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棋手，听起来，她应该是一个极其板正或者严肃的人，但正是这样一位女性，爱国际象棋，爱讲故事，爱调侃自己，聊起国际象棋充满温柔的期待和深切的爱，聊到自己的故事又像一个活泼的生动少女。

温柔、生动、坚韧、实干——亚洲第一位女子特级大师刘适兰是一位充满个人魅力的中国女性。

她热爱国际象棋，几十年时间都在跟黑白棋子一起书写故事，12岁学习国际象棋，蝉联9次全国冠军，20岁成为亚洲第一位女子特级大师……获得无数荣誉。在未开放的年代走出国门，她是不知天高地厚爱发问的小姑娘，是外国棋手眼中天赋过人的瘦弱中国女孩，也是在特殊年代顶住压力在国际赛场为国争光的坚韧国际象棋棋手。

成为亚洲第一位女子特级大师，她激励了一代人；去深圳拓荒，身份没有限制她，成就也不能，一个愿意亲自去幼儿园授课的特级大师，一个为了学生尝试说服校长的教练，一个朴实真诚的国际象棋推广者……从只有3个国际象棋学习者到今天30几万国际象棋人口的城市，刘适兰在深圳获得了人生又一个国际象棋“特级大师”。

经历过大时代、做过大事情，依然像平凡人一样真诚工作，依然像小女生一样生动地讲故事，跟刘适兰老师的聊天有那个时代的单纯和赤诚，有对国际象棋的追求和热爱，也有一位女性出色又生动的人生故事。

• 本期为访谈文字版第一部分，电台录音版请点击Chess Story：爱与期待——亚洲第一位女子特级大师刘适兰：我愿意为国际象棋付出。
  

今年三月，出格电台Out of box请到中国女子国际象棋的代表性人物——亚洲第一位女子特级大师刘适兰，请她来讲述她和国际象棋的故事。

您是中国第一批国际象棋的女棋手，当时为什么选择下国际象棋？那个年代作为一名国际象棋女棋手听起来还是一件比较新鲜的事儿。

刘适兰（以下简称刘）：选择学习国际象棋还是挺偶然的，成都是个棋城，早年领导都非常喜欢围棋，所以整个成都下围棋的氛围特别好，中国象棋也很普及，国际象棋相对冷门一点。

我们成都市中心春熙路有个棋校，还有棋园，老百姓喜欢喝茶下棋，看棋手的挂牌表演讲解，我是在那个氛围下被感染的。当时的年代娱乐信息不多，我姐姐在这个棋园上班，回家就带了一副国际象棋回来，我很喜欢那个立体的棋子，跟家长说想去学习，就这样很偶然地进去棋院开始学习国际象棋。

那个时候您身边学习国际象棋的女棋手多吗，大家学习的情况如何？

刘：其实我去棋院的时候已经有国际象棋班了，围棋、中国象棋他们都学习了好长一段时间。我进那个班最晚，比同学们晚了一年半左右吧。因为喜欢，我很努力，进步就比较快，很快在班上成绩比较突出了，跟男棋手下棋也不相上下，在女棋手中就是最好的了。

很快我在全省、全国的青少年比赛里成绩突出，1976年在兰州参加全国青少年比赛，那时候是男女混打的比赛，我进入了决赛，比赛分两个组，这个组打小组第二，然后冠军是北京的棋手杨献，他比我早学期一段时间，棋很好，是我们中国男子第一个拿大师序分的人，也在国家队，但后来没有继续下棋做生意去香港了。

两年后，1978年，中国少年赛第一次有女子独立比赛，您当时获得了比赛第一名。

刘：1978年的比赛是在温州，少年组比赛正式男女分开。当时男子冠军是叶荣光，就是我们中国第一个男子特级大师，他得了当年的男子冠军；我是中国第一个女子特级大师，我那个时候拿了女子冠军，这么说还是有点巧。那个时候竞争对手不多，浙江的吴敏茜（中国第二位女子国际特级大师），每次（比赛）都是我们两个竞争，其他的还是相对弱一点。

