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和男人、农民和城市工人，都在异端运动中找到了共同为之奋斗的事业。这些本被认为有不同关切和愿望的人，他们之所以找到了共同利益，可以用几点理由来解释。首先，在中世纪，城市和乡村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密的关系。许多市民之前是农奴，他们为追寻更好的生活而搬到或逃到城市，在从事其手艺活的同时，他们继续在土地上劳作，尤其是在收获季节。他们的思想和愿望仍然深受农村生活和他们与土地的持续性关联影响。农民和城市工人还因为受制于同一个政治统治者而团结起来，因为到了13世纪（特别是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土地贵族和城市贵族商人逐渐融合，作为一个权力结构而运作。这种情况促进了劳动者之间的相互关切和团结。因此，每当农民造反时，工匠、日工和越来越多的城市贫民就会与之为伍。佛兰德斯沿海地区的农民起义就是这样。这次起义始于1323年，在1327年法兰西国王（the King of France）和弗拉芒贵族在卡塞尔击败起义者后，于1328年6月告终。正如大卫·尼古拉斯（David Nicholas）所写的：“起义者能够坚持斗争五年才失败，只有在市民参与的情况下才有可能”（Nicholas 1992: 213-14）。他补充道，到1324年底，已经有伊珀尔和布鲁日（Bruges）的手工业者（craftsmen）加入农民起义的队伍之中。

现在，布鲁日处于由织工和漂洗工组成的队伍控制之下，并从农民那里获得对起义的指导……一场宣传战打响了，僧侣和传教士告诉群众，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他们与贵族是平等的（同上: 213-14）。

另一个农民与城市工人的联盟是图尚人起义（Tuchins）*，这是活跃于法国中部山区的“土匪”（bandits）运动，工匠加入了典型的农民组织之中。*译注：图尚人起义（the Tuchin revolt，法语La révolte des Tuchins或Tuchinat），是发生在法国奥弗涅地区（1363-1389年）和朗格多克地区（1380-1384年）的一系列起义，旨在反抗雇佣军、沉重的赋税和法兰西王国的中央集权，参与者包括底层平民、农民和工匠。

将农民和工匠团结在一起的，是他们均贫富的共同愿望。正如诺曼·科恩（Norman Cohn）所写的，这在各种记录中都得到了证明。

穷人的谚语哀叹道：“穷人总是在工作，在忧虑、劳累、哭泣，从未有过发自内心的笑声，而富人却总在欢笑与歌唱……”

奇迹剧（miracle plays）讲述道：“……每个人的财产都应该和其他人的一样多，而我们却没有什么算得上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大领主们拥有一切，而穷人除了痛苦和困境之外一无所有……”

最广为流传的讽刺诗谴责道：“地方法官（magistrates）、大教堂主监（provosts）、教区执事（beadles）、市长（mayors），几乎都以抢劫为生。他们都以穷人为食，他们都想榨干穷人……强者掠夺更弱者……”又如：“勤劳的劳动者做出了小麦面包，但他们永远没有机会吃到它；不，他们只能从玉米中得到筛屑，只能从美酒中得到糟粕，只能从上等布料中得到谷壳。一切美味的精致的东西都归贵族和神职人员所有……”（N. Cohn 1970: 99-100）。

