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心里藏着的秘密，连自己都发现不了。

等到这秘密实在不想继续成为秘密，找机会泄露天机，自曝行踪，穿山过海的心灵，早已沧桑得不再将任何秘密当成秘密。

经过自我解密的回忆，1991年秋天颇为不凡，这种以爱恨情仇等世俗面貌出现的不凡，所包含的特殊，多年以后才会以真面目示人。一如过了30年，其间还跨越新旧两个世纪，回过头来看《凤凰琴》，当年那次心旷神怡的山居日子，是一个人内心能量的爆发。那座名叫大崎山的山，是这种爆发力名副其实的支点。

人在生活中过得久了、走得远了、见得多了，就会滋润出超乎寻常的深情。深情破土而出时，山挡不住、水挡不住，人情练达、世故老成亦无法拦阻，就算满腹经纶何其锦绣，同样奈何不了。1991年初秋在大崎山小住，恰到好处地体现了这种深情。在此之前，大崎山从来没有陌生过，作为大别山余脉，坐落在长江之滨，没有群山环绕，独具孤峰品格。当年举家搬迁，去到大别山腹地，自己刚满周岁，还没来得及见识大崎山独有的人文气象，但在日后的家庭文化中，大崎山从没有缺位。守着开门就能见到的大别山主峰，说话说事总在牵挂几百里之外的大崎山，天长日久的积累，让从没见过的大崎山变得更加神奇。1991年初秋在大崎山的那几天，举头相望、俯首所见，舒展双臂与长风霞彩相拥，家中长辈说了二三十年的人与事，在崖岭上、密林间，比比皆是。多年以后，我才深信，曾经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大别山，诗心开化、文采飞扬，缘起于大崎山中的那段深情。

世间山水自然，只有两种形态：一种是熟悉的陌生，一种是陌生的熟悉。熟悉的陌生使人倍感神秘，陌生的熟悉使人生发情怀。作为前者的大别山与作为后者的大崎山，文学意义上的区别，在1991年秋天已经发生。一生当中，人到底错过多少辉煌事务，这种虚无的假设无法统计。人能记得和体察的只有一步步走出来的踏踏实实。没有大崎山上的深情爆发，没有大崎山所形成的力量支点，会不会有后来的写作，这个问题不可能有答案，也不需要答案。那些没有发生的事情，可以成为传说，却不可能成为文学。

从大崎山上下来，一口气写了与之前写的所有小说大不一样的两部小说。

先是1992年第一期《青年文学》头条位置刊发的中篇小说《村支书》，杂志还没印出来，责任编辑李师东就来信说，再写一篇更好的，紧接着在第三期上推出来。写作者对自己所写的每一部新作，都会怀有超越自我的愿望。一部好小说，一部在好小说之上称之为更好的小说，是什么样子？有什么样的标准？这些年来，我从未问过李师东，他也从不主动提及这个问题。1992年元月，《凤凰琴》顺利写成并寄出。李师东收到稿件后，只字不提这是不是一部更好的小说，只是将约定的第三期改为第五期，原因是文学杂志的行规，第五期比第三期更加醒目。

后来的某个阶段，曾经很烦别人提《凤凰琴》。这种烦闷的不快使得自己在一段时间里，需要说话时，尽量不提这部小说，需要编小说集时，也尽一切可能不收录这部作品。一方面是由于那些言说者总是拘泥于所谓教育题材，而自己所描所写本是这世上人口最多的卑微者；另一方面是由于某些史评家总是定论于文学对现实社会的救急功能，而自己所思所想本是给这些小人物恢复有尊严的生命价值。

1994年，长篇小说《威风凛凛》出版，封面勒口上写有一段话：作家写作有两种：一种是用思想和智慧，一种是用灵魂和血肉。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作家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用作品影响作家，一种用作品影响人民。虽然普遍承认，后者更加伟大。在讨论具体作品时，比如《凤凰琴》，从日理万机的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到汶川映秀小学的教师夫妻，再到那群非要将村名改为“凤凰琴”的家乡村民，莫不为之动容。一旦面对机锋处处、众生芸芸的文坛，“人民”之说常常被冷嘲热讽，弄得情何以堪。

文学桂冠永远属于人民。人民桂冠文学好说不好戴。

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纠结，直到2009年前后才得以化解。这一年，我在《凤凰琴》的基础上续写的《天行者》出版了。

