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
2023-03-23 10:04:52
来源：理想国imaginist收集 编辑：阿莱特·茹阿纳
在去年上映的《龙之家族》中，兰尼诺和雷妮拉二人的婚礼宴会因为一场流血事件草草收尾，这一场景使许多粉丝想起了《权力的游戏》第三季中那场著名的“血色婚礼”。小说原作者乔治·马丁曾表示该情节取材于“黑色晚餐”和“格伦科大屠杀”，这是人类历史中反复出现的残酷的暗面。 “婚礼”与“血腥”确实产生过联系。1572年8月18日，法国国王查理九世的妹妹玛格丽特与纳瓦尔国王亨利举行婚礼，以官方姿态表明了天主教与新教的和解意愿，然而不到一星期后，法国国王针对新教领袖科里尼的袭击行动演变成了波及巴黎全城——甚至整个法国的大屠杀，狂热的天主教徒大肆杀害新教徒，对国王颁布的止屠杀令视若无睹，全法国死亡人数上万。 事件发生的那一天是8月24日，圣巴托罗缪之日。圣巴托罗缪是耶稣十二门徒之一，有一种说法认为，由于传道内容不被人认可，他被活剥了皮然后斩首，殉道而死。因此在许多雕塑和绘画作品中，他常持人皮出现，同时，他也是许多劳作者（皮革匠、裁缝、屠夫等）的守护神。这样看来，这一天本身就浸染着不祥的底色。 这场被称为“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惨案铭刻在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中，警醒着人们“不宽容”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但这个特殊事件的意义不止于此：卡特琳娜·德·美第奇将其称为“ 决定性转变” ，足以看出其余震比我们想象得更加深远。 有关这场“国家罪行”有三个难以解释的谜团，史学家们对此仍然争论不休： 1. 为何婚礼后不到一星期，就发生了惨烈的大屠杀？ 2. 为何会出现“处决胡格诺领袖（即科里尼）”与“保持和平敕令”的矛盾行为？ 3. 为何 大屠杀波及的范围如此之广、持续时间如此之长，甚至连国王也无力阻止？ 聚焦于此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16世纪一桩国家罪行的谜团》是“缔造法国的三十天”丛书 力作之一，在书中，除了对大屠杀本身的叙述之外，宗教势力与世俗权力的纠缠、法国国内各势力的参与，国际政治力量的博弈种种，均交织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冲突背后。绝对君主专制的倾向、法国大革命、国家世俗化等至关重要的历史的种子，已经深埋于这场血腥的混乱之下。
本文摘编自
《圣巴托罗缪大屠杀：16世纪一桩国家罪行的谜团》
1572年8月24日，周日，圣巴托罗缪之日。这天，巴黎的街巷潮湿异常，“就像是下过一场大雨”——一位路过巴黎的斯特拉斯堡市民如是说。实际上，街巷中闪烁的不是雨水，而是鲜血。 天亮之前，新教军事领袖海军上将加斯帕尔·德·科里尼在他位于贝蒂西街的府邸中被天主教徒的英雄吉斯公爵手下的一队士兵杀害了。科里尼的几位主要军官被法国与瑞士近卫队从床上拉下来，解除了武装后拖到卢浮宫的庭院中，长矛穿喉。这一切都是在法国国王查理九世的许可下进行的。 第二天，太阳升起，巴黎城内一片屠戮之景。天主教徒头戴装饰着十字架的帽子，臂缠白色袖章——这两个标志象征着他们认为已不复存在的纯洁，穿梭于巴黎的大街小巷，以天主之名追捕着“异端”。全副武装的士兵挨家挨户搜查，一旦发现新教徒就拖出屋外，不经审判便立行处死。新教徒的尸体堆在巴黎城中的广场与十字路口，随后被人用小推车弃至河边。鲜血染红了塞纳河河水。
画家François Dubois描绘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