这些抱怨表明，民众对存在于“大鸟”和“小鸟”、“胖子”和“瘦子”之间的不平等现象的怨恨有多深，这些称呼 在14世纪的佛罗伦萨的政治习语中分别指代富人和穷人。约翰·鲍尔（John Ball）在组织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宣称：“在英国，除非我们处于平等的条件下，否则什么都不会好起来。”（同上.: 199）。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对更平等的社会的渴望主要表现在对贫困的推崇和对财物的共产主义上。但对平等主义观点的赞同也反映在了对工作的新态度上，这在异端教派中最为明显。一方面，他们采用了一种“拒绝工作”的策略，如法国的瓦勒度派（里昂穷人兄弟会）和一些修道院的成员（方济各会*（Franciscans），灵修派），他们希望摆脱世俗的烦恼，以乞讨和社区支持为生。另一方面，他们对工作特别是体力劳动有了新的评价，这在英国的罗拉德派（Lollards）**的宣传中得到了最自觉的表述，他们提醒信徒：“贵族有漂亮的房子，我们只有工作和劳苦，但正是我们的劳动创造了一切”（同上; Christie-Murray 1976: 114-15）。*译注：方济各会（Franciscans，意大利语Ordine Francescano，拉丁语Ordo Fratrum Minorum），又称小兄弟会、法兰西斯会，是天主教托钵修会派别之一。13世纪由圣方济各在意大利创立，提倡清贫节欲、不置恒产，成员衣麻跣足、托钵行乞。于1223年正式被教皇洪诺留三世（Honorious Ⅲ）承认。在归顺教廷、拥有产业之后分裂为灵修派（守规派）、住院派、嘉布遣派（Capuccinorum）等支派。**译注：罗拉德派（Lollard），中世纪英国反教会的异端派别，14世纪兴起于牛津大学的学者群体中，该名称源自中古荷兰语lollaerd（说话含糊的人），是神职人员对低文化水平者（只会说英语）的蔑称，到15世纪中叶泛指异端。该派在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1330~1384）思想的基础上形成，故最初被称为威克里夫派（Wycliffite）。具有强烈的反教权主义倾向，否定教会等级制，支持世俗政权没收教会财产，主张用英语布道、写作，推动了英语作为民族语言的发展。威克里夫的教会改革主张得到了众多平信徒的支持，约翰·奥尔德卡斯尔（John Oldcastle）于1414年领导的起义成为罗拉德派运动的高潮，遭到镇压后该派活动转入地下，社会的中下阶层（特别是工匠和商人）逐渐成为运动的主体。其思想在16世纪的英国宗教改革中得到延续。

毫无疑问，对“工作价值”的呼吁——在一个由军人阶级主导的社会中是个新鲜事物——主要是提醒人们注意封建权力的专断性。但这种新的意识也表明了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它在封建制度的垮台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这种对工作价值的呼吁反映了城市无产者的形成。无产者的一部分是由熟练工（journeymen）和学徒（apprentices）*组成的，他们在匠师（artisan masters）手下工作，产品供给当地市场；但无产者的大部分是领取工薪的日工，受雇于富商，为出口而生产。到14世纪初，在佛罗伦萨、锡耶纳（Siena）和佛兰德斯，可以发现纺织业集中了多达4000名这样的日工（织工、漂洗工、染工）。对他们来说，城市生活只不过是一种新型的农奴制，这次是在布商的统治下，布商对他们的活动实行最严格的控制，并实行最专横的阶级统治。城市雇佣工人不能组成任何团体，甚至被禁止在任何地方以任何理由聚会；他们不能携带武器，甚至不能携带他们工作要用的工具；他们不能罢工，否则会被处死（Pirenne 1956: 132）。在佛罗伦萨，他们没有公民权利；与熟练工不同，他们不属于任何行业或行会，并且他们在这些商人手中受到最残酷的虐待，商人除了控制市镇政府外，还开设了私人法庭，并且可以不受惩罚地对工人进行监视、逮捕和折磨，并在工人有一丁点儿麻烦的迹象时就绞死他们（Rodolico 1971）。*译注：熟练工（journeyman）是中世纪完成了学徒期的工人，被认为有能力和资格在该领域进行工作，但他们大多数仍然作为雇员工作而非自己经营。“journey”一词来自法语journée（一整天），即熟练工有权为每日的工作要求工资（但他们实际上是计件工资，必须生产一定量的产品，否则会被解雇）。熟练工只有拿出一笔钱和一件代表作，并被师傅（master）所接受后，才能够进入行会，这实际上是行会中的贵族阶层垄断控制权、排斥较低等级成员的手段，使得师傅身份逐渐成为富裕家庭的世袭资格。学徒（apprentice）是中世纪想要从事某一行业的人最初必须经历的阶段，他需要在一定时期内在师傅手下工作并服侍师傅，而师傅向他传授该行业的技艺。学徒期间的劳动是没有工资的，以供给衣食、传授技艺作为报酬。起初学徒期为两三年，后来师傅不断延长年限，相当于加强了对学徒的剥削。