你们是中国第一批国际象棋女棋手？

刘：我们算是国内正式的第一批女棋手，早年其实还有比我们更早的女棋手，安徽的俞顺秀（国内第一个参加专业比赛的女棋手，1946年出生，1964年参加全国棋类锦标赛），她是五六十年代的棋手，不过那个时代因为女性下棋比较少，她就跟男棋手下，没能发挥她的优势，后来我们出来比赛时她也出来下过全运会，拿过第三名，

那个时代女棋手的数量其实不是特别多？

刘：1974年文化大革命之后，各个棋类项目都恢复了，然后各个城市都在抓棋类的普及工作。当时主要是在那些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沿海的地方，比赛有十多个城市地区，很多人谈不上，但每个城市都有几名运动员。

算是中国女子国际象棋发展的开端？

刘：可以这么理解，正式来讲，我们算是中国女子国际象棋的开拓者，第一批的开拓者。

第一次走入国际棋坛的比赛是1979年？

1979年跟随中国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普拉

刘：1979年去南斯拉夫跟随中国国际象棋男子代表团访问，当时是我们的棋手戚惊萱（中国第一代国际象棋棋手，1982年南斯拉夫国际象棋公开赛冠军）受南斯拉夫的邀请参加国际特级大师邀请赛，他当时是国际大师，当时中国刚刚参加比赛，他成绩是在中国最好的，作为我国最优秀的代表被南斯拉夫指定邀请的。当初我们中国棋手去参加在阿根廷的第一届世界团体赛成绩不错，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他们就对中国好奇，开始陆续邀请中国棋手出去参加一些活，那时候我们叫他戚指导，正是他状态是最好的时候。

邀请他去比赛，我们国家就组织代表团去参观学习，我是中国第一个女子棋手跟着去学习的，跟着他们去试试水，开开眼界。当时到南斯拉夫普拉恰逢他们的国际邀请赛，欧洲的比赛很多很频繁，当时是公开赛，周边国家都可以去报名参加，不过是团体赛的形式，这是我们国内不知道的信息，我只有一个人没有办法下，但特别想下，就跟我们领队孙连治（前中国国际象棋协会秘书长）说跟南斯拉夫的协会沟通，他们说可以，于是我们就组了一个中国和南斯拉夫友谊队，当时南斯拉夫棋手是彼得洛维奇，然后他们说让我下第一台，对方下第二台。

为什么让我下第一台呢？我那时候是个小女孩，胆子比较大，也比较好学，看男子特级大师比赛就一直琢磨人家为什么这样下，比赛结束就拽着一些大师问，哎，我觉得你这步棋下得不对，是不是这样下？虽然是第一次出去好像也没怯场，见到他们也不知道天高地厚（笑）他们对我挺好耐心地给我讲解，那次比赛他们有一个是世界排名第三的男子棋手，因为头痛没下，在下面休息。我有时候就拽着他，说能不能跟我下下棋呀？他很乐意跟我下，然后说我的棋感非常好，后来他还在报纸上说我是他见过最有天赋的一个棋手，当时我也是看不懂外文的，还是我们的翻译告诉我的。

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就让我打第一台，我们参加了这个比赛，南斯拉夫女棋手打第二台，最后我们五盘全胜拿到团体冠军，有了这个良好的开端，陆续国家就给我机会参加国际比赛，其中在法国和南斯拉夫的比赛有了一些影响力，加上我们1980年去马耳他参加世界团体赛，人家就开始邀请我们了，因为早期我是中国冠军，1979年拿到全国冠军（蝉联9次），所以一般只有一个名额组织上就安排我去了。

以前出国是非常难的，经费有限，我们国家的经济条件还不是现在那么好，不像现在女运动员想出去就可以出去，机会是非常多的，自己出钱也可以。以前我们自己没钱，国家也没经费，要花很多外汇的，所以参赛的途径就是外面邀请我们，他们付费，另外国家出钱，机会非常少，所以每一个比赛都非常宝贵，我们都非常珍惜，每次出去都希望把比赛打好，生怕打不好下次再也没机会了，当时是这种感觉。

