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3月24日《新华每日电讯》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冯武勇

2011年9月19日，大江健三郎在集会上演讲。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冯武勇 摄

2011年9月19日，东京新宿区明治公园。

数万人注视下，大江健三郎登上临时搭建的讲台。

这是“3·11”福岛核事故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反核污染集会。

“福岛被放射性物质污染的广袤土地怎么办，怎么去除（污染土）？怎么处理？体内受辐射的这么多孩子的健康怎么办？”

大江的语调很沉稳，拿着讲稿的手却不时微颤。他的讲稿是“老派”的竖行手书。从我的镜头里看过去，涂抹删改的墨迹清晰可见，一如他的文学书稿。

“我们日本人，今后还要为核事故担惊受怕。对此，我们始终要有抵抗的意志。”

2011年9月19日在日本东京明治公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在发表演说。新华社发（关贤一郎摄）

核，是贯穿大江健三郎大半生的文学主题，也是他纠结于“何为日本人”的追问主题之一。

广岛的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有一份大江的留言，“我经常来这个纪念馆……”这是1995年12月6日，大江陪同多国作家访问资料馆后留下的手迹。

据记载，大江初访广岛要追溯到1960年。那时，年仅25岁的大江已经是日本文坛冉冉上升的新星。两年前，他还在东京大学就读的时候，就凭借小说《饲育》获得日本纯文学界最负盛名的芥川文学奖。

这一年的8月6日是广岛核爆15周年纪念日，大江参加了相关纪念活动和研讨会，并向广岛地区主要报纸《中国新闻》投书。这一年也是日本民众反对岸信介政府与美国签订日美安保条约，即第一次安保斗争的高潮期。作为日本战后民主主义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新锐文学青年，大江当时对广岛的理解与其他进步青年并无二致——广岛是战争受害者，是反战与和平主义的一个象征。

广岛的“核”，还没有与大江的“个人体验”结合起来。

直到1963年。那一年，大江与妻子由香里的长子大江光出生。光，生下来就有脑部障碍。对于敏感多思、前途一片光明的年轻作家来说，仿佛人生之路突然遭遇大团黑雾。

“为了理解从天而降的艰难问题，我想写小说来理解。”

光出生以后，大江同时着手两个写作——“私小说”《个人体验》和采访广岛核爆受害者的一系列手记。

背负着“光”的阴影，大江发现一个“不一样”的广岛。九篇手记陆续在岩波书店发行的自由派阵地《世界》刊登，并于1965年结集为《广岛札记》出版。在此之前的1964年，以大江光与自己为原型的小说《个人体验》出版。

2000年9月27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出席《大江自选集》中文版首发式，并为读者签名。新华社记者袁满摄

“光”，也许是一种巧合，却是理解大江文学和人生的一把钥匙。“光”对于大江文学的象征意蕴，正如大江终身推崇的鲁迅先生笔下“路”的意象之于鲁迅文学。

在广岛核爆幸存者的回忆中，很多人对原子弹爆炸的第一印象是城市上空一道巨大的光。这是带来死亡，带来绝望，带来广岛悲惨物语的“光”。

而日语中的“光”，也有“希望”的意蕴。

“原子弹带来的悲惨、苦难，与人的尊严、复活的希望缠绕在一起。”大江在1987年一次采访中说。

这种悲观与乐观的交织，也出现在父亲健三郎第一次意识到儿子光拥有音乐天赋的时候。

大江曾回忆说，有一次，他肩驮着年幼的光在树林里散步，林中传来悦耳的鸟鸣声。“水雉！”——光喊了出来。光平时喜欢看鸟的电视节目和录音。

灵魂得到了拯救。无论是弱小的光，还是广岛核爆受害者，都让大江感受到了弱者展现出来的“人间的威严”。

因此，作家极度痛恨漠视弱者、抹杀弱者尊严的日本社会。

这种痛恨和诘问在冲绳相关的叙事中达到了顶点。

2001年3月16日，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坂本义和等7位知识界知名人士在东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正在审定中的历史教科书表示忧虑，要求日本政府采取尊重历史事实的态度审定历史教科书。新华社记者陈建力摄

