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棋手，听起来，她应该是一个极其板正或者严肃的人，但正是这样一位女性，爱国际象棋，爱讲故事，爱调侃自己，聊起国际象棋充满温柔的期待和深切的爱，聊到自己的故事又像一个活泼的生动少女。

温柔、生动、坚韧、实干——亚洲第一位女子特级大师刘适兰是一位充满个人魅力的中国女性。

她热爱国际象棋，几十年时间都在跟黑白棋子一起书写故事，12岁学习国际象棋，蝉联9次全国冠军，20岁成为亚洲第一位女子特级大师……获得无数荣誉。在未开放的年代走出国门，她是不知天高地厚爱发问的小姑娘，是外国棋手眼中天赋过人的瘦弱中国女孩，也是在特殊年代顶住压力在国际赛场为国争光的坚韧国际象棋棋手。

成为亚洲第一位女子特级大师，她激励了一代人；去深圳拓荒，身份没有限制她，成就也不能，一个愿意亲自去幼儿园授课的特级大师，一个为了学生尝试说服校长的教练，一个朴实真诚的国际象棋推广者……从只有3个国际象棋学习者到今天30几万国际象棋人口的城市，刘适兰在深圳获得了人生又一个国际象棋“特级大师”。

经历过大时代、做过大事情，依然像平凡人一样真诚工作，依然像小女生一样生动地讲故事，跟刘适兰老师的聊天有那个时代的单纯和赤诚，有对国际象棋的追求和热爱，也有一位女性出色又生动的人生故事。

• 本期为访谈节目文字版的第二部分，电台录音版请点击Chess Story：爱与期待——亚洲第一位女子特级大师刘适兰：我愿意为国际象棋付出
  

今年三月，出格电台Out of box请到了中国女子国际象棋的代表性人物——亚洲第一位女子特级大师刘适兰来讲述她的时代和国际象棋的故事。

在当时那个年代，像您这样优秀的女棋手比赛机会其实是不多的？

刘：像我们那个年代出国比赛机会说实在少之又少，非常非常少，我还相对机会多一点，国内其他女棋手出去的机会真是不多，像现在的运动员转业都比较晚，我们年代我是最晚的一个，如果是现在这个条件：有甲级联赛、系列大赛、可以出国的活动、甚至有自己可报名参加的大赛，相信像我们那个年代的很多棋手都不会退役的，因为有机会往上走，还可以尝试其他各种可能，我们那个时候出国的机会不多，有新的棋手要起来，你一定要给新棋手机会，不然他们上不去进步不了，（未来）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少。

我也庆幸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退役得早，如果退得晚的话，这些机会可能那个时候还在我们身上，压着后面的发展。应该是这个道理，我们一直占着那个位置，下面的那些就错过了机会，他们的热情激情很快就没有了，就是有利有弊的。作为我个人来讲，我有时候在回想，换成现在他们这个条件有可能我不会放弃，我会继续下下去的。

可以想象，如果是现在的条件职业生涯可能会更长，我看当时也有一些出国留学的机会，但你还是选择在国内上大学。

刘：当时拿了特级大师以后，德国那边想我去，他们也愿意帮我出费用，但我没去，语言不通，胆子也小，就没去。

在国内读书，文化大革命年代的运动员读书学到太少东西，早期又下棋，所以我觉得文化学习还是很重要，很渴望去学校上课。正好在从北京回成都的路上，在火车上碰到我读书的大学的负责人聊天，他在火车上认出我来了，然后问我愿不愿意去学校读书，我说当然好了，求之不得，非常渴望读书。像以前如果要高考正式去考肯定考不进，因为一直没有学，他说我们直接接收你，我应该算是当初是中国最早没有经过高考作为运动员直接吸纳我去上学的大学生。