一位来自米约的加尔文宗教徒记载道：“巴黎人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吃河里的鱼，因为河水已被完全污染，尸臭扑鼻。”在圣日耳曼城郊，新教徒的尸体被抛入教士井中——此井一直以来都是当地人用来扔牲畜骨头的。 法国国王为一场如此失控的大规模屠杀感到惶惶不安，躲在卢浮宫中。人们对国王颁布的止屠杀令不屑一顾。 巴黎城已落入誓死铲除异端的最为狂热的天主教徒手中。其他人惊魂未定，躲在自己家中不敢外出。巴黎大部分街道都安设了岗哨，盘查过往行人，逃亡者一旦被揭穿伪装便会被送交刽子手。巴黎各城门连续三天紧闭，新教徒从城里逃脱的机会渺茫。 这场屠杀持续了一周，死亡人数在前三天达到顶峰，后虽有下降，但直到8月30日周六仍有人被杀。 在这血腥的一周中，有多少人失去了性命？我们能够确定的是支付给圣婴公墓掘墓人的工资总额，他们负责埋葬被塞纳河顺流冲到夏佑、帕西、欧特伊与圣克鲁的尸骨。据此估算，埋葬尸体总数约为 1825 具。 这个数字仅仅反映了巴黎部分遇害者的数量。我们认为，比较可信的数字是至少约三千人遇害。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外省约15个城市也发生了屠杀事件，全法罹难者总数增至万人左右。 8 月 18 日是庆祝法王查理九世之妹玛格丽特·德·瓦卢瓦和他的堂弟、新教的希望之所在、年轻的纳瓦尔国王亨利结婚的日子。这场联姻本应能够巩固第三次宗教战争之后圣日耳曼敕令带来的和平。巴黎人在这一天目睹了这场婚礼的盛况：波旁枢机主教在巴黎圣母院前搭建的露天平台上主持了祝福礼。婚姻仪式清楚地表明了两个互相敌对的宗教信仰之间的和解意愿。 法国国王与他的母亲卡特琳娜·德·美第奇对解决这一问题都抱有很大决心，因双方的表亲关系以及不同的宗教信仰，双方结合需要得到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的特许。但是，法国国王决定，在未获教皇特许的情况下照常举办婚礼。 电影《玛戈王后》，改编自大仲马同名小说，小说从玛戈王后（即查理九世之妹玛格丽特）出发，讲述了法国胡格诺战争的历史。图为玛格丽特与亨利的婚礼。 天主教贵族与新教贵族共同参加了婚礼后的奢华庆典。和睦、和解——这便是在接下来的三天中持续不断的庆典给人的感觉。 其中，尤以8月20日在小波旁宫大厅中举办的化装舞会给人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法国国王与他的两位兄弟值守在一个象征“天堂”的大门前，打退了由纳瓦尔国王带领的“游侠骑士”的进攻，并将其打入“地狱”。然后，墨丘利、丘比特与十二女神出现，拯救了他们。 这一幕既颂扬了国王三兄弟骑士般的勇敢，又赞美了他们的宽恕与谅解，其所传递的信息十分明确：国王命令释放地狱的囚徒，即其他所有参加战斗的贵族——无论是天主教徒抑或是新教徒，使他们摆脱了邪恶的力量、危险的激情与暴力的倾向。国王无所不能的力量有着使各方化敌为友的魔力，最终赢得了和解的结局。 然而，在这欢庆的场面结束仅仅几天之后却爆发了一场血腥的屠杀，人们无论如何也难以预料到这一如此对比强烈的转变。这便是圣巴托罗缪大屠杀首要谜团所在。 8月18日至24日间，海军上将科里尼在22日遇袭，但只伤及右手与左臂。仅仅这一件事就足以解释婚庆与屠杀只相隔不足一周的原因吗？史学家对这一事件的解释仍然各执一词。 新教徒采取的方案是简单干脆地消除8月18日婚礼与24日大屠杀之间无法解释的矛盾。 他们抹去了二者之间的一切矛盾点，认定前者是一个陷阱，旨在引诱新教徒。其中的大部分文字由西蒙·古拉尔收集整理，见于1576年至1577年出版的《记查理九世统治下的法国状况》（Mémoires de l’Estat de France sous Charles neufiesme）一书。依照他们的阐释，法国国王为他的妹妹举办婚礼的目的在于将大批胡格诺贵族引至巴黎以便一网打尽。 婚礼完成之后，对科里尼的刺杀行动旨在引发新教徒的愤怒，诱使他们威胁进行报复。如此一来，查理九世便可以此为借口指责他们犯上作乱，继而得以实施他从 1565 年，即他和西班牙国王的得力重臣、与新教徒势不两立的阿尔伐公爵在巴约纳会面那一年就开始谋划的、彻底剿灭新教徒的计划。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观点消除了人们无法理解大屠杀的苦恼，并使新教徒可以重新审视1564年至1572年间发生的所有事件。在他们眼中，一连串事件都变成了一个个迹象，证明了法国国王与太后的阴险计划。 但反常的是，这种观点首先是由天主教徒传播开的。