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3日，中国疾控中心（CDC）官微发文《水痘进入高发期，请做好战“痘”准备》。文章称，接种疫苗是应对水痘的重要方式。

同期，微博“热门健康医疗博主”、《漫话疫苗》作者邵忆楠撰文，回复网友提问：为什么临床本科的传染病学教材不推荐水痘疫苗？

为给出准确答案，邵忆楠翻看了国家统编教材《传染病学》（第8版），发现其中不仅缺少水痘疫苗相关内容，暴露后的处置建议也不够专业、准确。比如，针对高危人群用药，教材优先推荐缺乏有效证据且特异性抗体水平不确定的静脉用丙球（IVIG），然后才是海外专业机构优先推荐的、上市超10年的特异性水痘-带状疱疹免疫球蛋白。

他还发现，这版教材部分知识具有滞后性，或因审核问题，有些内容存在错误或疏漏。

“医学界”查阅《传染病学》（第9版），发现前述文章所提细节仍未修订。第9版教材于2017年9月启动再版修订，2018年6月出版。

此前，中科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名誉院长陈孝平在《医学与社会》杂志发表《当今我国医学教育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一文，其中提到的问题之一就是“教材建设”。

他在文中指出，“国家没有统一的资质审核标准，以评判出版社是否有能力出版发行医学教材。”陈孝平列举了业内教材编写中的一些现象，“很多专家教授，甚至院长、校长、书记都积极申请当教材的主编或编委，这是好事，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有些专家不够负责，不认真或不亲自撰写书稿，叫学生或助手代写；有些专家虽然很认真，但水平有限，写出的书稿不能用；有的专家既没有水平也不认真。”

“传染病学课上讲的东西，到临床上几乎要重新学。”2018年在校学习的小张告诉“医学界”，上课时，授课老师特意提过，教材部分内容不正确、需要更正。

他感觉教材和临床“有些脱节”。实习后，他发现那些在国际上已落后的治疗方案，被授课老师说成是“符合国情”。自己用课堂上学来的知识进行临床操作，在实习的时候经常挨主任骂。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小儿感染科主治医师李华君是儿内科教学干事，负责临床医学院带教。他说，“如果遇到教材和临床实践差异很大的情况，也不会觉得奇怪。我们一般认为，给医学生用的教材，只能代表10-20年前普遍的医学界认识。因为教材要发挥普适作用，让学生掌握最基础的东西。”

2019年3月，“健康报医生频道”发表陈孝平院士对医学教材编写的思考。文章指出，教科书中的内容必须是业内公认，且已经成熟的观点。“高精尖技术可能在国内顶尖医院已经广泛使用，但仍有大部分市县级和乡镇医院，可能未达到其技术水平和条件。由于教材的广泛适用性，建议可适当介绍新观点、新技术，但保留仍在使用的传统技术。如果是已经很落后的方法和技术，比如手术人员术前刷手法，临床上已经基本不使用了，可不用赘述。”

我国统编医学教材的发行迄今已有60余年。1959年，原卫生部启动编写工作，第1版中医统编教材完成并出版。1978年，第1版全国高等学校五年制本科临床医学专业规划教材出版。此后，《外科学》、《内科学》、《传染病学》等教材陆续经过9轮修订。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张振华遇到过边上课、边订正教材的事。他认为这也在情理之中。“教材每四五年修订一次，但传染病学进展比较快。”

他举例说，《传染病学》教材没有“新发传染病”章节，但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几乎每年都有新发传染病报告，包括新型病原体和老病新发。最近的例子就是猴痘。该病毒于1970年在人身上分离出来。截至2022年11月，全球75个国家和地区出现传播，被世卫组织（WHO）宣布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按时间算，猴痘病毒出现较久，中间沉寂多年，可以算作老病新发。我们的医学教材过往没有提及。现在或需要尽快补充已经认定的相关知识，并分析它再暴发的可能原因。”张振华说。

在2017年全国高等医药教材建设研究暨人民卫生出版社专家咨询年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称，从医学本身来说，教材再好也难敌网络更新速度，这源于搜索引擎的发达。他表示，教材应重新定位，与网络内容有所分工。教材上既然无法体现最新的知识，就要把知识做精，让学生通过教材把最基础的科学技术记在心里，其作用是网络和人工智能无法取代的。

但在现实中，现有教材或难承载厚望。“有位研究生曾经告诉我，他发现某出版社发行的教材，很多章节都是从人民卫生出版社五年制本科教材中整段整段复制的。这就存在一个抄袭和版权问题，而且会对学生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教科书都可以抄袭，论文为什么不能抄袭？”陈孝平在文中写道，自己主编教材已经有20多年。在他的经历中，有的作者编写的章节，来来回回要修改六七次，仍很难达到要求。这种现象时有发生。