他一说，我就说好，他回去跟学校领导反应，学校就很快就通知收我了。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有更好的学校想让我去，但我拒绝了，人家是最早在没有别的好学校之前想到了我，那我不能负了人家，所以我就去了西南民族学院学汉语言文学，学院领导还特意给我安排了一个房间，让我们学习委员跟我一个房间，所以我也感谢学校领导还有我的班主任兰志翔他们对我的照顾，让我顺顺利利毕业。

读书对下棋是有帮助的，第一学期我在学校认真读书，没结束就接到北京让我去波兰参加比赛的通知，此前其实是因为压力太大了，我逃避才去读书的，现在说点实话是想换个环境。通知去比赛肯定是要去的，出国机会很难的，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训练，比赛对自己定位要求没那么高了，不一定给自己什么指标，尽力去下好就行了。当时抱着这种心态去比赛，波兰赛事水平还是蛮高的，有世界亚军，但我反而非常轻松拿到冠军，我参加两次波兰的比赛，世界亚军都参加了，好几个特级大师都在。

在这种高水平比赛中轻轻松松拿到冠军，我觉得跟读书有关系，也跟当时的心态有关系，棋不全是比竞技，还要比心理，很多因素综合在一起了。去波兰那次比赛呢。因为很久没摸棋了，对棋挺新鲜感觉挺好，加上压力没那么大，能正确面对胜负，心态好位置摆低了，自然而然睡眠就相对就好一点，所以最后一轮基本上提前夺冠。

其实作为一个棋手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你下棋下到一定时候觉得老不进步，那个时候去读书换一下环境，可能会对棋艺会有帮助，因为你的思想境界又不一样了。

在学习过程中有一些新的视角，或者说心理状态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棋上面可能是一个积极的影响？

刘：棋也不能丢得太紧，丁立人，我觉得挺佩服，正儿八经书读完了，棋也很好。读书对下棋真有帮助，下棋也对读书有帮助，锻炼记忆力，分析问题的能力，包括谢军，许昱华北大的，赵雪北大的，诸宸清华的，其实他们读了书后都挺好，下棋的运动员，从我内心来讲还是鼓励他们读书的。

如果给新一代的女性棋手一些建议的话，你就希望他们在下棋的时候，也能在学业上有所进步。

刘：棋到一定高度以后，也不会丢太深，你去读书，有可能对棋有帮助，现在国家队中国一流的棋手比赛机会很多，你读几天书再出来下棋，放松脑筋棋可能更好了，跳出另外一个圈子也是另一个新的想法了，我觉得完全有这个可能，可以尝试做做，我也是通过我的经验谈感受，读书对我下棋有帮助，不过，也是因为各方面原因，年代加上又成家了，综合因素下我没下棋太久。

在你们的时代，男棋手和女棋手并没有太多交流的机会，或者一起下比赛的机会，你在国内国外的体验如何呢？

刘：那个年代相对比较闭塞，出国机会非常少，女棋手在国外是可以跟男棋手下棋的，公开赛你可以去报名参加的，高水平的比赛你要人家邀请才有资格来比赛。不像我们棋手，比如像侯逸凡足够优秀，人家男棋手高水平比赛要求一个女棋手来参加循环赛，这种那时候还不多，因为你女棋手那时还没有达到一定高度，只有个别棋手有这个条件，但是公开赛你是可以去报名的。

国内女棋手跟男棋手在一起比赛训练的机会都是非常少的，那个时候男队女队教练各自负责，也有其他原因，不安排男棋手和女棋手训练，比赛也很少，诸宸获得世界少年冠军以后，陈祖德，原中国棋院院长，我觉得他很有前瞻性，他说这个项目要上一定要采取男帮女，让男的带女的，这样就有突飞的机会，中国国际象棋分好几步走，先从女子个人、然后团体、然后男子团体，男子个人，一步一步往前突飞突破，其实他这个思路是很好的，到目前我们中国国家发展就是沿着他的思路在走，现在看来结果是非常好的。

