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赵薇帮周星驰补的这双烂球鞋吗？）

我猜泾川队是个没啥油水所以没人关注的小队伍，且队员都不大牌，有球踢就很高兴了，暂时处于没有外部和内部干扰的局面。换句话说，泾川队约等于一个旁人难以干涉的单人项目，就像我们的运动员一直以来都占优的那些游泳、乒乓球、举重之类。单人项目大多没有敌手，多人项目大多成不了别人的敌手，这是体坛的怪现象。为什么那些基本上只要训练“如心使臂如臂使指”能力的单人项目和必须多人组合良好配合的多人项目差别这么大呢？是什么原因让台湾作家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感叹：“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是条虫……”？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怎么改变中国足球的现状，我只知道它和这个世界一样，总是需要改变，尤其需要纠错类改变。任何社会都会犯错，缺乏纠错能力就会酿成巨大灾难。对普通人来说，一个社会擅长高歌猛进当然是好事，但好事不一定都轮得到；而一个社会不善于纠错，那一定是坏事，且坏事往往很难逃避。就像国足，看上去啥办法都用过了，几十年下来依旧回天乏术——那一定是有个办法没用到，且恐怕很难用到。 

我很庆幸曾生活在一个好办法用上了的时代，或者说纠错后的时代，参与了经济腾飞的过程。我也深知坏办法能够让社会处于怎样的惨烈，几十年前缅甸的红色高棉在没有任何外敌入侵的情况下消灭了自己国家大约四分之一人口就是典型例子。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球队，办法用得好，就有可能用有限的资源取得很大的成就。例如基本没啥资源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已经荣登发达国家，名列亚洲前茅。不好的例子实在很多，古今中外数不胜数，大家不仅清楚，而且深深忧虑。

好在这个世界大部分地方都还不错，不管病毒怎么肆虐，世界杯还在进行，卡塔尔吸引世人目光至少要持续到这个月18号。这期间特别善于抢卡塔尔风头的就是跟它一衣带水的近邻伊朗。这个位于中国以西几千公里的国家，先是球队在赛场上拒绝唱自己国家的国歌，然后是今天宣布取消道德警察，很是让人关注。

宗教的事我说不好。基督教还行，有点君子可欺之以方的味道，说对说错它都不来找你麻烦；有些宗教说不得——这种不给人自由的宗教，自己也不应该有自由，这是我的观点。

不管大家怎么评价伊朗和它的国教，在道德警察导致一名不戴头巾的女孩死亡后，全国很多人挺身而出抗议，不少人——各种职业，各种年龄段，不是只有青年学生——为之付出代价。所谓千乎万换不如街头一占，还没有剧烈冲突，伊朗就取消了它的道德警察。我认为这是很强的和很必要的纠错能力，且因此改善了一点对MSL世界的看法，觉得他们也能在某种程度上组织好自己的社会，比某些地方还好点儿，例如黑非洲的某些国家。

我不知道如何组织好一个社会，那是有经天纬地之才的伟人擅长的事。在我有限的阅读中，我觉得福山的《信任》很接近真相。我不止一次推荐这部伟大的著作，相比而言他广为人知的“历史终结论”更像是一句神神叨叨的预言。在《信任》一书中他提到意大利南部和北部的差异大到令人惊讶。我们都知道意大利的汽车制造、时装和奢侈品等产业在世界经济版图中有一席之地，但这些产业都在北部，南部意大利（成书当时）几乎找不到一家管理良好的医院和学校，更谈不上有值得一提的产业。福山提出其原因之一就是社会成员间普遍缺乏良好的合作，难以建立起码的社会组织模式。那是自然的，在黑手党诞生的暴力为王的世界里肯定没法建立良好的商业模式。虽然电影《教父》让人对那帮人产生了不少好感，但肯定没人会认为古惑仔文化的发展会有利于香港的繁荣。良好的社会结构必然以协商为基础，而不能是黑社会那样你不同意我我就搞死你。

（直观展示一下，那些可能很过瘾但确实无法推动社会发展的方式）

这个世界反复向我们说明，良好的社会组织能够产生社会繁荣和个体快乐，以及类似泾川队的胜利，而不好的组织则会带来灾难。以我的愚笨，毫无希望为好的组织模式从何产生指明方向，我只能一次次在读到下列描述当今世界已经可以达到的组织程度的句子时停下来陷入无尽的遐想，什么时候我能待在这样的国家里呀：

民主国家之间很少发生战争。

现今饥荒发生的原因主要是政治、军事原因而非粮食不足。

社会福祉的来源更多依赖公平而非发展。

这些结论性语句自然不一定是颠扑不破的，甚至都不一定成立。但它们所揭示的当今社会运行规律，似乎已经成为多数人追求的方向，也正在为普通人带来平静和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