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4期P77—P78

作者：燕红忠 谢萍萍单位：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原题《冲击与延续：传统金融市场对新式银行发展的影响》，摘自《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年6期，徐鑫摘

在西方近代金融机构渗入中国之前，中国内部已经形成了一个由政府主导的官款生息和放贷制度，市场主导的典当、钱庄、账局、票号等金融组织，以及民间主导的合会、互助式借贷、高利借贷等民间信贷组成的多元化的金融体系。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传统金融体系内部已经在组织结构、业务内涵、利率变化等方面萌发了近代金融的某些要件，为近代金融的创建积累了资金、人才、技术和经验等方面的支撑。关于近代经济的发展和转型，学术界长期以来都强调来自西方资本主义的外生冲击。本文主要以生息银两放贷作为中国传统金融市场和金融业态的代理变量，来探讨传统金融市场对近代新式银行发展的长期影响及其机制。

生息银两制度与新式银行的发展

（一）生息银两制度。清代生息银两制度的放贷和生息方式主要分为以下三种：第一种是基金式的放贷，即无需归还本金，永久生息。这种途径大多是将一些特定的帑本放贷给盐商、参商、铜商等政府专卖商人或特许商人，作为其商业经营中的特殊“股本”，其所生息银也是内库的永久性收入。第二种与前者类似，只是需要先将部分利息归还原本，还完本金之后永久生息。第三种为中长期贷款，通常用于特定支出，即到期撤回原本，停止生息。

政府的生息银两放贷与传统金融市场的密切关系：第一，生息放贷通过发典生息和发商生息的方式直接参与金融市场，是当时金融市场上资金供给的主要来源之一。第二，生息放贷一般为一分取息，最高不超过一分五厘，而当时的民间借贷利率大约为三分甚至更高，因此政府生息放贷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借贷利率的下降和金融市场的活跃。第三，从放贷频次、金额和涉及范围来看，嘉庆和道光两朝的生息放贷与金融市场的关系最为密切，是反映当时金融市场发展状况的主要因素之一。

（二） 近代新式银行业的发展。1896年，在外国在华银行的诱致下，中国创办了自己的第一家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到1911年为止，在整个金融结构中，中国新式银行的实力不仅远远低于外国在华银行，而且与票号、钱庄和典当业相比也没有明显优势。1912年之后，中国新式银行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在全国金融机构中逐步占据优势。

民国时期新式银行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12年至1920年是新式银行发展的起步阶段，其主要特点是银行数量少，但增长速度快。官办和官商合办银行占比较高，但其所占比例逐渐下降，而商办银行的数量则在迅速增加。

1921年至1927年是新式银行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商办银行的比例超过官办和官商合办银行，成为新式银行最主要的组织形式，新式银行的地理分布呈现由东部向中西部省份扩散的趋势。一些大型银行已经开始在基层设立分支机构，地县级银行逐渐出现。

1928年到1936年为新式银行发展的第三阶段，官办和官商合办银行的比例再次超过商办银行占据主导地位，商办银行的比例稳中有降，到全面抗战爆发时，已经初步形成较为完善的银行体系。

（三）生息银两放贷与新式银行发展的关系。

1． 传统商事惯例和经营管理方式的延续。清政府的生息银两放贷促进了传统金融机构的发展和金融市场发育，而近代新式银行的发展过程则是一个与传统金融业长期共存，逐步继承、发展并最终替代其经营业务的过程。伴随传统金融业态在近代的延续，新式银行不仅部分借助钱庄、典当等传统金融力量同一般工商业者发生关系，也通过其他方式继承了诸多传统商业惯例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经营管理制度。

近代新式银行中普遍实行的官利制是生息银两制度的直接遗产。官利制度是在近代企业中普遍实行的一种债权和股权合一的资金筹集和强制分配制度。清代生息银两制度中孕育着官利制的雏形，传统商业和金融行业长期经营清政府的生息银两，最终这种强制分红的利润分配制度逐渐形成一种商业惯例，并从清代一直延续至民国，影响了近代股份制企业的利益分配方式。