主要是因为一本小册子，由教廷贵族卡米洛·卡皮卢皮编写并在罗马出版的《法国国王查理九世对胡格诺、天主及其子民的叛乱所采取的计策》（Lo stratagema di Carlo Ⅸ，Re di Francia，contro gli Ugonotti rebelli di Dio & suoi）。作者对查理九世为清除宗教异端所采取的“计策”大加颂扬。这种从预谋论角度进行的解释可以同时为双方所用：各方只需出于自身利益对某一事件加以肯定或否定即可。 因此，新教徒毫不迟疑便将这一证据为己所用。他们在日内瓦出版了卡皮卢皮的小册子，并在意大利文后面添加了法文翻译。 依此观点，婚礼与大屠杀之间的矛盾实际反映的是两位掌权人之间的矛盾。 法国国王希望和解与和平，而他的母亲则为自身利益使用了阴险手段。卡特琳娜·德·美第奇认为科里尼对国王思想的影响过强，已经能够任意摆布后者，便因嫉生恨，下令在8月22日刺杀科里尼。但是，刺杀行动没有成功。考虑到她这一行为的后果，美第奇便在参事雷斯伯爵阿尔贝·德·贡迪的帮助下向她惊恐万分的儿子施压，而国王最终不堪重负，叫嚷道：“把他们统统杀光，免得留下活口来指责我！” 为了使这种解读具有可信性，太后美第奇的形象需要被丑化 ：美第奇出身于佛罗伦萨，人们便大胆地断定她深受同为佛罗伦萨人的马基雅维利影响；她相信魔法，人们便推测她具有蛊惑人心的能力；她权力欲十足，人们又认定她阴险狡诈，能够操纵局势。 这种重构事件的价值在于它解释了发生于8月18日至24日之间的突变，并提出了一种小说式的清晰解读。这或许便是它能够长期留存在集体记忆中的原因。但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它所依托的原始资料是一些回忆录作者的不可靠记述。 让-路易·布尔荣使用吕西安·罗米耶的部分研究作为基础，重新提出了“预谋论”观点 ，并找到了一种新的严密性。他的观点与新教徒相反，完全洗脱了法国国王与太后的罪名。他认为，大屠杀是“国际上天主教为对抗法国而实施的一次狡猾的巨大阴谋” 的结果。这一阴谋由西班牙国王与教皇策划，并由“驯良的执行者”——吉斯家族、市民与巴黎最高法院成员共同实施。他们在很早前就已开始酝酿反抗查理九世，因为他们认为后者是暴君，并且过于纵容宗教异端。天主教徒对新教徒的大清洗实际上是由这些人为迫使国王放弃和解政策而发动起义导致的。 让-路易·布尔荣写道：“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是由一些身份平常但头脑清晰的人策划的。它的轻重拿捏得极为精妙，恰好能够使国王屈服而又不使其丧失威望。”从婚庆时起便可观察到这一计划的端倪，因为婚庆虽使两派暂时团结，但也不足以掩盖凶兆。“……在官方为制造幻象的表面背后，一场惨剧正在酝酿中。” 这一论证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它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强调了针对胡格诺领袖的连续大规模屠杀所具有的叛乱性的一面——国王发出的止屠杀令并未得到遵守。但是，让-路易·布尔荣却丝毫没有将对科里尼及其手下的处决和之后的血腥屠杀加以区别。
德尼·克鲁泽在一部令人为之一振的翔实著作中虽然同样淡化了婚礼与暴力之间的对立 ，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法。他认为，处决胡格诺领袖实际上是一场“因爱而生的谋杀”。它与婚礼一样，都是查理九世为了让臣民和解并归附于其麾下所实施的手段。 科里尼及其手下威胁到国王的和谐美梦。为了清除隐患，国王便下令将其处决，希望使用暴力挽救本应可以实现的和平，而他的妹妹与纳瓦尔国王亨利之间的婚姻正是和平的象征。 在作者笔下，巴黎人对屠杀表现出的狂热被视作一群自认为是“天主强有力臂膀”的人所带有的神秘激情，最终导致国王与太后希望破灭。这一分析恰如其分地展现了想象（imaginaire）在法国国王及周围人的行为中所占的分量。 但是，他有意地局限在表象的范畴，无法在理论上找到贯穿这一系列事件的确定逻辑。因此，作者也确切地认为他的研究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编年史”。 德尼·克鲁泽后来又完成了一部关于卡特琳娜·德·美第奇的专著。他在书中重新探讨了王室意愿和解与大屠杀之间的矛盾这一谜团。他运用“必要性” 这个政治艺术中的关键概念进行解释，国王因“必要性”被迫采取临时诉诸武力的解决方法来阻止恶势力。这是为了实现国王重建臣民间和睦的目标。这种行为实际上反映了他们顺从天主旨意。大屠杀的惨剧无疑是国王不愿看到的横生枝节，但法国怀着对无法参透的上帝旨意的绝对信任接受了它，持续地追寻着“凡间与天界间极其重要的和谐” 。
