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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塞斯：社会中的交换

日期： 来源：经济学原理收集编辑：



 作   者：米塞斯
 来   源：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

译者说明：本文是米塞斯的经典著作《人的行动》第十章社会中的交换之重译。这一章包括三部分：一是在明确行动在本质上是一种交换的基础上，将交换行为区分为独自的交换与人际间的交换，并强调在这两者之间是不存在逐渐过渡的。二是将社会合作区分为借助于契约与协调的合作和借助于命令与顺从或者支配的合作，进而社会合作就可以划分为契约性联结与支配性联结，在契约社会中个体性的成员会交换一定数量的财货和一定质量的服务，在支配性团体中只有指挥者才可以自由选择，其他人在他的行动中都只是一些棋子。三是阐述可计算的行动，强调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关于行动范围的理论，如果一定的条件实现了计算就会于其中被使用或可以使用，并以经济计算是理解经济问题的一个根本性议题为结语，给全书第三部分阐述经济计算埋下了伏笔。
一、独自的交换与人际间交换
行动在本质上总是一种事态与另一种事态的交换。如果行动是由一个人完成的，而没有涉及任何与其他个体们的合作，那么，我们就可以称它为独自的交换。举一个例子就是：一个独自生活的猎人，他为了自己的食用猎杀一只动物；他是在利用闲暇时间和子弹来交换食物。
在社会中，合作会用人际间的交换或社会性的交换来取代独自的交换。人会为了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东西而给予其他人一些东西。这样，相互关系就出现了。人会为了得到服务而服务他人。
交换关系是基本的社会关系。财货与服务的人际间交换会编织出使人们融入社会的纽带。社会的准则是：以物易物。如果不存在故意的相互关系，如果一个行动是在没有任何打算受益于他人的共同行动的情况下完成的，那么，就没有人际间的交换，而只有独自的交换。独自的行动对于其他人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或者是否与他们毫无关系，这个问题是无关紧要的。一个天才人物可以为他自己完成他的任务，而不是为了大众完成他的任务；然而，他却是人类之中的一位杰出贡献者。一名强盗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杀死受害者；这位被杀害的人在这起犯罪中绝对不是一个同伙，他只不过是犯罪的对象；所做的一切，都是针对他的。
怀有敌意的侵犯行为对于人之非人类的祖先来说是一种常见的行为。有意识和有目的的合作是一个长期演化过程的结果。人种学和历史学给我们提供了关于人际间的交换之起源与最初的那些形态的有趣信息。有些学者认为相互赠送与返还礼物和事先规定某种回馈的礼物之习俗是人际间的交换的前兆形态。其他学者则认为打哑语式的以物易物是原始的贸易形式。然而，为了得到收礼者回馈礼物的报酬而送礼，或为了得到其敌意可能是灾难性的一个人之好感而送礼，这已经就等同于人际间的交换了。这同样也适用于打哑语式的以物易物，它与其他的易货和贸易之方式的区别仅仅在于没有透过口头讨论。
人类行动之范畴的本质特征是：它们是必然为真的、绝对肯定的和不容许有任何逐渐变化的。有行动或者没有行动，有交换或者没有交换；就行动与交换本身而论，在每一个单个的实例中，适用于它们的一切，都是根据有还是没有行动与交换而给定的或者没有给定的。同样地，独自的交换与人际间的交换两者之间的界限也是非常清晰明显的。单方面的送礼，不以收礼者或第三人的任何行为作为报酬为目标，这是独自的交换。送礼者会得到满足，这是收礼者的更好的状况所带给他的满足。收礼者会得到礼物，这就好像是上天赐予给他礼物的一样。但是，如果这些礼物被赠送是为了影响某些人的行为，那么，它们就不再是单方面的，而是在送礼者与它们被设计用来影响其行为的那个人之间进行的各种人际间交换。虽然人际间交换的出现是长期演化的结果，但是，在独自的交换与人际间交换之间，根本就没有逐渐过渡是可以想象的。在它们之间没有中间形态的交换方式。从独自的交换到人际间交换的这一步是转变为一种全新的和本质上不同的东西的一跳，它是不亚于从细胞和神经的自动反应到有意识和有目的的行为也就是行动这一步的一个跳跃的。
二、契约性联结与支配性联结
有两种不同的社会合作：一种是借助于契约与协调的合作，一种是借助于命令与顺从或者支配的合作。
