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7期P13—P14

作者： 康子兴

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摘自《社会》2022年2期，王宁摘

自发表以来，《鲁滨逊漂流记》已引起许多古典思想家的关注，卢梭、李嘉图、马克思、韦伯都对其做过评论。他们的评论围绕如何理解现代社会展开。从鲁滨逊身上，他们看到自然道德、商品的劳动价值、资本主义精神，乃至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所以，《鲁滨逊漂流记》是一个具有浓厚社会理论色彩的寓言。这些思想家虽然生活在不同时代，也从各自的视角来思索现代社会，但都将思考投射到鲁滨逊身上。他们有一个共识：鲁滨逊是一个典型的现代人，他拥有一颗现代的心灵，其生活也能呈现现代社会的结构。这些古典思想家对鲁滨逊的评论也在无形中塑造了一个传统，使鲁滨逊的故事成为关于现代社会的起源、现代社会的精神与危机、现代社会的道德与罪恶的某种“战场”，学者和作家们在此展开争夺。

鲁滨逊的贸易：海洋帝国的结构与危机

笛福谱写了鲁滨逊的个人生活史，把它作为透视时代的媒介。“海洋”构成了鲁滨逊人生的主题。那么，“海洋”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说鲁滨逊的人生是时代的切片，那笛福为何要塑造这样一个海洋人呢？是不是因为，在他看来，“海洋”构成了最为重要的时代问题，并成为影响社会秩序的强大力量？

斯密与笛福差不多是同时代人。在《国富论》中，斯密勾勒了欧洲由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在他的笔下，欧洲的社会变革遵循一种“倒退和不自然的秩序”，而海外贸易的发展瓦解了封建领主的权力，成为这一变革最为直接的动力。对于海外贸易对民情与社会的影响，笛福与斯密有类似的判断。对其所可能导致的危机，他也有类似的警惕。海洋对鲁滨逊的意义，就是贸易或帝国对欧洲社会的意义。

在笛福的笔下，远洋贸易把“快速致富”的欲望与幻想带到鲁滨逊的故乡，在年轻人心中注入贸易与冒险的热望。他们相信，海外是成就富贵与荣耀的场所。海洋帝国的成长在年轻人心中和社会民情里掀起革命。列强为垄断贸易而争夺海洋，打造帝国，它们立基于征服与战争，而非和平。于是，借助商船与军舰构建起来的世界秩序便包含了多重冲突与危机。首先是征服者与殖民地之间的冲突与对抗，殖民地的经济结构与政策完全服从并服务于母国的商业利益，沦落为后者的附庸。其次，母国的商人阶层与其他民众之间也存在对立。再次，当海洋帝国纷纷建立，欧洲列强之间的猜忌与对抗便延伸至帝国层面，各帝国成为封闭的政治经济体系，彼此冲突，相互侵夺。正如一夜暴富的想象令个人头脑发热一样，走向帝国的荣耀也令国君血脉偾张。在这样的时刻，帝国与个人高度同构，均受狂热与迷信支使，对凶险的前路浑然不知。

鲁滨逊出海之后，几经历练，先后成为水手、商人、种植园主和贩奴者，一步步深入帝国结构深处。结构当然是人为设计的结果，也展示出作者的意图：笛福希望借鲁滨逊的游历来呈现他对海洋帝国的反思。

欧洲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美洲种植园生产和非洲的奴隶构成了帝国的基本框架，这是一个层级式的帝国架构。殖民地贸易是海洋帝国最外在的表象。如果只关注这一层，欧洲与殖民地的关系就只呈现为一种对等的商贸关系，更深层的掠夺与压迫就会被掩盖。实际上，输往欧洲的商品由种植园生产，种植园的土地是欧洲殖民者武力征服的结果，种植园的劳动力则主要是来自奴隶贸易。如果社会中的一切财富都由劳动创造，那么，奴隶贸易与种植园的奴隶劳动就构成了海洋帝国的两大根基。也即，一种彻底的压迫关系支撑起了帝国与贸易。通过对鲁滨逊人生史的描画，或者说，通过对鲁滨逊出海情节及内在结构的精心设计，笛福揭露了第一代海洋帝国的内在结构，也披露了它的内在罪恶与不义。