法国参加个人赛是跟吴敏茜一起去的，对方邀请，吴敏茜是第二个女子特级大师，也是我们中国女队每次团体赛、奥赛团体成员之一。我参加过五次奥赛，前几次团体赛吴敏倩也是主力队员，这一批棋手，吴敏倩、安艳凤、赵兰、贺天剑、吴晓莹，两年一届，我跟她们一起合作四次奥赛，后面跟新棋手谢军、彭肇勤、王苗也搭档过一次。

法国比赛我个人成绩还可以，欧洲所有比较好的棋手都来了，女棋手比赛很有意思，那时欧洲经济不错，赞助商重视，每次比赛桌面上都摆着各种小礼品、首饰、小玩意送给棋手，国际象棋早期在欧洲开展得特别好，拉赞助也很容易，比如去南斯拉夫比赛都是五星级酒店，各方面非常好。

感觉你们比赛的心情还是很愉快的，参赛的状态也很好。

刘：是的，以前刚出去比较单纯，接触的东西少，东西方文化不是太了解，给你颁奖的时候就会有个礼节要脸贴脸，他们给我颁奖的时候就跟我贴面，我立刻掉开头，结果把对方闹了个大红脸，上来跟我解释说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一个礼节。其实我知道，就是心里上关口过不去，好长一段时间才习惯过来，因为出去比赛就要面对这些都是一种礼仪吧，慢慢地在比赛中才习惯，当时我也挺不好意思的，大家有点难堪（笑）。

听起来感觉就是一个当时的文化差异故事，可能开始很难适应，后期就慢慢适应了这个过程。

刘：是的，以前见世面少，单纯就是读书下棋，这种东西了解得太少，国内也不是很开放，欧洲的礼仪并不知晓，后来通过交流、交往慢慢知道东西方的文化和习俗，开始一点点接受。所以，开放对我们来讲还是挺重要的，能学习到很多有益的东西。

1981年您参加了在菲律宾举行的世界女子国际象棋分区赛，对你个人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比赛？

1981年菲律宾世界女子国际象棋分区赛

刘：没有这个比赛我就去不了前苏联的世界大区赛，当时分区赛一共分十个区，就像足球世界杯一样，分区根据各国水平分，现在中国水平高就有一个独立的中国区了，那个时候亚洲水平不高，包括澳洲都在亚太区里，亚太只能出一个人参加世界大区赛去争夺世界冠军人选资格。

我在菲律宾的比赛下了十四盘棋，全胜进入前苏联格鲁吉亚世界大区赛，争夺世界冠军候选人赛名额都是一步一步的，以前争夺世界冠军很难，比赛四年一次，世界冠军永远坐在那等着你们来挑战。现在机会多一点，赛制改革为两年一次，还有世界杯，这样大家的机会更多一点，有两个机会都可以拿到世界冠军，以前就只一次机会，下面的人要想走到那个位置是非常非常难的。

1982年去前苏联格鲁吉亚的大区赛情况如何？

1983年世界女子八强赛后亚洲第一位女子特级大师

刘：那次国内其实没有想到我有机会进去（候选人资格赛）的，我也是抱着锻炼姿态去学习，所以比赛压力不是特别大。我1974年才学习下棋，参加国际比赛也不是那么多，当时觉得外面的棋手个个高不可攀，只是想通过比赛去学习提高，所以比赛开始就是想要每盘棋下好，尽力就行，没想到自己能打上去。

当时每天下完不算成绩，一算成绩就不会下了，我们翻译领队康维阿姨每天都鼓励我说下完这台就不要去想前面的，不要算成绩，算得越多越有包袱。我也端正态度，水平有差距就一盘盘下好，争取进步提高。没想到最后真有这个机会，每天就开始紧张了，好在控制得比较好得到第三名，获得了进入世界女子个人八强的机会，有机会去争夺世界冠军。

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件完全没预料的事，一个意外的收获；对于我们国家来讲，他们也都没想到，是一个突破，因为国际象棋项目在中国起步比较晚，欧洲有千年的历史和沉淀，不光是理论各方面他们的都比我们高出很多，特别是原苏联，他们太强大了，基本上是没法跟他们下的。他们男子水平高，社会主义国家还有男帮女的习惯，在一起打女子水平也很好，第二，培养棋手的地方也很好，比如说像第一个世界冠军就是他们国际象棋学校的校长，培养了一大批世界冠军出来，所以他们底蕴是很厚的。

