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文本传统的一个基本特质是:在采用评注为表述方式的犹太传统思想领域内,几乎看不到以抽象概念进行的抽象思考。在以色列当今的《塔木德》权威史坦萨兹看来,“所有抽象思考都有不断创造新概念的缺点。”
成文托拉与口传托拉相伴相生。除了解释、界定成文托拉中的字句与概念,口传托拉的另一功能是辅助成文托拉,补充《塔纳赫》中未明文规定、但众所周知的一般惯例。在发展口传托拉这两个主要功能的过程中,有两个方面对于理解和编排本书所选的拉比文献具有指导意义。
一方面是如何看待成文托拉与口传托拉之间的关系。表面上看,口传托拉补充、阐发成文托拉,因而是派生的、次要的。但实际并非如此。《塔木德》中关于某种炉子是否洁净的争论堪称最脍炙人口的拉比文献之一,其中讲述了有个拉比的裁决甚至得到来自神的直接认可,但仍遭到大多数拉比否决,而神最后也只能笑着承认“我的孩子击败了我”(Babylonian Talmud, Bava Metzia 59a-59b)。显然,在拉比们的自我认知中,成文托拉一旦传给人,怎么解释就由拉比说了算。犹太传统尽管始终以成文托拉为本,但自《塔木德》问世以来一直就有重《塔木德》而轻《塔纳赫》的倾向,这在阿什肯纳兹人(Ashkenazim)的犹太社群中尤其明显,在18世纪以前,犹太经学院(yeshiva)中的教学以《塔木德》而不以《塔纳赫》为中心,甚至还出现了绕过《塔木德》径直读《塔纳赫》会导致异端的言论。鉴于此,本书虽然也选了《塔纳赫》中脍炙人口的四个段落,但重点却放在以《塔木德》为代表的历代拉比文献对成文托拉的字句或主题的阐释上,兼及个别现当代犹太作家运用这些母题的有影响的创作。
对纳粹屠犹的记忆是取代文本中心地位的另一强大意识形态。或许可以不夸张地说,现如今几乎所有有意识的犹太书写都摆脱不了纳粹屠犹留下的巨大阴影,纳粹屠犹已渗入犹太意识,是当前犹太身份的有机成分。尽管如此,如何看待和记忆这份遗产在犹太幸存者中却千姿百态。经历了集中营生死的以色列现代诗人借圣经典故寄托迷惘与哀思。逃离欧洲、定居纽约的哈瑞迪(haredim)拉比则视纳粹屠犹为犹太复国主义忤逆神意擅自建国之罪引发的天谴。在汗牛充栋的纳粹屠杀回忆录中,恐怕最会令我们玩味者,是浩劫余生后成长为以色列汉学研究奠基人之一的伊爱莲的反思:她觉得对往事的绵绵怅惘唯有陆机《文赋》中的话——“恒遗恨以终篇,岂怀盈而自足”——庶几可以表达。陆机在现代人撰写的中国文学史上向来蒙受差评,被当作形式主义、无病呻吟的代表。但张伯伟教授向笔者指出,“一个有着亡国之恸的大将军之后,其内心的挣扎、冲突是可以在一个黑暗之世随意表达的吗?所以,伊爱莲的引用,恰好说明了她从中得到了共鸣,真可谓异代域外知音。”这是一个犹太文本有助于我们反观自身的例证。
以文本为中心的犹太社群能够形成,需要倚赖相当广泛的群众参与,但妇女不被教授托拉,因而无法影响传统犹太文化,她们的声音也极少得到记录。拉比文献中往往只有拉比对妇女态度的零星反映,幸存至今的中世纪埃及犹太会堂中的犹太文书则偶尔可以折射出犹太妇女的忧惧与念想。相形之下,犹太妇女的声音自近代以来的涌现,恰恰是以文本为中心的犹太传统式微的表征。现代意第绪女诗人莫洛多斯基(Kadya Molodowsky)的诗《仁慈的神》(1945),以反讽的笔调谴责了神在纳粹大屠杀中对其特选子民的漠不关心。此诗可以与美国犹太思想大家赫舍尔(Abraham Joshua Herschel)差不多写于同时的名作《大地属于上主》(1949)对读。赫舍尔是波兰哈西德派(Hasidism)名门之后,此书原为他在二战快要结束时在纽约用意第绪语发表的演讲,对以文本为中心的犹太传统在东欧烟花散尽前的绚烂投以深情而诗意的回眸。在他理想化的表述中,犹太人作为特选子民的神话——这在中文世界也根深蒂固——得到进一步强化和赞美。但莫洛多斯基的诗是对这种神话的解构,既还原了赫舍尔褒扬的犹太文本传统所遮蔽的实际,又有助于我们通过关注历史上被剥夺、被压制的声音而对犹太文明内部的多元和差异形成切实、整体的认知。
需要强调,在以文本为中心的犹太社群内,学习经典文本就像迈蒙尼德所明确的那样是积极的信仰责任,今天仍有不少犹太人认为古老的文本中包含了解决当下一切问题的智慧。这在中国语境中当然是没有意义的。对于我们生活的世界,阅读这些犹太文本首先能让我们获取和加深对犹太文明的直观了解,其效果是阅读任何关于犹太文明的概论著作所无法替代的。除此之外,我想意义就在于“通过与经典文本的解释性的交互作用而获得自我实现的那种学习上的洞见”——这是弗里茨·瑞因格(Rritz Ringer)为德语中的“Bildung”一词(常译作“自我教化”)下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