无论在哪，只要合作是基于契约关系的，合作的那些个体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是对称的。他们全都是人际间交换的那些契约的当事人。约翰与汤姆的关系就像汤姆与约翰的关系一样。无论在哪，只要合作是基于命令和顺从关系的，就有下命令的人和服从其命令的那些人。这样的两类人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不对称的。有一位指挥者，也有在他的管护之下的那些人。指挥者会独自做选择和进行指挥；其他人——被管护人——在他的行动中都只是一些棋子。
唤起任何社会团体的生命和使其生气勃勃的力量总是意识形态的强权，使个体成为任何社会群体之一员的事实总是他自己的行为。对于支配性的社会联结来说，这一点同样是有效的。确实，人们通常都出生在最重要的支配性的联结之中、出生在家庭之中、出生在国家之中，旧时代的支配性的联结也是如此，即奴隶制和农奴制，不过这两种制度已经在西方文明的国度中消失了。但是，没有任何身体方面的暴力和强迫能够有可能迫使一个人违背他的意志而继续处于一种支配性的秩序之被管护人的地位。暴力或暴力的威胁所带来的是一种事态，在这种事态中屈从通常被认为要比反叛更为可取。面对在顺从的结果和不顺从的结果之间的选择，被管护人会更喜欢前者，从而使自己融入支配性的联结。每一个新的命令都会把这种选择再次摆在他的面前。在一次又一次的屈服中，他自己也在为支配性的社会团体之持续存在贡献他的一份力量。即使作为这样一个体系中的被管护人，他也是一个行动的人，也就是说，他不会简单地屈服于盲目的冲动，而是会利用他的理性在各种选项中间进行选择。
支配性的联结不同于契约性的联结的是于其中个体们的选择将决定事件之进程的范围。一个人一旦决定支持他对一个支配性的体制的屈从，他就会——在这个体制之活动的界限内和在他屈从的时段内——成为指挥者之行动的一枚棋子。在支配性的社会团体内，只要它指挥其下属的行为，那么，就会只有指挥者在行动。被管护人只能在选择顺从的情况下行动；一旦他们选择了顺从，那么，他们就不再为他们自己而行动，他们都被管护起来了。
在一个契约性的社会之框架内，个体性的成员们会交换一定数量的财货和一定质量的服务。当一个人在一个支配性的团体中选择屈从的时候，他既不会给予任何确定的东西也不会接收任何确定的东西。他将自己融入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他必须提供不确定的服务并将接收指挥者分派给他的东西。他是任由指挥者摆布的。只有指挥者才可以自由选择。无论指挥者是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由个体们组织起来的团体即董事会或理事会，也无论指挥者是一个自私且疯狂的暴君还是一个仁慈的父亲般的专制君主，都是与整个体系的结构无关的。
这两种社会合作的区别是为所有关于社会的那些理论所共有的。弗格森把它描述为好战的国家与商业化的国家之间的对比；圣西门把它描述为好斗的国家与和平的或工业化的国家之间的对比；赫伯特·斯宾塞把它描述为个体自由的社会与好战组织的社会之间的对比；桑巴特把它描述为英雄和小贩之间的对比；马克思主义者的区分是：一方面是原始社会中一个神话般国度里的“氏族组织”与社会主义中永恒的乐园，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中坏透了的堕落。纳粹的哲学家将虚伪的资产阶级安全保障体制与英雄般的独裁元首体制区分开来。各种各样的社会学家们对这两种体制的评价是不同的。但是，他们都完全同意这种对比的建立，并且同样承认没有第三条原则是可以想象的和可行的。
西方文明以及更先进的东方民族之文明，都是按照契约性协调的方式进行合作的人们取得的成就。确实，这些文明在某些方面采用了支配性结构的联结。国家作为强制和胁迫的工具，它必然是一个支配性的结构。家庭及其家族社区也是如此。然而，这些文明的典型特征是对个体性家庭的合作来说的严格意义上的契约性的结构。曾经盛行的是个体性的家庭单元之几乎完全的自给自足和经济上的孤立独行。当家庭间的财货与服务之交换取代了每个家庭在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时，在所有通常被认为是文明的国家里，它是基于契约的一种合作。迄今为止，历史经验所知的人类文明主要是契约关系的产物。