中国男棋手就差一个世界个人冠军，团体冠军都做到了，现在看来都是挺好的，但我那个年代男棋手跟女棋手一起的比赛是非常有限的，我参加的有一个1976年的少年男女混合赛，当时我在男女棋手里面水平都还可以的，我自己觉得是没有机会，那一年我要去参加世界女子八强对抗赛，国家给了我机会让我去参加男子全国个人赛，我就进了决赛，前十二个人的决赛，但后面因为其他的大事件这个比赛决赛就搁置了，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在男棋手里的水平应该是算是中上吧，比一般专业的男棋手好，比顶尖的差一些。

虽然很少组织这样活动，当时国家队也有过一次男女快棋赛，我下了第四名。还有一次在山西拼搏杯赛，成人男女比赛我拿的冠军。我相信那个年代如果男女比赛机遇多一点，我的棋艺进步会更快一点，但当时体制各方面还不具备这种条件，所以制约了我的发展，也是当时的历史条件造成的，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棋手非常幸运，他们的机会是非常好的，一个是国家重视给他们的条件足够好，女子可以参加男子比赛，甚至可以到国外去参加男子比赛，他们想怎么都可以实现的，这对他们提高水平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只要你爱国际象棋，你有追求和能力，往上走的机会就非常大。

现在运动员们相关服务和设施也有了进步，比如说像您以前比赛的时候，都是自己去比赛，或者是有翻译的同事陪着您去比赛？

刘：对，就是带着个笔记本，资料都是在家里教练帮忙一起准备的，抄在笔记本上，那时候出去比赛没有电脑，很原始地带点棋书，所以对方下什么棋实际上很多是靠临场发挥，蒙对了你就准备上了开局，也就是前面几步路，但后面中局的情况根本不清楚。

现在有电脑可以准备得很深，运动员下了几万盘的棋，你已经知道他下什么棋，十有九个猜得住，除非运动员出其不意，让你难去判断他如何下。听叶老（叶江川）讲，现在运动员准备都准备到中局，然后才上去下，有的棋都拆得到那么准。像我们那时候开局准备到就不错了，后期都靠自己发挥，当时这种能力可能要大过准备。

那个时候更多靠的还是个人阅读理解棋局的能力？

刘：对，出去比赛我两次箱子都丢了，啥都没有，棋书没有，棋谱也没有，衣服都没有，还是我们翻译阿姨的衣服借给我穿，那个时候比较困难，条件也没有那么好，政府也没那么多钱，航空公司丢了箱子就赔给你一点，能买一点小东西；还有一次我出去都回来了衣服还没到，都过了一个多月箱子才来。什么都经历了一下，后面我说那你下次就别来了啊，时间久了不来了，就赔美金了，我说都离开那么久了，箱子回来一点用都没有。

都是很有趣的人生经历，听起来很有意思。

刘：挺好的，出去比赛外国观众对棋手非常友好，对我很好，几乎每次都有几个热心观众看我的棋，看完棋下来还要送小礼品。比如，我某个棋下得不好，他一定买一本对应的棋书送给你，西西里开局没下好，就西西里开局送给你，弄得你心里都很乱，不知道该接受还是不该接受。

一次我在南斯拉夫比赛，一个裁判国际裁判，是一个作曲家，给我做了首歌叫适兰之歌，挺有意思的，感觉挺好笑的，然后要求让我给他写东西，但我们语言都不通交流交往都不可能的，后面翻译阿姨给他写个寄都寄不到的地址，意思就友好友好就过了，大家语言也不通。

国际象棋在国外比较流流行，很多观众去看棋就像我们现在追星一样，他喜欢你喜欢你的棋风，就很认你，每一天收到很多礼品，你不收拒绝他他就很难过，都左右为难，你不收就得罪他，收了就觉得欠人家。我们那个时候比赛结束了，人家来接我都要把棋迷挡到一边再走。我在上面比赛，下面观众两个手指跟我一比，就是比胜利，现在想想，我这个年龄很多回忆还是蛮有意思的。