历史可以打扮，现实可以粉饰，命运一旦降临，每一根毫毛就是金科玉律，每一声咳嗽就是金口玉言。那最时髦的元宇宙，最前沿的量子物理，也不可以有所改变。

作为中篇小说的《凤凰琴》写了一段浓得化不开的情怀。作为长篇小说的《天行者》，存续在字里行间的是铜铸铁打的生命。

天下情怀，各美其美，有点隔膜才是正常的。世间生命大致相同，什么是好小说，什么是更好的小说？唯有情怀才懂得情怀，只有生命才能配享生命。也许只有好小说才懂得什么是好小说，这也是小说作为文学的一种，与生俱来的最大秘密。能解得这秘密的诀窍，仅仅写作上的努力远远不够，必须想办法将写出来的小说放到时光的长河中，听听逐渐远去的流年有没有声声不息的回响，看看迎面而来的时代有没有水乳交融的拥抱。

一部作品，用持续30年的变与不变，陪伴写作者变或不变，其好与更好绝对不是收获名声。与名声无关的人性修行、人文品格，在小说中、在日常里，才是真正的好与真正的更好。所以，还要有一种可能，更好的小说，是对自己的感激。在称得上更好的小说中，必然用文学塑造了专供自己学习的自己，这也是更好的小说特有的最大的秘密。

二

乡村的普通，人人能见着。乡村的秘密，能见着的人则是幸运的那一个。

2023年春天，我因为新冠感染较重在医院待了20多天。回家静养之际，无意中翻出一本旧笔记本，打开来看，是自己作为奔小康工作队队员在香炉山村那些日子的工作笔记。笔记始于1992年4月2日，开篇就写“香炉山村基本情况”，接下来是“大河镇奔小康大讨论骨干培训会”的会议记录。

离开香炉山村30多年后，再次看到那时记录的一些文字。比如村委生活会上，为人实在的村支书自我检讨说：“班子内部发生冲突时，也不能是是是，非是非，表面团结，其实不团结，和主任的工作没配合好，减弱了我们的战斗力。”回头村主任发言：“生活会不够火药味，坦率地说，书记、主任配合不够好。举个例子，在某某家喝酒，我敬你的酒，你说你想使我倒哇，还冇，倒了就是你的。跟你工作没前途，工作组住我家，书记不认为我是在为村里工作，而认为是在拉关系。书记和主任是一二把手，像夫妻，夫妻之间就不应该有半点猜疑。”那位退下来的老支书说话更有意思：“支书和主任都在我手下当过干部，支书讲得谦虚一点，主任讲得透彻一点。都是40多岁的人了，要留好名声下来。”重温这些生活现场里的文字，回忆当年现场里的人，依然深刻地感受到一种只会产生于乡村的人性力度，以及乡村的鲜活世俗。

村委生活会结束后，我将随身带去的1992年第1期《青年文学》杂志送给村支书，上面有我的中篇小说《村支书》。之所以能参加黄冈地委奔小康工作队，正是由于这部作品的发表。

1992年春天，时任黄冈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的王耀斌找我说话，大部分时间都是结合他自己的从政经历来聊对《村支书》的感受。其间他忽发奇想，问我想不想到村里去看看。其时，我已经将新写的《凤凰琴》交给了《青年文学》，身心正处在调整阶段。弄清楚具体情况后，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后来有人弄出一些文字，说《凤凰琴》是我参加奔小康工作队后的新创作和新收获。同是这一年的四月份，华中师范大学召开《村支书》研讨会。之后，不时有文字说，因为这个会，我才大彻大悟写出《凤凰琴》。也不晓得这些“研究”是如何研究出来的，完全无视参加奔小康工作队与研讨会召开的时间节点。

按照工作流程，四月中下旬，《青年文学》五月号已经完成了校对与清样，头条位置正是《凤凰琴》，并配发有中国青年出版社总编辑阙道隆先生的评论文章。回忆这些，只是想重申自己一向以来的理念，写作是灵魂战栗时留下来的永远抹不掉的印迹。有鉴于乡村在文学中的悠久传统，这一点更加突出。

面对乡村，我固执地站在临时抱佛脚的采访式小说写作的对立面。不拿正眼去看那种想写乡村生活了，便带着笔记本下乡，回城之后，便对照笔记囫囵吞枣地写些“猎新”“猎艳”的文字。

我所参加的黄冈地委奔小康工作队，具体的工作地点在黄梅县大河镇香炉山村。多年以来，在香炉山的那段时光，总在不断地回现。特别是村支书读完《村支书》，与之相见的那番情形。

