武英殿刊刻颁行。乾隆二十年，高宗再次敕译该书，是为满、汉合璧本，仍由武英殿刊印。高宗对于该书的翻译、重译之重视，在《御制翻译四书序》中得见一斑，其中指出：

朕于御极之初，命大学士鄂尔泰重加厘定，凡其文义之异同，意旨之深浅，语气之轻重，稍有未协者，皆令更正之。然抑扬虚实之间，其别甚微，苟不能按节揣称，求合于毫芒，而尽祛其疑似，于人心终有未慊然者。几暇玩索，覆检旧编，则文义、意旨、语气之未能吻合者，仍不免焉。乃亲指授翻译诸臣，参考寻绎，单词只字，昭晰周到，无毫发遗憾而后已。

上文对《御制翻译四书》的缘起、目的均有详细说明。换言之，鄂尔泰受命厘定之后，该书在文义、意旨、语气上仍有不合于原著者，因而重译之事势在必行。至于重译的目的，是为了力求译文之精准，所谓“单词只字，昭晰周到”。同时，高宗对于“四书”翻译之难也有深刻认识：

夫意蕴渊深，名理无尽，文字为人所共知共见，而一一归于至当，尚必待功力专勤，至再至三而始得之，可以知学问之道，功逾加则业亦逾进，况夫体备于躬行，发挥于事业，茍非俛焉日有孶孶，精益求精，而欲底于有成难矣，学者慎毋以浅尝自足，而惮于有为也哉，是为序。

一方面，高宗令鄂尔泰厘定“四书”译本，使其在文义的异同、意旨的深浅，以及语气的轻重等方面与原著相协（合）；另一方面，高宗又亲授翻译诸臣，要求其参考寻绎，以便在译文处理的所有细节处务必昭晰周到。高宗认为，以满文翻译汉书，不可局限于汉文字词，拘泥于既成之语，若不能通达会意，将导致译文粘带原文语气。他指出：“翻清必顺满文会意，方可令人易晓，若舍满文语气，因循汉文翻译，则竟至失却满文本意。”与《康熙起居注》和《日讲四书解义》相比，《御制翻译四书》中的有关翻译既有相同，又有差异，前者主要表现在内容的翻译上，后者则表现在句型、语法等形式特征上。但不论译本如何变化，作何调整，有一点却是万变不离其宗，即以译书为手段，推崇“四书”经义，从万世“道统”中寻求万世“治统”之目的。

三、以译“化”民

“四书”译竟之后，循例有两种传播途径：其一，颁赐文武百官；其二，拨付各地旗学。以《大学衍义》为例，该书于康熙十一年分别发行满文，及满、汉合璧两种译本。经傅达礼奏准，有关译本除颁赐“诸王、文武各官外”，“仍存剩二十二部”，后者拟“著分给八旗官学各一部，以资肄习”，若仍有剩余，则由衙门暂收，待嗣后再行处理。除“颁赐”与“拨付”外，清代官方译印的汉文书籍另有其它流通管道，如“陈设、存档”“发卖”“翻刻”等。然而，鉴于“四书”学的官学地位，“四书”译本完成之后，乃主要用于群臣阅读，以期正心。同时，译本一经告蒇，往往被陆续分拨至旗学，作为教材供八旗子弟学习汉文、汉制。康熙六十一年，圣祖仙逝，世宗即位，此时朝廷除继续推行面向八旗满族、蒙族的汉文教育之外，也效仿前朝在各地官学开设的课程中继续推行满、汉文翻译一科，以及“四书”“五经”教育。《清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中说：

雍正二年十一月癸卯谕礼部：“考试翻译举人，不必分作三场，只须一次考试，一日一夜，量其所能，章奏一道，或《四书》，或《五经》酌量出一题，其优劣便已可见。此考试并无汉文……”

雍正十年，鸿远堂刊刻《四书字解》，即是世宗对该书翻译的重要贡献。该书共分四册，以汉、满两种文字标注，既是标音辞典，也是注解辞典，可助满族官员与子弟学习汉语和汉族文化。高宗在位期间，由于满人入关已近百年，其国语（清语）水平日渐退化，且满人生活与文化的“汉化”现象较为普遍，满语作为满族母语及所谓“国语”的纯洁性受到挑战。高宗对此心生担忧，因而令在翻译“四书”等汉文典籍时，将汉语音译借词从满语中加以扫除。同时，降旨特考“国语”法则，要求大臣考试马步、骑射与翻译，择优封授爵位。然而另一方面，“四书”的翻译仍在进行。如乾隆十六年，高宗命鄂尔泰用新定满文重译“四书”，要求“逐日进呈御览”。乾隆二十年，《御制翻译四书六卷》的满汉合璧本终于成书，译本经武英殿翻刻发行之后，被颁赐各个学堂，留作教学之用。