2003年 刘适兰在深圳指导学生们

结束作为棋手的职业生涯后，你选择去深圳开启了另一种生活继续为国籍象棋做事，在深圳推广国际象棋。

刘：我是1992年来深圳的，那时候从助理教练做起、初级教练、中级教练，然后再到主教练，然后副院长、院长，一步一步从最基层教练培养学生开始再转到行政干部。

现在想来都是回忆，这个路上挺艰辛也挺开心，我觉得付出很多也很值得。来深圳的时候最早就只有三四个学生是学国际象棋的，甚至还有一个是我们的一个体育馆工程师自己带的小孩，后来他把孩子交到我手里，就是从这几个学生开始做起，这几个学生是税务局的一个老师介绍的，他是爱好者，我刚一来他们都认识我，知道我的名字，就把条件好的老总、领导干部的孩子介绍来学习，通过这些人很快宣传出去，大家就纷纷带身边的孩子来跟我学国际象棋，开始就是这样慢慢才扩展，从高层次、中层次的到一般老百姓都来学习，是有一个过程的。为什么高层次的家长愿意把孩子送来学习呢？因为国际象棋还是世界棋，他们很多孩子要出国留学，是一个交流工具，也是一种语言，做一门技艺没有坏处，还是开发智力的。

我来深圳也不是为了随便做做工作到这儿来，当初去深圳还很难，我是引进的人才，所以必须要对深圳贡献成绩才行。当年一去马上有省运会需要成绩，当时围棋和象棋有两个指标，他们可以引援保证成绩，每个地方全运会和省运会都是有成绩要求的，他们两个项目可以引进人，但我不能去跟他们争，我来得最晚人家来得早，同时他们有基础，围棋和中国象棋都有一批学生，那时候国际象棋就那么几个人，你再去从外面引进，深圳的本土国际象棋以后没法发展了，只能想办法通过这个比赛来促进，所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带着这几个学生平时抓紧训练，然后去做他父母的工作，让他们完全脱产送去国家少年队训练，主攻一下省运会成绩会好一点，但是人家这两个孩子是要中考的，那怎么办呢？我就自己跑到深圳外国语学校去毛遂自荐，龚国祥校长我都完全不认识，都不知道自己那个时候胆子怎么那么大，可能是没路走穷则思变，没办法我就自己冲过去，那时候也没有名片，啥都没有，我就自我介绍去见龚校长，人家很亲切，没觉得我是个骗子，我就自我介绍说目前碰到什么困难，希望他们学校能收我们两个特长生。他们学校是全市最好的中学，班级和人数都有限，属于全市都盯住他的那种，但校长人特别好，是个真正的教育家，他是我们深圳成立四十周四十个人之一选出来的杰出代表，他在教育界很有江湖地位的，听我这么说，他非常认可，答应收他们两个特长生，让我把这两个孩子安心送到天津国少队去训练，然后我们也给外国学校发意向，每年我们就到外国语学校去给他们教学生，开始是我和张进教练轮流给他们上课，后面才慢慢转成别的教练去上课。

因此，我们跟外国语学校达成了长期的合作，一直有特长生招生的政策，直到去年开始还在收到，去年开始教育公平化原则上不收初中生了，但高中生还是有，收了那么多年对我们深圳国际象棋的普及提高帮助很大，家长看好学校，认可学校，孩子学好棋就有机会推荐去这个学校，这个对我们国际象棋开展是有很大帮助的。并且，深圳外国学校是个教育集团，在龚校长倡导下，很多学校外面都开展了国际象棋，他们各个学校的校长也都很认可。

此外，几年前外国语学校教育代表团访问俄罗斯，校长还帮牵线跟交流，因为俄罗斯的国际象棋水平高，当时跟外国语学校、第三高级中学和我们棋院那些学生进行交流，自然而然对普及提高水平是很有帮助的。