那一天他显然是特地来找我，却又显得是在田间小路上偶遇。在村里，我独自住在一所空置的农民家里。房东一家人都在南方打工，新盖的这所房子里，摆着从旧房子里搬来的几样家具，四周的外墙砖缝还没有抹上泥浆石灰。倒春寒一来，北风吹得骨头都疼，满屋沙粒横飞。大白天老鼠们都敢横行霸道，到夜里更是猖獗得如同一群恐怖分子。因为缺电，夜里电灯只能昏昏暗暗地亮一个多小时。点亮一根蜡烛，不到半小时，就被从墙缝里吹进来的冷风搅得一塌糊涂。我来村里，没有安排具体任务，主要是看和听，至于写什么和什么时候写，都没有明确要求。因为夜里睡得早，早上起得也早。村里的狗多，见到陌生人就群起而攻之。早起出门时只好在门口的几棵树下转来转去。

那天早上，我正在树下转悠，村支书忽然走过来，手里拿着那本《青年文学》，嘴里喃喃地说：“文章我看完了，写得和香炉山一模一样。”停了停，又说：“你怎么对我和村主任的情况了解得这么清楚，是不是之前来香炉山暗访过？”村支书前面的话，我是认同的。小说中的村支书群众基础甚好，为人勤勉踏实，不搞丁点歪门邪道。村主任脑筋灵活会搞关系，能将不明不白的事做得顺理成章，在村里人的眼里为人却有点糟糕。在香炉山村待上不几天，就发现村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太像《村支书》中职位相同的二位主人翁了。

我也如实相告，《村支书》的原型是一位朋友的父亲。他1958年随志愿军从朝鲜撤回国内时，才二十几岁，复员回乡不久就担任村支书，历经40多年的风风雨雨，一直稳坐在村支书的位置上，深受村民拥戴。不管面对什么样的政治风暴，村里从没有人公开或者私下说过他半点不好。整个黄冈地区还在任上的村支书，他不算年纪最大，但是任期最长。更早的时候就曾为他写过散文《鄂东第一支书》，文章的重点不是说为人之好，而是说，实行承包责任后的某个早晨，有人将他家田里长得好好的秧苗生生拔了三棵，扔在他家门口。朋友的父亲为此病了三天，说是病，其实就是躲在家里反省，自己哪里做得不好或者不对，不好意思出门见村里的人。三天过后，朋友的父亲主动提出辞职。尽管全村人一致挽留，其中肯定也包括那位拔掉他家秧苗的人，朋友的父亲终究还是遵从了自己内心的决定。

我的话让村支书陷入一种沉思。之后一整天都在自己的责任田里埋头干活，妻子喊他说家里来了客人也懒得搭理。那样子，与小说中的村支书太相像了。我在香炉山村前前后后的经历只有三个月，离开之际，上面公派的、喜欢将一件廉价西装披在肩上的第一支书已经到任了。我提着简简单单的行李，站在小河边那家简陋的餐馆门口，等候作为乡村公共交通的三轮车时，村支书从旁边的修理铺钻出来，他一句送别的话也没说，只问我以后还来不来香炉山村。我嘴里说一定还会来，心里也真是这么想的。

30多年过去了，当年工作队的几位都曾回去过，唯独我一直没有践行那句随口答应的话。其中或许有某些理念不同的缘故。我喜欢那位村支书，其他人欣赏那位村主任。我所判断的依据当然不是那位村支书无比接近小说《村支书》，而是在他身上不经意间流露出源远流长的乡村品格。乡村就是要有点乡村自己的东西，而不可以追着城市的屁股后面跑。

30多年中，因各种原因有过许多次回迁搬家，丢失的旧物不计其数，在香炉山村的工作笔记却一直留在了身边，恰似冥冥之中关于乡村的特殊情愫在起着作用。文学看上去是在为某种事物树碑立传，本质上不是关于对错的诠释，也不是对新旧的析辨。文学看重的是独一无二的美，以及贯穿在其中的勉力而为与仁至义尽。乡村之美最是黄昏，从朝阳的滋润开始，经过正午的热烈，终于得来那地平线上的一抹晚霞。此时此刻的美，是人生小试，是历史简写，使得人们用不着去那长河之中打滚，用不着非要弄得浑身血汗，就能体察命运的一如既往与不同寻常。所以，小说中村支书的出现与消失，满载的是文学理想与希望，美怎么可以被击溃呢？善怎么可以被蔑视呢？