《玛戈王后》就采取了第二种解释。电影中，许多阴谋都是由卡特琳娜·德·美第奇策划的。
我们注意到，在决定下令处决被视为最为危险的胡格诺派的同时，国王明确宣布维持1570 年于圣日耳曼颁布的和平敕令，似乎使这两个表面无法调和的目标能够相互协调，仿佛清除了胡格诺的领袖就能保证和平一样。 宗教战争的历史自始至终都穿插着多少有些突然摇摆的王室政策： 时而倾向天主教，严厉对待新教；时而接受两种宗教并存的局面。国王、太后以及他们身边的主要成员在不同时刻做出的不同抉择造成了这种摇摆。对于这些人中的天主教徒而言，解决宗教分裂只有两种可以接受的方法。第一种解决方法是等待时机，即暂时接受两种宗教信仰并存，直到在天主教内部最终逐渐实现他们所期望的和解。第二种解决方法是通过暴力手段彻底铲除异端。在御前会议中，这两种选择都得到不同团体的支持。这些团体尚未构成现代意义上的党派，他们之间的界限仍十分模糊，只是因为不同事件而结成可变的团体。 查理九世的态度介于两派之间。一方面，他接受的是人文主义教育，也因此保留着臣民之间能够维持长久和解的梦想。 另一方面，他对新教领袖的不信任使他将后者视为潜在的叛乱分子。依据法国国内外局势是否有利于其中一派论点的可信性，这两个“党派”——强硬派与政治派——也交替获得查理九世的青睐。 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双重目的在于运用武力的同时又要保持两种宗教信仰的和平共处。 目前，这一点已毫无疑问。原计划的目的绝非彻底清除巴黎或法国的新教徒，而“仅仅是”扫除“好战的胡格诺”——后者可能煽动新教徒进行叛乱。 19 世纪末法国画家爱德华·德巴-蓬桑以巴托罗缪大屠杀为主题创作的绘画，画中反映的是在圣巴托罗缪日清晨走出宫门的贵族，黑衣者即美第奇王太后。 然而，我们又该如何相信这样一场对有限的几个被认定有罪的犯人的行刑能够不与保留和平敕令发生冲突呢？ 若将“在紧急与匆忙中做出的决定必存在许多前后不一致之处”作为解释显然不够充分。我们需要更加细致地研究严酷与宽容的共生关系。前者针对政治叛乱，应毫不留情地镇压；而后者则针对宗教分立，可以通过温和手段解决。处理方法上的双重性反映出的，难道不正是区分直至彼时还紧密联系的政治与宗教这两个行动领域的意图吗？ 从查理九世及其政论家为证明8月23日至24日夜里所做决定的合法性而运用的论据中，我们能够观察到“国家理性”逻辑的端倪 。虽然此时这一逻辑仅作为一种受局势所迫的终极解决方法，尚不是政府的信条，但它也表露出对君权无所不能的肯定 ——国王在面对特殊局势时能够自由行使公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为处决胡格诺领袖正名的文字。它或许构成了权力观念演变中的重要一步。 法国国王是否能够预料到，处决科里尼及其手下军官会引发被称为“狂热派”的天主教徒的狂暴，进而大开杀戒？对于强硬派而言，王室对宗教异端态度的摇摆不定是难以理解的，国内两种宗教信仰和平共存也是无法接受的。而在首都巴黎，这群人又恰恰为数众多。
大屠杀后的惨状（《玛戈王后》）