我进入八强的时候，包括他们的老百姓都没想到，中国一个瘦弱的小姑娘居然能打进来，对我特别特别友好。他们没想到一个中国女棋手还能进入世界八强，其实相当于我们的乒乓球，欧洲球手进入我们的前几名的感觉。我记得比赛后他们的老百姓、组委会和其他棋手都来祝贺，前苏联国家体育报大版篇幅报道这个消息，后面回到中国使馆大使接见专门放映电影和芭蕾舞给我庆祝，使馆的同事们都挺高兴，因为为国争光了。

在我们的年代，中国整体体育还不是那么强，那个时候就是女排、乒乓球、羽毛球还有田径个别的，还有聂老（聂卫平），所以那个比赛当时宣传得比较多。

就是那场比赛之后，您成为亚洲第一个女子特级大师。

刘：进入世界女子八强就自然就是特级大师了，后面又参加一些比赛，每次表现分也够特级大师（的水平），证明我实力到了这个水平。当时在世界上女子特级大师不多的，算了一下全世界也就二十多个。现在历史进步了慢慢出现更多，以前的特级大师主要集中在前苏联女子棋手中，我觉得（这件事）意义还是挺重大的，个人来讲增强了信心，对于国家来讲，从我身上他们看到了希望，觉得我们可以再努力，还有更高更好的路可以走，还有更大的希望，所以从那开始以后，国家对国际象棋就相对重视一点，会给女棋手机会出去比赛。

当时是不是还有个小轶事，比赛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的特级大师觉得你成绩特别好想做你的教练。

刘：在苏联格鲁吉亚比赛下完，美国一个著名男子特级大师，也是有名的教练来找我们的翻译康维阿姨，说要给我们国家反应他来做我的教练，他觉得能把我带出世界冠军，但是每年要给多少费用，要的是美金，钱也不低。对我们国家来讲那时没有先例，不可能因为我一个人请这个教练，那么多钱，所以国家这个层面是行不通的，所以这个事情就没有成。

不过那个教练挺欣赏我的，就一心想带我，他说保证把我带成世界冠军（笑），这个如果是放在现在有可能，国家强大了，陈毅元帅说国运盛，棋运盛，当时确实还是经济没有上去。八十年代的时候去欧洲觉得各方面好先进，现在倒过来觉得起码从外观上来看，我们国家的各方面一点不输他们，甚至交通和城市的建设比他们各方面还强出很多。

可以看出来，当时欧洲棋手们的思维已经非常职业化了，他觉得您天赋或成绩非常好，就主动说过来说想当您的教练，能够感觉到当时国外国际象棋的运行模式已经非常职业化了。

刘：是的，在外面比赛，当时的国际棋联主席说我资质不错，问我能不能到欧洲去，他给我们翻译阿姨说一定要让我到欧洲来训练，说不然就是被埋没了，当时国内起步晚，整体的水平还没有上去。他说你到欧洲训练提高会很快，我们给你出钱。

当时我来说还是有很多困难，首先吃西餐不习惯，语言也不通，胆子特别小，我也不敢，他说什么我就笑笑回复他，其实当时的情况，也不可能再派一个翻译跟着我，成本太高了，不可能的。

以前出国比赛，经常都一个人去，像我去南斯拉夫那次比赛，这边领队孙连治把我送到机场，下飞机当地使馆工作人员把我接到，比如我去南斯拉夫诺维萨德女子等级赛，当时使馆就派我们中国乒乓球教练黄西平、陈宝庆接我，他们是中国很优秀的运动员，拿过五次全国冠军，当时援外派到诺维萨德去，带出了成绩还是当地的荣誉市民，他们已经在那安家了。

当时就把我寄放在人家家里，早晨比赛把我送去，结束来接我，像托儿所一样，现在回忆都感觉挺有意思的。其实我们以前的运动员跟现在运动员相比能力、胆子各方面都差很多，语言也不行，所以就是没底气，心里不敢，特别谨慎、小心，现在运动员十几岁的孩子一个人就出去比赛了，很佩服他们的，很多时候还真的是年代（局限）的关系。