没有美和善的发展，算法越高级，人类越沦落。

三

老家黄冈在长江边，成长在大别山中的那段日子，在对爷爷教导的“贤良方正”四字有了悟性后，哪怕望见家乡的一块山石，也会觉得有不一样的文化精神在潜移默化。岁月漫卷，这被自己当成源远流长的家乡经典，是否必须源出于百代东坡、千年赤壁等宏大叙事，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疑问。

近些年，凡是能够点睛的句子，只要是外来的，再冷僻也会有人煞有介事地研究。反而是本土那些听得耳熟的文学，潜心弄通吃透的人极少，无师自通者太多。比如我喜欢从乡村生活了88年的爷爷那里听来的“贤良方正”，虽然很长时间不知道出处，能悟出其中意味，便对付着学与用。

《黄冈秘卷》出版那年年底乔迁新居后，想着这辈子不会再搬家了，便乘兴写了几幅“贤良方正”，自己留下一幅，其余几幅分送给来家过年的大姐、弟弟与妹妹们。那四个字的家乡经典挂在墙上，有朋友来家，问此四字是何意思。自己就一遍遍地解释，此“贤良”指的是人心人性，此“方正”表示事情发生时一个人的行为动静。这不是望文生义，是自己联系家乡黄冈的山水地理、人文情怀做出的判断。

2020年9月10日下午，临近黄昏，楼下的书房开始暗淡起来，躺在沙发上听了一阵《水浒传》，有点昏昏欲睡时，手机里突然迸出四个字。猛然间以为听错了，拿起手机往回点了几分钟，再听时还是那四个字。于是摁了暂停键，打开搜索网页，找出《水浒传》来，翻到“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那一回。果真发现当年爷爷用来形容黄冈人的“贤良方正”。在这一回，武松杀了毒害兄长的一应仇人，阳谷县令行文押送武松到东平府。府尹陈文昭觉得武松是条好汉，刻意替其脱罪减刑。于是有诗赞陈文昭：“……慷慨文章欺李杜，贤良方正胜龚黄。”

在《水浒传》的不同版本中，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百回本有此“贤良方正”四字。其他版本中，但凡保留“有诗为证”和“有诗赞曰”，都将“贤良方正”改为“贤良德政”。黄冈人不屑于“贤良德政”而死心塌地记着“贤良方正”，推想起来，无非“方正”二字与乡村男儿心性更加契合。一如自己对此四字的体验与体会，非“方正”无以评说此生，甚至无以置身文学。

在我写过的《分享艰难》《圣天门口》《蟠虺》等小说中，时常有些不被人理解的男女世事之观察思量，究其根源，似乎与乳养自己的黄冈大地弥漫着比别处多一些的“方正”相关。文学对“贤良”吃得很透了。若论“方正”，在考究上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特别是“贤良方正”同时成了人们行为的价值追求时，那种错综复杂，但又浑然一体的模样，不是一般地考验人。用至简至易的方式来解释，“方正”是每个人在人间的行为品相，还可以说“贤良”“方正”是互为表里。

《黄冈秘卷》后记中写过一段话：“贤良方正”四个字，是爷爷说出来的。爷爷那时候不是有意与我说，我也不是有意去听。爷爷在与别人挖古说闲话时，不经意冒出来，我也是不经意听了进去。多年以后，因故想起爷爷提及“贤良方正”的前前后后，方才明白，爷爷说老家黄冈如此如此，只是陈述一种文化，指引一条能让人活得更好的正脉！

《黄冈秘卷》开篇写了一句话：凡事太巧，必有蹊跷，不是天赐，就是阴谋。爷爷在世就爱读“老传”，也爱在茶余饭后闲云野鹤一样与人讲“老传”，这样的传承显得更加亲密可靠一些，也无限接近于真实的民风、民心与民间。对于文学，这应当也是打通历史与当下的关键资源之一。

一棵大树，枝头有事无事都会喧嚣，扎在地底下的深根，从来是悄无声息。一条大河，岸边的水花有风无风都要溅出千姿百态的花样，浩荡的中流总是默默潜行。一座大山，山峰处无不引人入胜，拔地而起的山体从来不会有任何动静。是真经典，不仅铭记在经典本身，还会用不经意间使人恍然大悟的方式，活在活色生香的生活之中。真实的乡村与文学的乡村，既是这样的大树，也是这样的大山，因为它们的存世，人们才有由古老自然向崭新社会过渡的可能，如此也才有了抛却横流物欲，皈依秋水长天的途径。

监制：王岩   编辑：杜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