任何种类的人类合作和社会相互关系，本质上都是一种和平的与调解解决争端的秩序。在任何社会单元之家务性的关系中，无论它是一种契约性的联结还是一种支配性的联结，都必须有和平。在有暴力冲突的地方，只要有这种冲突，就会既没有合作也没有社会的联结。那些急于用支配性的制度取代契约性的制度的政党，强调和平与资产阶级安全保障的堕落，颂扬暴力与流血的道德高尚，赞美战争与革命是人与人之间的非常自然的方法，它们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它们自己的乌托邦被设计为和平的王国。纳粹的帝国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联邦都被规划为不受干扰的和平社会。它们将通过绥靖政策也就是对不准备毫无抵抗地屈服的那些人的暴力征服创造出来。在一个契约性的世界中，各种国家都可以平静地和平共处。在一个支配性的世界中，只能有一个帝国或联邦，也只能有一个独裁者。社会主义必须在放弃包括整个地球和所有民族在内的劳动分工的那些优势与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支配性的秩序之间做出选择。正是这一事实使得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德国的纳粹主义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充满活力”，也就是具有侵略性。在契约条件下，帝国被解体为自治成员国家的一个松散联盟。支配性的制度必定会努力争取吞并所有独立的国家。
社会之契约性的秩序是一种权利和法律的秩序。它是有别于福利国家（德语为Wohlfahrtsstaat）或父权国家的一个在法治之下的政体（德语为Rechtsstaat，意思是法治国家）。权利或法律是确定个体们自由行动的范围之规则的综合体。没有这样的范围是留给一个支配性的社会中的那些被管护人的。在支配性的国家中，既没有权利也没有法律；有的只是指令和规章，对于这些指令和规章，指挥者可以每天更改和按照他喜欢的方式歧视性地加以利用，而那些被管护人则必须遵守它们。被管护人只有一个自由：默默无语地服从。
三、可计算的行动
所有的行动学之范畴都是永恒的和不可改变的，因为它们唯一地是由人心的逻辑结构和人之生存的自然条件决定的。无论是在行动的过程中还是在行动之理论化的过程中，人既不能将自己从这些范畴中解脱出来，也不能超越这些范畴。对人来说，一种与这些范畴所决定的行动绝对不同的行动，既是不可能的也是无法想象的。人永远无法理解那种既不是行动也不是不行动的东西。根本就没有行动的历史；根本就没有从不行动到行动的演变；在行动与不行动之间根本就没有过渡的阶段。只有行动和不行动。并且，对每一个具体的行动而言，关于一般性的行动明确地确立的所有东西都是严格有效的。
每一个行动都可以使用序数。对于基数的应用和基于它们的算术计算，那些特殊的条件是需要的。这些条件是在契约社会的历史演变中出现的。于是，在计划未来的行动和确定过去的行动所取得的效果时，计算和预测的道路被开通了。基数和它们在算术运算中的使用也是人心之永恒的和不可改变的范畴。但是，它们对于预先谋划和记录行动的适用性取决于一定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在人类事务的早期形态中并没有给定，它们是后来才出现的，而且也许可能再次消失。
正是对一个行动于其间是可计算的和能预测的世界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之认知，才导致了人们对行动学与经济学之科学的详尽阐述。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关于行动之范围的理论，如果一定的条件实现了计算就会于其中被使用或可以使用。无论是对于人的生活来说，还是对于人的行动之研究来说，没有其他的区别会比可计算的行动与不可计算的行动之间的区别更为重要的了。现代文明最重要的特征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它已经详尽阐述了一种使算术在广泛的活动领域中得到使用成为可能的方法。这就是人们将其归因于“理性”(这个形容词不是很方便，而且经常会引起误导)的称谓时在心中所想到的。
对存在于可计算的市场体系中的问题在心智上的把握与分析是最终导致一般性的行动学之认知的经济思考的起点。然而，不是出于对这一历史事实的考虑，才使得有必要通过对市场经济的分析来开始对经济学之综合性体系的阐述，而且还把对经济计算问题的考查摆在这一分析之前。无论是历史方面还是启发式教学方面，都不要求这样的程序，而是逻辑上与系统上的严谨性的要求。相关的那些问题只有在可计算的市场经济范围之内才是清晰可见的和切合实际的。它只是一种假设性的和象征性的转移，这种转移使得它们可以用于对不允许任何计算的社会之经济组织的其他体系的审查。在理解所有通常称之为“经济上的”那些问题方面，经济计算是一个具有根本性的议题。
（本文由亦方根据米塞斯《人的行动》第十章“社会中的交换”重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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