正是在这些工人中，我们发现了最极端的社会抗议形式和对异端思想最高程度的接受（同上:56-59）。在整个14世纪，特别是在佛兰德斯，纺织工人参与了持续不断的起义，反对大主教、贵族、商人，甚至是大行会人员。在布鲁日，当大行会人员在1348年掌权时，纺织工人继续反抗他们。1335年，在根特（Ghent），当地资产阶级的反抗被织工的斗争所取代，织工们试图建立“工人民主”，以压制（除了以手工劳动为生的人之外的）所有权威（Boissonnade 1927: 310-11）。在被强大的联合力量（包括君主、贵族、神职人员、资产阶级）击败后，织工在1378年卷土重来，这次他们成功地建立了（也许有些夸张）被称为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据彼得·博瓦索纳德（Peter Boissonnade）说，他们的目标是“让熟练工反对匠师，让雇佣劳动者反对大企业家，让农民反对领主和神职人员。据说，他们曾考虑消灭整个资产阶级，六岁的孩子除外，对贵族同样这么做”（同上:311）。他们的失败只是因为1382年在罗斯贝克（Roosebecque）的一场野战*中被击败，其中26000人阵亡（同上）。*译注：即罗斯贝克战役（The Battle of Roosebeke），1382年11月27日发生于黄金山（Goudberg），由菲利普·范·阿特维尔德（Philip van Artevelde）率领的佛兰德斯起义军被佛兰德斯伯爵路易二世（Louis II of Flanders）和法王查理六世（Charles VI of France）的联军击败，阿特维尔德被杀。

在布鲁日和根特发生的事件并不是孤例。在德国和意大利也是如此，工匠和劳工在各种可能的场合进行反抗，迫使当地资产阶级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之中。在佛罗伦萨，工人在1379年夺取了政权，其领导者是梳毛工（Ciompi），即佛罗伦萨纺织业的日工。【28】 他们也建立了一个工人政府，但只持续了几个月，到1382年就被彻底打败了（Rodolico 1971）。位于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的列日（Liege）的工人则更为成功。1384年，贵族和富人（他们被称为“大人物（the great）”）没有能力继续进行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抵抗，投降了。从那时起，“手工业者完全支配了这个城市”，成为市政府的仲裁者（Pirenne 1937: 201）。手工业者还支持农民起义，在佛兰德斯沿海地区，这场斗争从1323年持续到了1328年，皮雷纳（Pirenne）将其描述为“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尝试”（同上:195）。在这里——根据当时一位有明显的阶级效忠对象的弗拉芒人的说法——“叛乱的瘟疫使人们对生活产生了厌恶”（同上:196）。因此，从1320年到1332年，伊珀尔的“好人（good people）”恳求国王不要允许拆除他们居住的城镇内部的军事堡垒，因为这些堡垒保护他们免受“平民百姓”（common people）的侵害（同上:202-03）。*译注：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指的是欧洲西北沿海地区，广义包括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以及法国北部与德国西部；狭义上则仅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列日是比利时的一座城市。

扎克雷起义（Jaquerie）*。1323年在佛兰德斯，1358年在法国，1381年在英国，1370年和1380年在佛罗伦萨、根特和巴黎，农民揭竿而起。

*译注：扎克雷起义（The Jacquerie）是1358年5月法国北部发生的一场农民起义，以“消灭一切贵族”为口号，在数周激战后遭镇压。这场起义的名称来源于贵族对农民的蔑称“Jacques Bonhomme”（相当于“乡巴佬”），其领袖纪尧姆·卡勒（Guillaume Cale）以之为别名。后来“jacquerie”一词在法语和英语中被用于指代农民起义。

中世纪斗争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是黑死病，它平均而言消灭了30%到40%的欧洲人口（Ziegler 1969: 230）。1315～1322年的大饥荒（the Great Famine）削弱了人们对疾病的抵抗力（Jordan 1996），这次前所未有的人口骤减深刻地改变了欧洲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实际上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由于普遍发病带来的拉平效应（levelling effects），社会等级制度被颠覆了。如伴身侧的死亡也破坏了社会纪律。死亡随时可能降临，人们便不再在意工作或遵守社会和性秩序，而是试图拥抱最好的时光，尽情地享受生活而不考虑未来。