能感觉到那个年代大家跟外界社会交往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可能会比较胆小啊，很多地方不相通，现在更开放了，大家就习惯了这种交往。

刘：现在感觉国际交流是很平常的事情，日常生活不算什么。我们以前觉得很难，生怕出去说错话，做错事，对自己要求很严，觉得出国外事无小事，说话行为言行都代表祖国，不敢轻易乱说，现在随着个人的阅历、知识都上来了，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可以不说可以自己把握了。原先是真的心里没底，自己把自己裹起来了，不太敢说。

我英语确实是不好，只会简单几个单词，吃饭问路可以，其他就难，吃西餐不习惯，一吃黄油就想吐，所以出去比赛就带方便面、虾皮、榨菜煮来吃，那时每次比赛完使馆参赞来看我们，就问我今天你想吃点什么，给你改善一下伙食，我说中餐馆，榨菜肉丝汤，（笑）当初也没有。

当时回国给体育总局的领导汇报，说我不会吃西餐，主管的徐主任说你现在天天回家练习，下次不吃西餐就不让你出国比赛了。其实我还是吃不下，一吃就吐、反胃，但也没跟领导说，因为对我寄予厚望，最后没办法出去还是带榨菜、虾皮、软的罐头肉，在国外我也买一点软罐头，下到方便面里吃。

其实当时八十年代欧洲比赛条件挺好的，吃住都很好，我们出去比赛礼品、出场费、奖金都有的，现在欧洲经济没那么好，我们比赛归来的运动员反应在外比赛不如我们以前的条件。

现在的经济发展速度反过来了，国内比赛会安排得更好一些。

刘：对，现在是我们国内安排好，这个都跟经济有关系。

还记得1983年参加奥地利八强赛的场景吗，那个时期比赛应该还挺有意思的吧？

刘：后面下得不好，前面表现不错，在奥地利我们中国队去了四个人，领队、曾老师我的教练、翻译和我，住在同一栋公寓可以自己做饭。前苏联的团队也住在一起，当时对约谢里·阿妮，她是世界第二，水平挺高的，团队阵容很强有五六个人，教练是前世界冠军——著名的塔尔，塔尔啊，棋太厉害了。

前三场赢了一场平了一场，有一盘棋也是赢棋，当时我残局功底不好，各方面紧张没有处理好，有机会但走和了，下来就影响了心情，再加上确实水平跟她有差距，人家是世界冠军的教练，准备得太强，我们那个时候年代没有电脑，完全凭对约谢里平时的了解收集一些资料进行准备，后面几盘还是输得比较多，最后输给她了。不过，当时看前面三盘棋，国外的记者有报道评论，他们觉得我会赢，对方有心理压力，外界有这个评论。

有的时候下棋是准备、自己的实力各方面状况结合起来的，取得成绩要多方面，还记得当时我们在舞台上比赛，像剧场一样很多观众在下面看，尤西妮的教练坐在下面，我每天坐在舞台上眼睛往下一看，教练塔尔还有好几个人瞪着眼睛看着你，觉得他们太强大了，他们随时都跟着她，塔尔也跟着，约谢里·阿妮当时是他们最漂亮的棋手，她那个时候心理压力应该也很大。

比赛期间，每天的生活日程是怎样的呢？

刘：每天就是准备比赛，散散步，出发前领导对我们很重视，很信任。这个领导找你谈谈，那个领导找你谈谈，鼓励当中肯定是有期待，自己心里就觉得有压力，领导那么重视，一定要争取把这个比赛下。其实每一分都看得很重，所以有时候发挥不好当事人正确处理能调整过来，处理不好运动员就会很难，此外，睡眠不好也也影响发挥，我一紧张就睡不着。

作为中国最好的女棋手，您下过五次奥赛，那个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或者说感受如何。