为培养旗人子弟兼优清、汉，精通翻译，清朝政府先后于顺治、雍正年间创设翻译考试、翻译科考，考选“可任职事”的旗人学子进入仕途。特别是翻译科创设之后，虽然考试范围屡有更易，“四书”作为考试内容却鲜有变化。以翻译乡试为例，雍正元年的规定是将其分为三场办理，其中“头场”从《四书解义》《大学衍义》等书中命题三道。雍正二年，世宗降旨，以“考试翻译举人，即作三场考试，亦无非翻译”为由，令改为一次考试，分一日一夜进行，考试内容包括奏章翻译题一道，以及“四书”或“五经”题一道。乾隆元年，经礼部议准，翻译科试题改为《性理精义》与《小学》题，字数在三百以下。然而，仅仅过了两年，又复改为清文“四书”题一道，外加钦定翻译题一题。乾隆七年，礼部议准翻译会试则例时，也规定第一场考试“四书”清文一篇。乾隆四十三年，又奏准翻译乡试比照旧例，只考一场，以“四书”清字论为题，并考翻译题一道。同时，翻译会试的第一场也用“四书”清文题为题。

清代科试对四书文的倚重，与“四书”的翻译传统密不可分。“四书”译本在旗学中的广泛使用，以及译本颁赐群臣后作为个人阅读的材料，说明儒家典籍的翻译与刊印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与应用价值，对于提高旗人的文化素质，完善统治者的治国理政，意义深刻。众所周知，中国历史悠久绵长，科举考试从来不是单纯的考试制度，而是一种“统合功能体”。这种功能体与社会的政治现实和政治结构，以及社会文化的其它领域密切互动。清初以来，政府对“四书”的重视亦如前朝，清代科举也以时文取士为主。如商衍鎏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说，清代童生之县试共分五场，其中第一场为正场，考试内容即为“四书文”二篇，即考试内容限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书。第二场为“招复”，又名“初复”，同样考试“四书文”一篇，外加性理论或者孝经论一篇，内容上仍属儒学范畴。第三场为“再复”，仍试“四书文”或经文一篇，外加律赋、五言八韵试帖诗等。童生县试之后，续考府试和院试，其中院试正场同样含“四书文”二篇，复试则含“四书文”一篇、经文一篇。清初因袭明制，生员照例必须参加岁考与科考，同时生员、贡生、监生也必须参加录科和录遗，这些考试中也多含“四书”题。与童试不同，清代乡试为三年一科，逢子、午、卯、酉为正科，另有恩科之设，原因或为新君登极，或为各式庆典。乡试之后，又举办会试和殿试，虽然考试程序不尽相同，但考试内容上多涉及“四书”等汉籍经史。虽然清代乡、会二试的命题迟至乾隆五十二年方有定制，但从顺治三年定八旗科举命题规则以来，历科乡、会试的首场基本仍以“四书文”为主。如乾隆九年，学士方苞奉敕辑成《钦定四书文》，因而礼部奏准嗣后乡、会二试，以及岁试与科试等，均应遵从该书。乾隆二年，孙嘉淦奏请国子监仿宋人胡瑗之议，以经义、治事分齐。不久之后，国子监监事赵国麟又奏准国子监生在经义、治事之外，兼习时艺。为此，高宗颁赐《钦定四书文》给六堂（率性堂、诚心堂、崇志堂、修道堂、正义堂、广业堂），以资国子监生诵习。乾隆年间，虽然批评时文者不乏其人，如兵部侍郎舒赫德，认为时文“徒空言而不适于用”，不足以得人才，但以时文取士仍行不废，其中原因诚如鄂尔泰所说，乃是因为时艺所论“皆孔、孟之绪言”、“精微之奥旨”，不仅可以“范其规矩准绳”，而且可以“密其法律”，此举对培养“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着实有益。