然而，黑死病最重要的后果是加剧了由阶级冲突产生的劳工危机；劳动力的大量减少使得劳工极其稀缺，极大地增加了成本，并坚定了人们打破封建统治桎梏的决心。

正如克里斯托弗·戴尔（Christopher Dyer）所指出，传染病造成的劳动力稀缺，使权力关系向有利于下层阶级的方向转变。当土地匮乏时，农民就会被领主驱逐他们的威胁所控制。但在人口大量减少后，土地变得充裕，领主的威胁不再产生任何严重影响，因为农民可以自由流动，找到新的土地来耕种（Dyer 1968: 26）。因此，当庄稼腐烂、牲畜在田间闲逛的时候，农民和工匠突然成为形势的掌控者。这种发展的一种表现是抗租（rent strikes）的增长，这还为农民大规模外逃到其他土地或城市的威胁所推动。正如庄园的记录所显示的，农民“拒绝支付”（negant solvere）。他们还宣称自己“不会再遵守习俗”（negant consuetudines），并无视领主们修理房屋、清理沟渠或追捕逃跑农奴的命令（同上:24）。

到14世纪末，拒绝地租和役务已经成为一种集体现象。整个村庄共同组织起来，停止支付罚款、税收和佃户税，不再承认折算的役务，不再承认庄园法庭的禁令，而这恰恰是封建权力的主要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扣留的地租和役务的数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作为封建秩序基础的阶级关系被颠覆了。16世纪初的一位作家是这样总结这种情况的，他的话反映了贵族的看法：

这些农民太富有了……而且不知道服从意味着什么；他们对法律毫不在意，他们希望不存在贵族……而且他们想要决定我们应从自己的土地里收取多少租金（同上:33）。

为了应对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和封建地租的崩溃，他们做出了各种尝试来增加对劳动的剥削，要么是恢复劳役，或在某些情况下重回奴隶制。在佛罗伦萨，奴隶进口于1366年被合法化。【29】 但这种措施只是加剧了阶级冲突。在英国，贵族们试图通过限制最高工资的《劳动法》（Labor Statute）来控制劳动成本，从而引发了1381年的农民起义（the Peasant Rising of 1381）。起义蔓延到其他地区，并以成千上万的农民从肯特郡游行到伦敦“与国王对话”而告终（Hilton 1973; Dobson 1983）。在法国亦是如此，在1379年到1382年之间，出现了“革命的旋风”（Boissonnade 1927: 314）。无产者的起义在贝济耶（Bezier）爆发，40名织工和鞋匠被绞死。在蒙彼利埃（Montpellier），起义的工人宣称“到了圣诞节，我们将以6便士一磅的价格出售基督徒的身体”。起义在卡尔卡松（Carcassone）、奥尔良（Orleans）、亚眠（Amiens）、图尔奈（Tournai）、鲁昂（Rouen）等地爆发，最终在巴黎，那里“工人民主”于1413年掌权。【30】在意大利，最重要的起义则是由梳毛工发动的。起义爆发于1382年7月，当时佛罗伦萨的纺织工人一度迫使资产阶级给他们一定的政府权力，并宣布中止雇佣劳动者背负的所有债务；然后他们宣告了实质上的无产阶级（“上帝的子民（God’s people）”）专政，尽管它很快被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联合力量粉碎了（Rodolico 1971）。

“现在是时候了”（Now is the time）——这句话在约翰·鲍尔的信中反复出现——很好地说明了14世纪末欧洲无产者的精神。当时在佛罗伦萨，命运之轮开始显现在酒馆和工场的墙上，象征着命运即将改变。