当时绝大多数新式企业的招股章程和发行的股票中都有关于官利的明确记载。包括银行在内的一般企业，特别是民间资本创办的工商企业，都普遍采用官利制度来筹集股本。生息银两制度中政府借贷的强制性逐渐演变为近代新式银行中“官利”分配的优先性。

2．金融人才的培育和积累。生息银两放贷通过促进传统金融市场的发育，为新式银行业培育和积累了金融人才。传统金融机构对金融市场的开拓及其造就的大批人才是近代新式银行出现的前提之一。一方面，很多新式银行的经营管理人员最初都是由传统金融机构的经营者转变而来；另一方面，传统金融业发达的地区商业金融人才储备更加丰富，因此更容易产生金融创新，建立更多的新式金融企业。

3． 官商关系对新式银行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在传统“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下，生息银两放贷通过政府参与金融市场的方式沟通了政府和市场，改善和密切了官商关系，进而对于近代新式企业及银行的产生和发展都产生了长期而深远的影响。

近代新式银行的产生和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官商合作的产物，并以政府的支持为前提。大部分官办银行，甚至一些商办银行最初都是由晚清时期的地方官钱局改组而来。在1912年之前新式银行的业务活动主要局限于官款调拨。1912年到1927年之间，各种省立银行仍以经理省库为主要业务，各种商业银行的业务活动也以政府放款与投资公债为主，大多数银行都拥有大量的政府公债券与库券。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虽然各银行的投资与经营对象逐渐转向产业与商业投资，但政府公债投资仍然占有很大比例。总体而言，近代时期经营和发展比较成功的新式银行，如中国银行、“南三行”和“北四行”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保持了良好的官商合作关系。

实证结果及发现

（一） 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清代生息银两放贷次数对新式银行数量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生息银两放贷次数显著增加了新式银行的数量，近代新式银行的发展明显受到传统金融市场的正向影响。盐商的生息行为不会影响估计结果，表明生息银两放贷金额对新式银行的发展同样具有稳健的长期影响。

生息银两放贷对南北方新式银行发展均有显著影响，而且其对北方地区新式银行发展的影响程度要略高于南方地区。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两个子样本中也均显著为正，生息银两放贷对东部地区新式银行的影响系数大约是中西部地区的3倍，导致1936年前中西部地区新式银行发展的水平仍然较低。生息银两放贷对不同性质银行的发展均有显著影响，其中对商办银行的影响系数最大，官办银行、官商合办银行次之。

（二） 竞争性假说的证伪检验。在加入各类竞争性假说后，生息银两放贷对新式银行的作用仍然稳健，传统金融市场的延续是促进近代新式银行发展的一个独立因素。初始经济条件和外来因素的冲击在整体上对近代新式银行的发展并没有起到显著影响，而学额对新式银行的发展则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抑制作用。不同于现有假说，科举人才对银行的抑制作用并没有随着科举制的废除而得到转变，在清朝科举人才越多的地区，1912—1936年间设立的新式银行反而更少。

新教传播对新式银行在第一阶段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通商口岸对各个阶段银行的发展没有影响。也就是说，外来冲击因素对新式银行的最初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从整体来看，其影响和作用是逐渐减弱的。

（三）长期影响的机制。官商关系、金融人才培育和典当业都在新式银行业发展的历史延续中发挥了传导作用。代表官商合作和官利制等经营惯例的官商关系是一个最为重要的中介机制，这一机制解释了生息银两放贷对新式银行整体发展影响的60.1%。专门金融人才的孕育机制也在新式银行业特别是商业银行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传统金融机构与新式银行存在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其所承载的部分商业惯例和经营管理方式对于新式银行的发展同时具有正向促进和反向抑制的作用。就其相互抵消的综合效应而言，典当业对于官办银行的发展仍然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钱庄则抑制了中外合资银行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