顾炎武对于清代科举曾持异议，认为以时文取士，非但不能得人才，反而可能败坏人才。可即便到了晚清，所谓“正途”人员诵读孔、孟之书，仍大有人在。其中原因，正在于旗学乃联结士人与国家的重要纽带，它既是专门的教育机构，也是帝王教化的载体，而科试则是政府取士任人的主要途径。旗学与科试中，以“四书”译本作为学习与考试内容，不仅为政府培养了参政治国的学儒、名臣与译才，而且在旗人中塑造了积极进取的士人精神，培养了忠君爱国之才，强化了不同族群对皇权思想的认同，其教化意义不可小觑。例如，皇太极主政期间，朝廷积极纳取汉官的经验与认知，提出了许多深具汉文化内涵的改革建议。这些建议不仅指出了满洲与汉族政权明朝在文化背景、立国条件中的显著差异，而且强调“参汉酌金”的重要意义。在思想观念方面，皇太极通过汉籍官员的积极引介，并透过“讲解翻写”的方式，加深了对于汉族文化的认识，积极推进汉籍汉书满译事业的发展，特别是讲述修齐治平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作为治国与理民的必备书目。康熙年间，满汉文化进一步磨合，两种意识形态进一步角力，鉴于满洲保守势力的反对，圣祖为此推出了“率循祖制，咸复旧章”的做法。然而另一方面，圣祖对于汉文化的价值观念愈发重视，要求旗人娴习汉文典籍，尤其是“非《六经》《语》《孟》之书不读”，以此敦崇实行，扶持正教，实现以“教化为先”，“化民成俗”的基本国策。为了能媲美古来帝王“致治隆文”的作为，圣祖康熙帝不仅博采遗书、留意典籍、编订群书，视其为个人政绩，而且力主将汉族的主流学术体系和道德规范与旗人的教化进行联系，将其定为臣民一体遵循的准则。至乾隆年间，在经历了雍正时期力倡孔子之教，以及嗣后又将“圣训十六条”演绎为《圣谕广训》之后，高宗再次以“稽古右文”自期，致力于“四书”等汉籍汉书的编纂工作，沿袭清初以来既定的文化沟通与文教政策，深化其内容，扩大其规模，以达到正人心、厚风俗的教化目的。

四、“儒化”“帝”思

“四书”翻译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旗学教育、科举考试中，也体现在“经筵”制度中。所谓“经筵”，乃帝王为讲论经史而设的御前讲席，始设于汉唐，宋代以后改称“经筵”。古代的“经筵”制度集多重属性于一身，它既是帝王教育制度，又是政治制度，更是传统的礼仪制度。以帝王教育制度而言，“经筵”之设的目的在于正君心，成君德。作为政治制度，“经筵”旨在制约皇权，强调“道统”相较于“政统”的优先性。而作为礼仪制度，“经筵”的本质则是帝王的道德教育。

清朝立国之初，“经筵”“日讲”等沿用明制，二者仍为帝王教育的主要形式。顺治九年，清廷开设“经筵”与“日讲”制度，五年后初设“经筵礼”，以示朝廷之重视。《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中说，顺治九年十月：

皇上得二帝三王之统，当以二帝三王之学为学。凡《四书》《六经》及《通鉴》中有裨身心要务，治平大道者内则朝夕讨论外，则经筵进讲，君德既成，天命自相与流通矣。

顺治十三年二月，吏科给事中王启祚奏陈世祖：

皇上博览群书，内院诸臣翻译不给……请自今除《四书》《五经》以及《资治通鉴》《贞观政要》《大学衍义》有关政治者时，令日讲诸臣进讲外，其余姑且缓之。

可见，无论“经筵”或者“日讲”，内容多为汉文典籍，其中尤以“四书”最受帝王与讲官青睐。讲官们或为汉族，或为满族，各自翻译并撰写《四书讲章》，将其进呈皇帝御览，其中正本交由皇帝使用，讲官则使用副本。讲官进讲时态度极其认真，过程颇多讲究。《大清会典》中对此曾有记载：

满汉讲官分撰，翻译、缮写毕，先期以正本进呈御览，每日皇帝御乾清宫升座，满汉常川进讲官捧副本入，置讲案上，行一跪三叩头礼毕，两旁侍立，以次诣讲案前进讲，讲毕，各官退……每岁终汇写《讲章》进呈。