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斗争的政治视野在扩大，组织范围在扩展。所有地区都在起义、组织集会并招募军队。有时，农民们成群地组织起来攻击领主的城堡，并破坏那些保存着奴役他们的书面记录的档案馆。到了15世纪，农民和贵族之间的对抗变成了真正的战争，就像西班牙从1462年持续到1486年的雷门萨（remensas）*那样。【31】在德国，“农民战争”的循环始于1476年，吹笛者汉斯（Hans the Piper）**领导的密谋开启了它。在1493年至1517年间，它升级为由鞋会（Bundschuh）***（“农民联盟”）领导的四场流血的起义，并在1522年至1525年的全面战争中达到顶峰，蔓延到四个国家（Engels 1977; Blickle 1977）。*译注： 雷门萨（remensa，加泰罗尼亚语remença），是加泰罗尼亚的一种农奴制模式，该词来自拉丁语redementia（赎回）。雷门萨农奴（加泰罗尼亚语remences或pagesos de remença，pagesos即农民）在向领主缴纳赎金后才能离开农舍（mas）。由于黑死病和移民导致的农村人口减少，贵族试图更严格地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并加强剥削以弥补减少的收入，导致1462年和1484年的两次雷门萨起义（Rebellion of the Remences或War of the Remences）。第二次起义后，阿拉贡国王费尔南多二世（Ferdinand II of Aragon）颁布了《瓜德鲁普决议案》（Sentencia de Guadalupe），取缔了领主虐待农奴的权利——“恶习”（evil customs，加泰罗尼亚语mals usos），每个农舍的农民需要以60苏的代价赎回自由，这是对封建制度的重大改革。**译注：汉斯·伯姆（Hans Böhm或Hans Behem），绰号尼克拉斯豪森鼓手（Pauker von Niklashausen）、吹笛者汉斯（Pfeiferhannes）等。1476年春，这位名不见经传的牧民以圣母玛利亚名义布道，号召人们到尼克拉斯豪森朝圣，控诉神职人员罪恶，主张废除阶级差别、税收和强制劳动，土地等自然资源公有，赢得4万多农民追随者并引发起义，同年7月13日被捕，19日因异端被判处火刑。***译注：鞋会运动（Bundschuh movement）是1493～1517年间德国西南部发生的一系列地方性农民起义，起义者以农民鞋（Bundschuh）为旗帜。这被视为德国农民战争的前奏。原文中误拼为Bundschuch。

黑死病毁灭了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在社会和政治意义上，这是欧洲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在所有这些事件中，起义者并不关注对封建统治施加一些限制，也不只是为更好的生活条件讨价还价。他们的目标是终结领主的权力。正如英国农民在1381年农民起义中宣布的那样，“必须废除旧法”。事实上，到15世纪初，至少在英国，尽管起义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被击败，起义的领导人遭到残忍处决，农奴制或维兰制（serfdom or villeinage）几乎完全消失了（Titow 1969: 58）。

之后的年代被描述作“欧洲无产者的黄金时代” (Marx 1909,Vol. I; Braudel 1967: 128ff.)，这与对15世纪的典型描述大相径庭——15世纪被永恒地符号化为一个在死亡（以及终有一死， memento mori）的诅咒之下的世界。

索罗尔德·罗杰斯（Thorold Rogers）在他著名的关于中世纪英国工资和生活条件的研究中，为这个时期描绘了一幅乌托邦式的图景。罗杰斯写道：“在任何时候，[英格兰]的工资都没有这么高，食物也没有这么便宜”（Rogers 1894: 326ff）。有些时候，工人们在一年中的每一天都有工资，尽管在星期天和主要节假日他们不工作。他们的雇主还提供食物，并按每英里的距离支付往返于家与工作之间的路费（viaticum）。此外，他们还要求用钱支付，并希望每周只工作五天。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我们有理由对这种丰饶（cornucopia）的程度表示怀疑。然而，对于很大一部分的西欧农民和城市工人来说，15世纪是一个拥有前所未有的权力的时期。不仅劳动力的稀缺使他们占了上风，而且雇主争夺他们为自己效力的奇特现象加强了他们的自我价值感，并结束了他们几个世纪以来的落魄潦倒和卑躬屈膝。在雇主眼中，工人要求的高工资的“丑行”只与他们表现出的新的傲慢相匹配——他们拒绝工作，或拒绝在满足他们的需求后继续工作（由于工资较高，他们现在可以更快地完成工作）；他们顽固地坚持只做有限的而非长时间的工作；他们要求工资以外的其他津贴；以及他们招摇的服装——根据当时社会批评家的抱怨——使他们与老爷没有区别。约翰·高尔（John Gower）在《人类之镜》（Mirour de l'omme,1378）中抱怨说：“现在仆人成了主人，主人成了仆人。农民装作模仿自由民（freeman）的生活方式，让自己在穿着打扮上看起来像后者。”（Hatcher 1994: 17）。