邵忆楠注意到了《传染病学》（第8版）教材中的事实偏差。教材称，乙脑疫苗免疫程序“一般接种2次，间隔7-10天，第二年加强注射1次，连续3次加强后不必再注射。”

但根据CDC免疫规划中心信息，我国现有两种乙脑疫苗。其一是2008年批准上市的灭活疫苗，共接种4剂次。8月龄接种2剂，间隔7-10天；2周岁和6周岁各接种1剂。另一种是减毒活疫苗，于2008年纳入国家免疫规划，需接种2剂次，8月龄、2周岁各接种1剂。

这些问题在《传染病学》（第9版）中依然存在。

“明明是两个版本的教材。某个章节的编者团队全换了，内容一字不变，错误也没有订正。有些东西是笔误，或由于当时的知识水平而弄错。错误或许不重要，但也足以看出用心。”哈尔滨市儿童医院胸普脑外科副主任医师李清晨说，自己回看某版《外科学》教材，发现其中关于第一次人类肾移植对象的介绍有误。“书上写，那是一对双胞胎姐妹。而事实上，那明明是一对双胞胎兄弟。”

“教材编写者必须具备吃苦奉献的品质。因为教材编写可以说是一项劳苦功高的事业，它不像写SCI论文或者申请基金，可以带来更直接的效益。编写者要承担更大的压力，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教材编写必需力争做到完美，一个数字，一个词，甚至一个标点符号的错误都有可能改变原意，使学生误解。更严重的是，可能让临床医生在使用过程中，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陈孝平院士在前述那篇文章中谈到。

光有认真、吃苦奉献的品质还不够。2020年，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生理与病理生理学系原系主任姚泰撰文指出，参编学者不仅应在某一领域有优秀的科研成果，而且必须具有从事本科生教学的丰富经验。“对于具备教学经验这一点，徐丰彦教授（编者注：原上海医学院基础医学部主任、中国第一本生理学教材主编）曾经给我讲过他的亲身体会。他在主编生理学教材时，曾邀请几位专门从事科研并具有很高学术造诣的专家参加编写，但后来发觉，因为他没有从事过大学教学的经历，写的教材起点很高，新知识很多，对于医学生必需掌握的基本知识却写得不够，和当时医学院所规定的教学要求有些脱节。”

至于《传染病学》教材，张振华认为，应该由在特定领域做得最好的临床医生来写，光由感染科医生来写还不够，还要有与感染性疾病相关的其他临床领域的专家参与。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能做到新颖且可靠。就统编教材来说，要找到这样具备编写能力的人才并不难。

“《传染病学》教材涵盖了95%-99%的医疗情况。剩下的1%，教材里不会写，是需要医学生在今后的临床工作中，自己去寻找、体会的。尤其最新的一些研究进展，一般是已经投入临床工作、有一定经验的人，才需要去学习、摸索。”李华君强调。

张振华所在的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感染教研室会按照临床医学、口腔医学、麻醉学、5+3学制等进行区分，在众多纷繁的知识中，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挑出最核心、最基础、今后工作最该掌握的内容进行教学。“《传染病学》教材有400多页。按照国家统筹规划，课时是36或39节课。要想每个章节和知识点都要讲透，时间是远远不够的。这就得靠老师有意识、灵活机动。给口腔医学生讲课，有些内容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碰到，我们就告诉学生，遇到什么情况马上转至感染科。最理想的情况是专业教材能有所不同。都是传染病学，临床医学有一本教材，预防医学、口腔医学有自己的。这个需要国家层面调控。”

即使是给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讲，内容或也有差异。中国幅员辽阔，疾病分布有明显的地区差异。血吸虫病只在长江沿岸地区发生，包虫病集中在西藏、青海、新疆等地。张振华坦言，自己授课时没展开讲包虫病，“很少遇到”。他表示，换个地区、换个老师，讲的内容就会不同。

李清晨也说，“各个研究领域的人都会认为，自己关注的话题比较重要。这就导致医学生要学的内容越来越多。大家必须意识到，求学生涯时间有限。我们要做的是，通过有限讲授、让孩子们学会鉴别证据真伪的方法。临床治疗是快速发展的。掌握这个方法后，医学生们自己就能判断。”

在李清晨看来，如果整个教育思路是正确的，教材哪怕有一些错误或更新不及时，都不是问题。“医学教育的问题不仅限于教材，而是要思考整个系统。不然，说它避重就轻也好、隔绝搔痒也罢，总归抓不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