我们在这里观察到了另一种视角的对立，即政府官员的“政治”视角 ——政治一词意为他们为解决宗教信仰分裂而在政治上摸索切实可行的临时解决方案——与狂热天主教徒纯粹的宗教视角 。二者对冲突的解读之间存在着根本上的误解：天主教徒将处决新教领袖理解为一个神迹般的征兆，标示着国王最终批准彻底清除新教徒。 但是，仅仅从宗教狂热这一点就足以解释巴黎的大屠杀持续时间之长、爆发之突兀，以及它的自发、有组织的特点吗？这次屠杀仅仅是一种古老的冲动力量丧失理智地爆发的结果吗？ 许多方面都证明了这是一次经过缜密筹划的行动。历史学家没有充分强调，巴黎市民不仅将新教徒视为宗教异端，更将他们当作威胁到自身生命与财产的动乱分子。 而且，新教徒聚居在城市中心，这使他们更加令人生畏。为了对抗来自内部的敌人，更是因为国王拒绝这样做，巴黎市民需要有序地实施自我防卫，开展一场彻底扫除敌人的战争。 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从根本上打破了新教徒抱有的令王国改宗的愿望。 法兰西不会成为一个新教国家。而在悲剧发生前，人们尚无法做出如此明确的判断。特别是在16世纪60年代初期，法国在宗教上的走向尚不明朗。许多人因为精神上的渴求或仅仅出于好奇心参加了巡游牧师的讲道。此时的新教徒将查理九世视为约西亚，后者是犹大国的国王，恢复了对唯一真神上帝的崇拜。 在 1572 年之前，胡格诺教徒经历的数次考验没有任何一次像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一样悲惨。大量新教徒在屠杀后放弃了新教信仰，而不愿屈服的新教徒则被迫流亡至“避难”国，法国新教徒数量锐减。自此以后，他们只是人口中的少数，一批虔诚且对其遭受的不幸念念不忘的“余下的少数人” 。 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也对君主制的机构 产生了重大影响。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使宗教分裂蕴含的一个核心问题显露出来：为了使类似的恐怖事件不复出现，君主制应当是绝对君主制，还是应辅之以限制性的机构，或者甚至如反暴君派思想家所期望的那样，应当服从于一系列由三级议会制定的法律，成为打开通往立宪制之门的契约君主制？ 大屠杀中的大规模动乱与之后出现的公共秩序严重混乱令人们意识到一个强有力的王权存在的必要 。大部分人都接受了一个显而易见的观点：定期召开三级会议且将三级会议作为共同立法者的契约君主制在宗教分裂时期藏有颇多隐患。天主教神圣同盟过分的行为最终使天平倒向了绝对权力的一边。王权不再受任何机构的限制，仅受制于国王一人遵从上帝的戒律与某些基本法的意愿。 同时，圣巴托罗缪大屠杀还提出了国王责任的性质与影响的问题。国王根据所拥有的特别司法权决定处决科里尼及其副官，因此，个人承担了这一事件的责任。国家的危险处境能否成为采取有违伦理与一般法的特殊措施的理由？ 胡格诺派在1572年8月24日的处决中看到的是暴君的行径，应当受到神与人的处罚。天主教徒的反击则预示了法国君主制日后为避免这一危险而将要走上的道路，即将君主之人神圣化 的道路。君主被象征性地置于超人类的区域之中，而民众的审判难以企及。 对国王的过度神圣化没有阻塞因出于解决危机之愿而出现的其他政治走向。内战期间实验的种种解决方案使政治与宗教领域的分离成为可能 。这些方案推崇公民的概念，用以和信徒相区别。它们播下了国家世俗化的种子。对1572年8月大屠杀的思考促进了接纳宽容的艰难过程 ，从长远的角度看，它还加强了被统治者抵制专制与限制统治者行为的权力的合法性。 1598年，亨利四世颁布《南特敕令》（Édit de Nantes），承认法国国内胡格诺教徒的信仰自由，以及他们法律上和公民同等的权利。然而，1685年，路易十四颁布《枫丹白露敕令》，新教再次失去了合法地位。 从更广的角度看，圣巴托罗缪大屠杀逐渐在法国历史一系列黑暗的时刻中占有一席，这些黑暗时刻的意义在于它们能够教育人们承担起“记忆的义务” 。 人们直至近些年仍然坚信，类似的野蛮行径属于过去世纪中的凶残兽性，无法想象这样的一幕在文明开化的时代重新出现，然而，“文明”对暴力的约束力仍然有限。 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是一个由他者的恐惧造成的悲剧。人们在这种恐惧感的煽动下，将差别当作威胁，特别是将宗教的他异性与暴乱混为一谈。有人写道： “大屠杀在成为一种对肉体的暴行之前，首先在思想上对人进行改造，使他们‘看到’了一个需要被消灭的假想的他者。” 这种恐惧与焦虑、这种视角的扭曲，难道不是随时会死灰复燃吗？这是1572年8月24日的悲剧提出的一个时至今日仍然有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