鲁滨逊的劳动与帝国的重建

笛福描绘了愤怒而凶险的大海，也刻画了如大海一般危机四伏的社会。在海洋承载的帝国秩序中，战争无处不在。帝国的商业与政治秩序塑造了鲁滨逊的心性，让他对人世与社会抱有一种特殊的理解。在他看来，世间是一个角力场，充满了利益的纷争与冲突。在这样的社会里，只有通过冒险与征服获取财富与权势，人才能获得安全，成就自己。

在上岛之前，鲁滨逊最深入地参与社会生活，沉潜到帝国最幽深处，但在某种意义上，他又承受着最大的孤独，尽管他对这种孤独毫无察觉。尽管他在社会浪潮里出生入死，浮浮沉沉，但在心灵深处，他仍是一个孤独者，不归属于任何一个群体或国家，也不归属于任何一个教派。表面上看，他仿佛是一个世界公民，但他更像是放逐在世界中的流浪者。所以，当他置身孤岛，繁忙而喧闹的社会事务从他身边撤走时，尽管他仍然保留着一个社会人的虚荣，但内心深处的孤独就浮现出来，以至于难以忍受。

当他遭遇地震，又感染疟疾时，他陷入了最为柔弱也最孤立无援的境地。一方面，面对自然重造山海的伟力，一切人为力量都显得渺小，鲁滨逊从文明社会带来的在岛上借以维生的智巧与技艺更是不值一提。另一方面，当他身体染恙，变得虚弱且痛苦时，他甚至无法支配自己。令人恐惧的噩梦也在病痛中启示着他：他非但不能支配外在的世界，而且根本无力摆脱自然的支配；他的一举一动都在造物主的关注之下，他所遭遇的一系列挫折都是造物主对他罪恶的警示与惩罚。

信仰重塑了鲁滨逊的生活，也重塑了个人与自然、文明之间的关系。信仰赋予他一个全新的观看自然与自我的视角，所以，虽然海岛没有任何改变，外在环境也没有变得更加温和宜人，但对鲁滨逊而言，荒岛不再是监狱，而是家园，是上帝赠予他的财产与国土。由于视角的转变，鲁滨逊自己也有了重大的变化：他不再贪求财富快速无尽的积累，也不再致力于通过掠夺与支配他人来成就自我。他开始认识到，财富的意义在于其用处，他的贪心因此被消解。他认识到了贪欲之罪，也体会到被神恩搭救的幸福，因此建立起一个不依赖他人的全新的道德自我。自此之后，神意智慧就成为他思考财产权、社会关系甚至国家与帝国秩序的依据。锻造了新的自我之后，鲁滨逊便在这个神圣的道德基础上锻造文明与帝国。

劳动是他体会神意与自然理性的方式，也让他在荒岛上打下印记。鲁滨逊在自身处境中体会到上帝的恩典，这份恩典也赋予他对岛屿的完全占有。由此，在财产权的意义上，他成为海岛的主人，获得了“王国”的物质基础。

所以，鲁滨逊不仅在岛上重建了自我，也重建了帝国，至少展示了重建帝国的基本原理。这个新生的帝国不以压迫和掠夺为基础，而是以鲁滨逊在荒岛上领悟到的神意智慧、自然理性为基础。人们遵照神意与理性劳动，确立道德秩序与财产权、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于是，文明成长起来，社会与政治秩序也同时成长起来。这是一个建立在自然法意义上的帝国，它打破了文明与野蛮天性上的隔阂，把两者融合到一个普遍的秩序中，认为它们具有共同的自然基础。他用劳动建立起文明，又在文明之上重建了帝国。所以，这既是一个与自然法相符的帝国，也是一个文明的帝国。

在某种意义上，笛福展示出一种思考自然法的新方式，这是一种文明与自然的历史辩证法，它使鲁滨逊能够将文明理解为一种具有内在差序但又深植于自然法土壤的普遍秩序，从而构建起一个统一的文明帝国。在这个帝国中，不同的宗教、生存模式与生活方式都依据文明秩序获得各自的地位，并普遍无差别地遵从自然理性与正义。

在当今世界，重商主义观念重新抬头，笛福对贸易与帝国的思考能够给我们启示。竞逐财富与权势的重商主义逻辑会引发冲突与战争，在风云变幻的时刻，我们最该关心贸易中的自然正义和文明的自然根基，从而在诸文明体之间求同存异，保持沟通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