日本战败后，全境被美军占领。冲绳，则直接被美军接管。

冲绳人，是弱者中的弱者。

1965年，大江健三郎首次踏上冲绳的土地。在冲绳，他感受到与广岛不一样的被拒绝感。

如果说，广岛核爆亲历者一开始对他的抗拒，是对非核爆当事人来挖伤疤的反感和抵触，在冲绳，大江健三郎直面的是对“日本本土人”的抗拒。

——我们是冲绳人，是美军占领地的冲绳人。你们是把我们当牺牲品、当祭品的“日本人”。

随着冲绳人慢慢向他打开心扉，讲述自己的反抗和牺牲，大江陷入了更大的悲哀，即身为“日本人”对冲绳及其前身琉球的原罪感。

1970年，大江把在冲绳的一系列采访结集为《冲绳札记》出版，向日本本土人介绍了美军管辖下的冲绳现状，以及冲绳与日本复杂的历史恩怨。

其中一段记述后来给大江带来长达6年的官司。这就是冲绳人的战争伤疤之一——“集团自杀”。

《冲绳札记》第三章“走向多样性”中，大江引述上地一史撰写的《冲绳战史》，提到当年冲绳战役期间，在庆良间列岛负隅顽抗的日军指挥官以当地村民妨碍作战、与日军抢食为由，强迫700多名岛民“集团自杀”。

2006年9月10日，诺贝尔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在北大附中作题为《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演讲。这是大江健三郎在为孩子们题词。   新华社记者吴晶摄

大江在文中愤怒地评论，“这起事件的责任人到现在都没有对冲绳人做出一句表示，这个人所作所为的一切，现在本土的日本人还在成规模地反复做，所以此人对本土日本人会这样反驳，凭什么就我需要自责？”

就因为这段记述和评论，2005年，大江和《冲绳札记》出版商岩波书店被“这起事件的责任人”以名誉损害为由告上法庭。官司打了6年，直到2011年4月，日本最高法院驳回原告请求，大江最终胜诉。

这桩官司的缘起耐人寻味。并非原告当事人主动提诉，而是以否定侵略历史为使命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等右翼团体鼓动和资助原告兴讼，并组成“冲绳集体自杀冤罪诉讼支援会”。支援会的三名代理律师中，就有后来成为自民党右翼红人、一度被安倍晋三擢升为防卫大臣的稻田朋美。

稻田进入安倍的视线，正是缘于这起针对大江的官司。

岩波书店前社长冈本厚回忆，2011年胜诉后，大江寄来一张明信片，“通过这次诉讼，我确信自己的人生没有虚度”。大江一再提到，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三件事是宪法、冲绳、核问题。

大江逝世后，当时集体自杀诉讼案证人宫城晴美说，在冲绳人看来，大江不仅仅是作家，更是代表冲绳向本土有力控诉的人。

冲绳战研究学者石原昌家认为，大江把这场官司看作是与历史修正主义的斗争。

这起官司，让大江对日本本土深藏的对冲绳的漠视和歧视有了更深认识，也让大江更同情和关心冲绳人争取自主的奋斗。

大江说，他“一辈子都在想着冲绳的事”。1972年，美军将冲绳行政管辖权移交给日本，但“为什么几十年来，冲绳一直是基地，而日本人能接受”？

2015年6月，围绕冲绳边野古美军基地建设，大江来到边野古和美国施瓦布军营前激励示威民众，“只要不放弃，就不会输”。

《广岛札记》中，贯穿全书的“低音”是“人间的威严”。在《冲绳札记》中，贯穿全文的是作家的反复自我诘问：

“日本人是什么样的人？我能变成不是现在这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吗？”

这里，他把斗争对象指向了“日本人”，以及他后来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演讲中触及的“暧昧的日本”。这是他对日本两面的社会性和国民性的当头棒喝。

1994年12月7日，大江健三郎在斯德哥尔摩进行签字售书。新华社发

2011年，福岛核事故。2012年，代表历史修正主义路线的安倍政权卷土重来。

正在酝酿逐渐封笔的老作家大江健三郎，斗志再次炽热。

福岛核事故后，大江陷入深深的懊悔和自责：如果广岛、长崎的悲剧能归咎于战争，那福岛的悲剧能归咎于谁呢？大江认为，自己作为积极关怀社会现实的作家，对身边的危险却充满“钝感”，是一种“失责”。他把正在写的封笔之作扔进废纸篓，每天听收音机、看报纸、看书，摘录与福岛核事故有关的各种材料，2013年完成了以核事故为舞台的长篇小说《晚年样式集》。

在这部半是小说、半是行动实录的著作结尾，大江用一首隽永小诗向读者告别，也向自己文学生涯中的“希望”主题告别：

小东西们，一个老人想说

我不能重活一次，但

我们能重活一次。

从广岛，到福岛。始于核，终于核。大江的作家生涯步入了“晚年”，但大江作为日本反战、护宪运动的一面大旗，晚年的残躯迎来了最后的燃烧。

福岛核事故以来，大江频繁参加全国各地集会。“我要跟那些试图抹杀广岛、长崎和福岛的家伙们斗。”