黑死病爆发后，无地者（the landless）的状况也有所改善（Hatcher 1994）。这一现象不仅仅出现于英国。1348年，诺曼底的法政牧师（canons）抱怨说，他们找不到任何不要求工资高于本世纪初六个仆人的收入的人来耕种他们的土地。在意大利、法国和德国，工资增加了一倍和两倍（Boissonnade 1927: 316-20）。在莱茵河和多瑙河地区，农民每日工资的购买力相当于一头猪或羊，妇女也能拿到这么多工资，因为作为黑死病的结果，女性和男性之间的收入差距急剧缩小。

对欧洲无产者来说，这不仅意味着达到了直到19世纪都无可比拟的生活水平，而且意味着农奴制的消亡。到14世纪末，土地束缚（land bondage）实际上已经消失了（Marx 1909, Vol. I: 788）。各地的农奴都变为了自由农民，即公簿持有农（copy holders）*或租地人（lease holders），他们只在获得大量报酬的情况下才愿意工作。*译注：公簿持有农（copyholder），是英国15～16世纪产生的一种农民类型，由农奴转变而来。他们根据庄园法庭记录簿从作为土地所有者的领主处获得公簿土地使用权，由于农民和领主的议价能力不同，产生了世袭、终身或固定年限的不同租约形式。公簿持有制使农民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但他们需要向领主缴纳封建地租和各种苛捐杂税，因此仍然具有一定的封建关系。随着近代的土地私有化进程和工业革命，这种制度逐渐瓦解，但直到20世纪上半叶才全面废除。

 性政治、国家的崛起和反革命 

然而，到15世纪末，一场反革命已经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展开。首先，政治当局努力收编最年轻、最叛逆的男工，通过恶毒的性政治让他们获得自由的性生活，并将阶级对立变成与无产者妇女的对立。正如雅克·罗肖德（Jacques Rossiaud）在《中世纪的卖淫》（Medieval Prostitution）（1988）中所讲的那样，在法国，只要受害者是下层阶级的妇女，市政府实际上会使强奸非罪化（decriminalized rape）。在14世纪的威尼斯，强奸未婚的无产者妇女很少会受到比在手腕上打一下更严重的惩罚，即使在经常发生的涉嫌集体袭击的强奸案中也是如此（Ruggiero 1989: 91-108）。在大多数法国城市也是同样的情况。在这里，轮奸无产者妇女成为一种常见的做法，犯罪者会在夜间公开地、大声地行凶。他们两到十五人一组，闯入受害者的家，或拖着受害者在街上走，根本无意隐藏或伪装自己。参与这些“体育运动”的人是年轻的熟练工或家仆，以及富裕家庭中身无分文的儿子，而目标女性则是贫穷的女孩，她们做女仆或洗衣工，谣传她们被主人“包养”（Rossiaud 1988: 22）。平均来说，镇上有一半的男青年都曾参与这些袭击，罗肖德将其描述为一种阶级抗议的形式，是无产者男子——他们因为经济条件而被迫推迟多年结婚——找回“自己的女人”，并对富人进行报复的一种手段。但其结果对所有工人都是毁灭性的，因为国家支持的强奸贫困妇女行为破坏了在反封建斗争中取得的阶级团结。毫不奇怪，当局把这种政策引起的骚乱（闹事，晚上有青年人帮派在街上游荡寻找冒险、扰乱社会安宁）看作是换取社会紧张局势缓和的小代价，因为他们陷入对城市暴动的恐惧，并相信如果穷人占了上风，他们会把自己的妻子据为己有，并且共享她们（同上:13）。