还有我们有一个岁宝的企业，从在深圳只有一家不起眼的商场做起后来做到很多家在香港上市，办“岁宝杯”国际象棋的比赛杨筱妹老总提出“搞百年店，举办百年比赛”，我们比赛合作非常愉快，相处很融洽，当时比赛分六个组，每一个组都保证冠亚军的彩电、冰箱还有洗衣机，对学生的吸引力是蛮大的，六个组包括幼儿组、儿童组都有奖品。此外，他们比赛不收报名费，学生不收报名费，还有纪念奖、笔记本、饮料，对我们的国际象棋普及也是上了一个台阶，年年参加这个比赛也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拿了全国冠军、省冠军的，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还有银鹰幼儿园，全员开展国际象棋，早期幼儿园是一个学生家长介绍的，然后我们去跟校长谈，当时我跟张教练亲自去给他们上课，现在这个幼儿园全员师生，包括厨房的那些师傅都会下国际象棋，他们经常组织全员职工比赛、搞亲子赛，都做得挺好的。

荔园小学，是很早有的传统学校，包括建安小学，请专职老师进行国际象棋教学，还搞全国小学生国际象棋比赛，比赛搞了两次，第三高级中学也是我们的传统学校，做了很多国际交流和国际比赛。

此外，我们也接了很多大型比赛在深圳，比如中华青年对抗赛、特区报的世界女子名人赛，请了很多世界冠军到深圳来，无数次、反反复复做活动，包括我们国家有名的特级大师棋手到深圳来指导也特别多，我们的城市跟香港、澳门的交流，这种系列的赛事对学生也是有帮助和吸引力的。

现在唯独不足的就是成人下国际象棋的人口还少一点，但是家长都会下，因为跟着孩子学，但参与下棋比赛的不多，也是对自己水平有怀疑怕下得不好看。

我们还搞过几次外籍人士的比赛，因为深圳外国人多，专门为外国人做过比赛，比赛下来就形成了一个圈，在咖啡、酒吧固定时间、地点下棋，深圳当地的一些学生也融入到他们，跟他们下棋，又下棋又学英语，效果很好。

此外，我们也教深圳企业家学习国际象棋，还有女企业家国际象棋队，诸如此类，我觉得深圳的国际象棋开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支持是非常重要，也离不开学校的支持，离不开企业的支持，还有家长的支持，我觉得有了这种大家的支持，还有北京的支持，中国国际象棋协会，中国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国象部的支持，包括叶老（叶江川）他们今天对我们的支持。所以现在深圳国际象棋才有今天这么好的发展。

我们深圳的国际象棋教练也都挺团结的，刚开始搞比赛，他们之间有矛盾，我们专门把他们请到一起协调矛盾，现在商业化，早期他们带学生，你的学生多我的学生少有纠纷，我们协调做些工作，尽量让大家和谐，不要你斗我，我斗你，我们还请他们喝茶说国际象棋教学生，首先学会做人，这是老师最起码的，在棋上做出太多不好的行为，家长也不肯把学生放到你这儿来学，要尽量做到公正公平。随着社会的变化，现在相对不像过去那么单纯了，市场发展到今天，多多少少都会有竞争摩擦，但总体深圳这边环境还是挺好的。

其实我们是代表政府的，不管是谁来在深圳，只要是优秀棋手到深圳来，我们都欢迎，能为深圳做贡献带出更多的学生是好事都应该支持，不应该去打压人家，但凡我们能帮助到他们的，他们做任何活动，只要是正当的合理的，我们都无条件的支持。

