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实习记者 林柳逸
编辑 | 林子人
我们的理性失落了吗?哲学家陈嘉映在新书《感知·理知·自我认知》中提出了一个重要判断,人类理性的工具化发展招致了“理知时代的终结”。他写道:“理知走得越远,感知的切身性或丰富性就越稀薄,乃至最后完全失去感性内容,变成了纯粹理知、无感的理知。”陈嘉映对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的时代抱以忧思,并提出当理知脱离了感知,当“智能”取代了“智人”,当“数理”取代了“道理”,当理性沦为了赤裸裸的工具理性时,理知时代便迎来了终结。
《感知·理知·自我认知》
陈嘉映 著
理想国 |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2-1
与理知时代的落幕相伴而来的,是“智人”(或曰哲人)的落寞与当代“智识结构”的转变。2017年,在第二季的《十三邀》中,许知远与马东曾就“我们是否处于文化的粗鄙阶段”进行了争锋相对的探讨,引发公众关注与持续热议:当代的知识话语果真前所未有地衰落了吗?以智识为核心的精英文化被边缘化了吗?这些设问的背后是知识分子的“杞人忧天”与怀旧情绪,还是当前时代的真实处境?日前,在由“理想国”发起的以“文化-智识结构的当代转变”为主题的直播对谈中,陈嘉映与学者刘擎再度触及这些悬而未决的当代议题,并围绕“智识”于时代变革中的处境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追问与探析。
文字时代:
“智识人”与“文人共和国”
在谈论当代“智识结构”的转变之前,陈嘉映首先细化了他的论述对象,并提出了“智识人”这一概念,以强调它与传统“哲学家”以及当代“知识分子”等意涵的区别。“智识人”是自中世纪以来,近代民族语言形成之后,随着文字阅读的普及而崛起的智者群体,包括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但丁等追慕古典人本主义的文艺复兴人(Renaissance man),法国启蒙时期以伏尔泰、卢梭等思想者为代表的哲人(philosophe),英国的休谟、德国的莱布尼茨等跨学科文人(man of letters),以及当代“不直接参与政治活动”的思考者与知识人(intellectuals)。“智识人”最本质的共同特点是,他们是“思想者”而非“行动者”,以“话语”(discourse)而非“行为”参与社会生产。
陈嘉映指出,在文艺复兴以前,绝大多数人都被排除在智识话语之外。文艺复兴之后,权贵阶层没落,近代民族语言进一步生成,拉丁文的垄断性地位被打破,能够阅读文字的人越来越多,总体而言,文字阅读条件的改变促成了智识结构的转变与“智识人”的形成。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图像时代:
“数字”驱逐“智识”,“话语”沦为“表达”
陈嘉映认为,以线性逻辑、结构性思维为基础的“文字”,已不再是当代智识结构中最核心的形式,取而代之的是“图像”的泛滥。“在以前,图像是昂贵的,而如今,图像却是最最便宜的东西,比文字便宜很多。”陈嘉映提醒大众注意,在疫情的常态化过程中,数字对人的惊人的掌控力,以及俄乌战争中短视频作为重要媒介的历史性参与,这些现象皆为“数字时代”权力的新型表征。
进入20世纪,尤其是二战之后,西方社会的智识结构发生了重要转变,“我们进入了所谓的后现代,或者说图像时代、数字时代。”在陈嘉映看来,数字时代凭借“技术门槛”将人群割裂为了两个部分:其中一半是掌握数字技术的人,以硅谷、中关村的技术精英为代表。他们通过“数字”理解世界,于他们而言,世界不是感知的,而是数字的,因而是可复制、可衡量的。另一半的人则无法通过数字理解与掌控世界,而是通过接收“图像”理解世界,而图像恰恰是与数字距离最远的一种形式。于是,在当代,掌握数字的人炮制图像,不懂数字的人接收图像,形成无法互通的技术鸿沟,唯有“商业”能够将相互隔绝的两端联系到一起。在此种态势中,技术一定程度上垄断了对世界的诠释,进而将“智识话语”从社会结构中驱逐了出去。
然而,智识话语的衰落在当代究竟意味着什么?陈嘉映在界定“智识话语”(discourse)时,将其解释为一种“系统说理”,以此区别于智性含量更低的“自我表达”。“智识话语”实际上意味着一个能够熏染、教化大众,容纳不同意见的文化场域和对话空间。然而,知识平民化之后,公众“表达”的愿望似乎远远超过了“获知”(being informed)的愿望:人人都想要表达,这种表达的需求在陈嘉映看来,并不尽然是从人的内在自行生发的,而是很大程度上被技术塑造与引导的。数字让图像变得“更便宜”,更廉价的表达成本催生了更丰沛的表达欲。我们因而进入了昆德拉所谓的,人人都是作者却没有听众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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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化”的悖谬与出路:
让行动者与思想者各司其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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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知识话语”:
放弃对“政治正确”的极端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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