康熙四十六年三月，圣祖命喇沙里、陈廷敬等将所有使用过的《四书讲章》加以汇总，并据此撰写讲义。同年十二月，汇总以后的《日讲四书解义》由内务府进呈圣祖御览，并获允肯。圣祖不仅自己学习《日讲四书解义》，而且也将它颁赐给满朝文武大臣，不论满、汉，皆是如此。直至乾隆五年七月，该书还被高宗颁赐给奉天各义学。乾隆四十九年，朝廷开设“皇帝临雍讲学”制度，仍将“四书”作为重要的讲授内容。除《四书讲章》和《日讲四书解义》外，“经筵”和“日讲”中为皇帝讲解的内容还有其它汉文典籍的翻译作品，如《四书衍义》和《大学衍义》等。这些书籍涉及儒家思想，和清朝统治者的治国理念不谋而合，因而深得圣意。如顺治十一年，世祖令内三院开展了《大学衍义》的翻译和校对。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此项工作未能完成。康熙六年，熊赐履上疏圣祖，力主后者研习《大学衍义》。五年之后，圣祖即谕傅达礼，要求其续译《大学衍义四十三卷》。同年十月十六日，译本由内务府刊行，卷首印有有“御制翻译大学衍义序”等字样。清朝末年以后，虽然国力日益衰落，政治渐行腐败，但相关汉文典籍的翻译仍在进行。如咸丰六年间，孟保受皇帝钦命，以所谓钦定满文重译《大学衍义》。同年，由文庆主持并由穆荫协同校阅的《翻译大学衍义》（即《大学衍义四十三卷》）正式刊行。该书为满、汉合订本，虽然规格不及康熙钦定本，但卷首依然印有“御制翻译大学衍义序”字样，其所获重视程度与前者并无区别。无论是作为汉文典籍的“四书”“五经”，还是作为翻译或编译作品的《四书讲章》《四书衍义》，它们的讲授既是满族统治阶级了解、接受汉族文化的特殊载体，也是统治者因应形式需要，正确实施治国理政，维护政治利益的重要工具，其价值与意义早已超出语言与文化学习之范畴。

五、结语

清代中前期的“四书”翻译，及统治者对“四书”的推崇与应用，有其深刻的政治、文化意涵。清初之际，特别是太祖、太宗年间，统治者崇尚文治，主张以文教佐太平，汉籍的编定、征集成为巩固政权的重要手段。世祖冲龄即位后，也以崇祀孔子，倡导儒学，恢复科举等作为宣扬文教的重要措施。而所谓“兴文教，崇经术”，即是通过翻译、编纂、刊刻儒家经典，阐述其教义精粹，实现砥砺道德、崇奖正学、匡扶政治之目的。圣祖亲政前，朝廷政事纷更、法制未定、职业堕废、士气日靡、文教日衰、风俗僭侈，但康熙八年之际圣祖再次宣布“缵承丕业，文治诞敷”，重启崇儒重道、文教治国的传统，其中特别强调“化导”“尚德”“人伦”“正学”等“四书”的核心主张。一向以“遵守旧章”自称的世宗皇帝，不仅崇祀先圣先贤，表扬忠孝节义，而且搜罗名蹟藏书，以便理明学正。如在《圣谕广训》之“隆学校以端士习”条中，世宗明确指出士子应当以孝悌为本，以才能为末，以器识为先，以文艺为后，将学校教育、士品文风等作为文治教化的根本，与“四书”诸籍中的忠、孝观念一脉相承。正如高宗所言，“四书”乃群圣传心要典、帝王驭世鸿模，为君者应当“优入圣城，茂登上理”，舍此别无它法。虽然高宗推崇朱子理学，但其在论及“道统”时也一再强调上古儒学，认为朱子之学的精蕴在于其“得历圣传心之要”，并为此敕令重译“四书”。“四书”的重译既是对清初以来以汉籍翻译作为治国理政手段的传统的继承，也是在整理、修订满语后，将其应用于翻译的一次具体实践。通过重译“四书”，朝廷不仅考验“新满语”的适用情况，最大限度地保持满洲民族语言的独立性，而且有效实现了朝廷寄望于汉籍满译中的政治意图与文化沟通用意。

毋庸置疑，清初以来的汉籍（书）翻译系清代政治、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背景上看，汉籍（书）的翻译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的因素：其一，是统治者反复提倡的“首崇满洲”的基本国策，以维护“满洲根本”于不坠；其二，是统治者在满、汉民族之间进行的文化整合，此举令统治者可以学习汉族文化，汲取汉人的治国理政经验，建构政权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所需的文化、意识形态基础。通过引导、规范汉籍（书）的翻译，统治者不仅在满、汉文化之间互通有无，阐明法度，维护正统，端正满洲的人心风俗，而且以译书作为临政规范，撷取帝王为政之道，完善国家治理理念与模式。表面看，汉籍翻译乃是翻译的问题，实际上则是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问题，是政治与文化统制和建设的问题，是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问题，其意义不言自明。

作者简介：

宋以丰（1975—），男，文学博士，湖南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的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