感觉到了你在深圳的国际象棋推广上的诚意和对大家的帮助程度。听了这么多故事，感觉到当初推广国际象棋是非常艰辛的，甚至幼儿园都会亲自去上课。

刘：是这样的，早期像外国学校是自己去联系的，幼儿园也要是自己去跟园长沟通的。当时，教委发了一个批文三棋（围棋、象棋、国际象棋）进课堂，我们棋类推动要靠教育局支持，因为学校支持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就拿那个批文去教育局，其实我也不认识，任何人都不认识，直接去教育局找体委秘书处处长沟通，希望他通过教育局给我们体育局一起联合下文，认可教委的文件，认可这个项目，然后我们到学校去围棋、象棋、国际象棋才好推进，人家学校只认教育局的这个文件，这个章啊，当时教育局体委秘书处的林处很支持，但还要办公室盖章，还要体育局盖章，所以要协调体育局、教育局的体育办公室，但是教育局办公室不会轻易盖的，体育局的章也不是轻易盖的，要说明充分的理由，还有领导签字，最后做了很多工作多方协调才把这个文件发下去，对我们这个棋类的推广还是有好处的。

我们深圳福新小学的国际象棋，也是做得特别好，校长亲力亲为去推动这件事情。他为什么如此认可，为什么那么支持？你要给校长反复沟通，让他体会到国际象棋的好处，现在他们体会到国际象棋真对学生有好处益处，这个校长还亲自去苏州参加我们的国际象棋一些活动，上次国际棋联那个主席来深圳去他们福星小学考察国际象棋，看到都觉得做得太好了。

深圳的国际象棋在中国，在世界上都是开展得最好的城市之一，各方都挺认可的，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在全国，都算是做的比较好的层次，主要是得益于政府、教育界、企业家的支持，影响我们做很多活动，比如当初要办中法青年对抗赛，学生家长赵宇帮忙找赞助，不到一个星期就找到80万的赞助，很厉害，比赛搞得非常漂亮大气，这些家长们也都很帮忙的。

我当初来深圳为得就是城市项目更好地开展，我又想到大亚湾的一些老外，当初想他们来参与活动，我们亲自跑到大亚湾去，当时跟商报的记者们一起开车去，中午十二点出发回到家都晚上两点钟了，九十年代不像现在的高速公路，路上都是烂泥石子下面是海底，晚上看不清要掉到海里的，真挺不容易，现在想想也挺有乐趣。

除了推广，我们还组织学生去新加坡交流、比赛，在香港交流，做了很多活动，学生也认可愿意参与。比如去新加坡比赛，当时必须带家长，组成了一个三十多人的团，十多个学生带家长，比赛是以我们棋院的名义准备的，我们的副主任也去了。九十年代初去新加坡费很高的，要六千多一个人，出国也非常不容易批，当时我也带我女儿去比赛，旅行社就找到我说你女儿不用出钱了，给你免费，我说不行，我说我要真的是私心很重的，我偷偷做，没人知道，但是不可能的。我想到了张进教练，他来深圳比较早，我们一直共同推动国际象棋工作，他那时是临时的，没正式调入我们棋院，最后决定把他带上一起去，因为我们一直一起带学生，我当然希望他去见世面，我们单位不肯给他出钱的，所以就把这个免费名额给他，让他做为教练前去。我们工作就是要共同努力，互相帮衬，这样子一步一步走过来，才能做到深圳的国际象棋人口从刚开始的几个人，到现在有三十多万的国际象棋人口，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深圳的推广模式可不可以复制到其他的地区。比如说现在国内还有哪些地区会做得比较好，或者说对于推广国际象棋这件事会给大家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刘：全国现在做得好的地方蛮多的，青岛、上海、江苏都做得可以，成都、重庆也做得好。他们利用重点学校特招，学生有机会通过下棋获得一定成绩进入重点学校，比如上海的前三名都能输送给学校。青岛那边有个学校专门培养国际象棋特长生，学生成绩好可以参加甲级联赛。我觉得这方面我们还差过他们，因为我们收特长生的学校还是有限的，但我们还在慢慢做工作，现在深圳大学开始招收特长生，北理莫斯科大学开展国际象棋项目，我们最好的老师、最好的棋手侯逸凡在深圳大学做教授，教授国际象棋专业的学生。世界冠军赵雪在北理莫斯科大学给国际象棋这方面学生开课，另外还做一些活动，这对深圳国际象棋有很大帮助，此外，还跟俄罗斯那边有国际文化上的交流，又上升到另一个高度了。