妓院（brothel），来自一幅15世纪的德国木刻画。妓院被看作是对社会抗议、异端和同性恋的一种补救措施。

对于无产者妇女来说，主人和仆人都如此傲慢地牺牲了她们，她们要付出的代价是不可估量的。一旦被强奸，她们就不可能轻易恢复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她们的名誉被毁，不得不离开城镇或转而从事卖淫活动（同上 Ruggiero 1985: 99）。但她们并不是唯一受苦的人。强奸的合法化创造了一种强烈的厌女氛围，使所有女性都被贬低，无论她们处于哪一阶级。它还使人们对针对妇女的暴力犯罪麻木不仁，为同一时期开始的猎巫行动奠定了基础。正是在14世纪末，第一次女巫审判发生了，宗教裁判所首次记录了一个信徒全都为妇女的、崇拜魔鬼的异端教派。

王公贵族和市政当局为分化工人抗议而推行了分裂的性政治，在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开设市政妓院将卖淫制度化，这很快扩散到了整个欧洲。在那时高工资制度的支撑下，国家管理的卖淫活动被看作是对无产阶级青年引起的骚乱的有效补救，他们在“大房子（la Grand Maison）”——即法国对国家妓院的称呼——可以享受以前只属于老年男子的特权（Rossiaud 1988）。市政妓院也被认为是对同性恋的一种补救措施（Otis 1985），同性恋在一些欧洲城镇（如帕多瓦和佛罗伦萨）广泛和公开地实践，但在黑死病之后，人们开始担心它是人口减少的原因之一。【32】

因此，在1350～1450年间，意大利和法国的每个城镇和村庄都开设了公共管理的、由税收资助的妓院，其数量远远超过了19世纪达到的水平。仅亚眠市在1453年就有53家妓院。此外，对卖淫的所有限制和惩罚都被取消了。妓女们现在可以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招揽客人，甚至是弥撒期间的教堂前。她们不再受到任何特定的着装规范或佩戴身份标志的约束，因为卖淫被正式承认为一种公共服务（同上:9-10）。

甚至教会也将卖淫视为一种合法活动。国家管理的妓院被认为是异端教派放荡的性行为的解药，是鸡奸的补救措施，也是保护家庭生活的一种手段。

回过头来看，很难说打“性牌”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国家对中世纪无产者的规训和分化。可以确定的是，这种性方面的“新交易”是更广泛的进程的一部分，这一进程是对社会冲突加剧的回应，并作为应对斗争普遍化和保障阶级关系的润滑剂，导致了国家的集权化。

在这个过程中，正如我们在后面的工作中所看到的，国家成为阶级关系的最高管理者和劳动力再生产的监督者——这一职能一直持续到了今天。以这种身份，政府官员在许多国家通过了法律：对劳动成本进行限制（通过确定最高工资），禁止流浪（现在会受到严厉的惩罚）（Getemek 1985: 61ff），并鼓励工人生育。

最终，日益加剧的阶级冲突产生了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的新联盟，没有这一联盟，无产者的反抗可能不会失败。事实上，很难接受那种经常由历史学家提出的说法，即这些斗争由于其政治视野的狭窄和“诉求的混乱性质”而没有成功的机会。实际上，农民和工匠们的目标是相当明显的。他们要求“每个人拥有的都应和其他人的一样多”（Pirenne 1937: 202），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与所有“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失去”的人联合起来，在不同地区一致行动，尽管他们缺乏军事技能，却不怕与训练有素的贵族军队对抗。

如果他们被打败了，那是因为所有的封建势力——贵族、教会和资产阶级——由于对无产者反抗的恐惧而联合起来针对他们，尽管这些人有传统的分歧。事实上，流传下来的资产阶级打着平等和民主的旗号永远在与贵族交战的形象，是一种扭曲。到了中世纪晚期，无论我们转向哪里，从托斯卡纳（Tuscany）到英格兰和低地国家，我们都会发现在对下层阶级的镇压中，资产阶级已经与贵族结盟。【33】因为在农民和城市那些有民主精神的织工和鞋匠身上，资产阶级发现了一个比贵族更危险的敌人——这个敌人甚至值得市民（burghers）牺牲他们最珍视的政治自主权。因此，城市资产阶级在经历了两个世纪的旨在赢得公社城墙内完全主权的斗争之后，通过自愿服从亲王（Prince）的统治，恢复了贵族的权力，这是通往绝对国家（absolute state）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