守护和平宪法，是大江晚年的另一个战场。

2014年4月8日，在日本东京的一处公园，日本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参加反对政府修改宪法第9条的集会时发表演说。新华社发

2014年，安倍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日本宪法“专守防卫”的理念遭掏空。作为护宪派市民团体“九条会”的发起人之一，大江告诉媒体，“守护（宪法）九条、祈愿和平是我的人生根本。”他以作家对文字的敏锐一语道破，安倍提出的“积极和平主义”就是“消极战争主义”，是对宪法九条的本质挑战，是为了日本能部分参与美国发起的战争。

与大多数对社会争议话题保持沉默的作家不同，大江始终是一名行动派。《朝日新闻》记者吉村千彰回忆，2014年有一次采访大江时，后者兴致勃勃谈了3个多小时后突然打住话题，说一会儿要去参加反对解禁集体自卫权的集会。

大江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立场分明，因此对右翼势力拥护者也疾恶如仇。日本右翼报纸《产经新闻》一名女记者一次打电话要采访大江，刚开口“我是产经新闻某某记者”，对面的电话就咔嚓挂了。

大江健三郎自认，其文学和思想深受四个人影响。一是授业恩师渡边一夫，二是法国作家和哲学家萨特，三是巴勒斯坦裔的文学评论家萨义德，而影响他“一辈子”的是中国文豪鲁迅先生。

大江曾告诉中国作家同仁，他“用一辈子在读鲁迅，把鲁迅视为一个巨大的太阳”。

大江还说，“孔乙己”，是他记住的第一个中国人名。

大江健三郎来过中国六次。第一次是1960年5月，作为日本文学家访华代表团的一员，大江一行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接见，并与茅盾、巴金等中国作家代表交流。

第二次在1984年11月，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勃发期。大江参加历史作家井上靖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了北京、上海、西安等地。

2006年9月9日，大江健三郎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签名售书活动。

第三次在2000年9月，大江应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之邀访问，与莫言、铁凝、余华等中国作家交流甚欢，还在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作了一系列学术演讲。

第四次在2002年2月，大江参加日本NHK电视台一个纪录片节目摄制，与莫言进行了对谈，并访问了莫言老家山东高密。

第五次在2006年9月。此行大江的主题就是“鲁迅”。他在中国社科院作了题为《始自于绝望的希望》的演讲，并在北大附中和长富宫分别作了题为《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和《中国-鲁迅-我》的演讲。

最后一次在2009年1月，大江出席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颁发文学奖项的活动。其间，他参观了鲁迅博物馆，在北京大学作了题为《真正的小说是写给我们的亲密的信》的演讲。

在鲁迅博物馆，大江面对鲁迅散文诗《希望》手稿默默诵读。

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大江大段大段地引用《希望》，几乎是用日文诵读了一遍：

……青年们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时年，大江74岁。

这不禁再次让人想到4年后大江最后一部小说《晚年样式集》最后的那首小诗。

绝望与希望的辩证，是日中两位文豪的隔世笔谈。

2006年9月10日，诺贝尔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在北大附中作题为《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演讲。这是大江健三郎（右一）在回答北大附中学生的问题。 新华社记者吴晶摄

2023年3月3日，巨星陨落，大江健三郎无疾而终，享年88岁。

“日本人是什么样的人？我能变成不是现在这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吗？”

终其一生，大江都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或许他已有自己的答案，只是隐藏心中，不愿或认为不必与众分享。但更有可能的是，大江与其想通往一个答案，不如说是借此告诫自己和国人，要不停地直面日本历史、文化、政治、社会问题，并不断地自我反省和自我革新。

现实，却与大江的“希望”越行越远。

在福岛，日本政府不仅没有认真反思核事故、体恤受害者，还一意孤行准备今年夏天把核污染水倾倒到大海中，去祸害更多的人。

在冲绳，日本自卫队的导弹基地在石垣岛、宫古岛、与那国岛等离岛一一落成，日本和平宪法名存实亡。

在广岛，日本5月将纠集西方强权举办G7峰会，为所谓“新冷战”摩拳擦掌。

……

3月18日，反战理念鲜明的《东京新闻》刊出一首读者怀念大江的川柳（日本五七五短诗）：

“一个又一个，护宪派驾鹤西去，危机在逼近。”

3月21日，又一场反核污染水集会在东京代代木公园举行。集会海报上，“大江健三郎”的名字依然居首。

危机将至，斯人已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