也就是说，除了利用学校教育方面的资源，还希望大家有更多的交流，比如文化交流和国际之间的交流，这是很重要的。

刘：对，比如北理工莫斯科大学，开展国际象棋学科不是为了做专业，而是要吸引更优秀的学生到学校，国际象棋对理工科有帮助，他们要为国家培养理工科方面的人才，所以开展国际象棋学习。

早期在推广过程当中深圳的棋手还参加过马来西亚的世界奥林匹克少年赛，代表国家二队，当时我到北京比赛，马来西亚的陈振南先生，现在已经去世了，他过去对我们老一代棋手挺好的，那时候我们老领队孙连治还在，他举行比赛邀请我过去玩，我就试着跟他说能不能带深圳的学生去见见世面，后面陈震南先生就帮我们的学生费用全免，那也是很大的帮助。当时我的学生特别以二队的身份去比赛，我很感动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的到了国际友人的帮助，陈振南先生让我们的学生比赛对他们也是个激励，其实深圳的学生当时水平还不够，没有资格去奥林匹克青少年的比赛，后来我们选拔出了队伍参加这个比赛。

下棋现在依然是让您快乐的事情吗？

刘：国际象棋在我的一生当中无论如何是放不下的，已经融入到我的骨子里去了，包括我现在无聊的时候也会抓着电脑下一下，找不认识的人下棋，很快乐，纯属娱乐。

正式网上比赛我没参与过，因为电脑操作水平不行，平时就是简单操作看看新闻，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可能这方面比较笨一点，平时要忙于工作就没有精力和兴趣去研究电脑，所以这方面是我的一个弱项、缺点。

但我愿意在网上下棋，如果有人愿意的话，我也愿意抓住他下下快棋，但在我的工作环境中基本上没有哪个棋手愿意跟我下，现在龙岗国家队在训练，有时候我去国家队，哪个运动员在训练我也会去抓住他们下棋盘。尽管他们水平很高，我水平很弱，但输赢对我来讲也不重要，愿意跟他们学习一两盘。我觉得这会伴我一生，给我带来快乐，也经常动动脑，防止老年痴呆（笑）。

我经常跟我们一帮朋友讲想帮女企业家们组队推广国际象棋，让她们更多参与，是娱乐也防止老年痴呆，丰富她们的精神生活，她们的参与对我们项目也是一个支持，她们真的喜欢、热爱，就可以支持我们的项目。所以这是我今后想到的还可以为国际象棋做的事情，还是希望再做点事情再出点力，我现在处于退休状态，在我退休以后国际象棋肯定会伴着我，不是去参加一些大型线下下棋，但玩一玩，有些圈子去跟他们去交流一下我觉得也会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我一摸到国际象棋，就挺开心的。

不管成绩怎么样的人们都在国际象棋这项运动中获得了快乐，我记得你以前说过，觉得国际象棋非常深奥，可能研究一辈子也不完全明白？

刘：太对了，我倒过去看以前下的棋，看他们现在下的棋，我觉得越下越差，棋越下越不会下，现在真的感觉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在棋上却越弄越不明白，我觉得国际象棋深奥就在这儿，花费了很多精力，我用我一生的经历依然还有弄不明白的，所以还愿意继续去下棋。

最后我想说，为什么我那么喜欢国际象棋？我觉得我的成长，我的今天都是国际象棋给我带来的，我愿意为国际象棋付出，任何对国际象棋好的事情都让我心里非常快乐，我是国家培养的运动员，给我很多荣誉，我没有理由不去热爱它，不去支持它，不去做好它，这是我真实的想法，感恩国际象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