刘：那个时候我第一台，自然就是各个国家最强的棋手来碰，每一次比赛，我基本上都是十四盘下完的，只有最后一次，我、谢军、彭肇勤、王苗那次我没下完，发烧了，休息了两场还是一场，反正休息了一下。

我原来的教练带着我参加了前四次奥赛，最后一次教练没参加，当时是戚指导（戚惊萱）带队的。前面几次比赛，有时候你状态不好生病咳嗽，教练不让休息的，他说一定要上场，因为我那时在国家队水平算是最好的，他说最好的不在前面，要影响整个队的实力，输的可能性就更大。

奥赛各个国家的实际水平接近，欧洲那些都非常接近，非常艰苦很难打，稍微发挥不好，差一个半分，名次就甩一大截。比如，有一次我们比赛，中国女队的教练曾子林带队，前面成绩一路还可以，后面有一盘棋没下好，1分之差，就掉了好几个名次，当时生怕进不去前六名。因为第一届参加马耳他世界团体赛进了前六，别人开展国际象棋那么多年突然中国冒出来，人家都不服气的，那一次比赛前六，那后面比赛每年我们都得进步，不能不进步啊，大家都不好交代。

作为一个运动员，国家培养你，平时给你那么好的机会，总是有一种无形的压力。我们教练压力到什么程度，他不跟我们说，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看到他头发白了半边，我从来没见过人头发白半边的，简直是伍子胥过昭关，一夜就白了半边，这个压力大得可想而知，随着后面大家咬紧牙关又再继续拼搏，最后名次又上去了，他的头发白的就回来了，太神奇了，我觉得这是我一辈子都忘不掉的事。

比赛是残酷的，竞争非常激烈，你想着那个名次好像第四、第五、第六挺容易挺轻松的，其实每一个名次都不容易。整体形势就是这样，苏联明显好，西德这些国家都很难说，前六名的队伍就是有一大帮（实力）接近的，就看谁发挥好，都是咬紧牙关都要拼，所以你能想象这种情况，教练肯定不能让我休息，下场你必须要怎么下，生病都得上。

比赛的时候，国外队伍有医生的，有的队员可能是感冒了，在欧洲感冒很危险的，容易有问题，他们要休息，但是我们没办法，人家看到都觉得你病得那么厉害怎么上场，不可理解，但可能我们国家的胜负看得太重了，他们（欧洲队伍）会觉得人的健康更重要。

当时，领导一定让我上，上就上了，下来就去医务室找医生开点药，自己也带点药，每次都挺辛苦的，十四盘棋中间休息一场。以前国内经济条件不那么好，没有换时差的时间，比如马耳他的比赛，途中三十九个小时，第二天报到就要比赛，转机抵达已经晚上了，赶快洗头洗澡，那时候太小没人教我们，湿着头发上床睡觉了。后面有人说这样对大脑是不好的，以前真的各方面不注意，对我自己还是有影响，现在还有睡眠、头痛的问题。当时就是洗完澡头发一包赶快睡，睡觉要紧，因为如果比赛下的长的话，一盘要六个小时，下得快才能多休息一会，上午还要准备棋，整天的时间全在棋上，比赛中间你去哪里玩是不太可能的，就是叫你去玩你也没心思。

是不是还有人下比赛下了超长时间，像您下过十几个小时的比赛，是什么样的感受？

刘：我在法国最长的比赛一盘棋下了十三小时，比如一盘棋规定时限是六个小时，这盘棋就一定要结束，没结束就封盘。等你吃了饭，这盘没下完的棋在休息时间再补两个小时，第二天再下你其他的比赛，比赛完了，如果有时间，补前一天没结束的棋，经常性反复补好几天才下完。

这几天其实在两场比赛之中转换，除了正常的比赛，还要想着这盘没下完的棋。

刘：就是不停转换，我这盘不算最长，奥赛安艳凤跟苏联棋手下了一盘比我这时间还长，她费了好大的劲儿。

刘适兰在比赛中

那不是下完几天比赛体重都要下降。

刘：是啊，比赛很需要营养，如果吃得好肯定就好一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初期比赛我西餐不惯很受影响，记得一次去迪拜参加奥赛，他们饮食更接近我们的习惯，加上办在五星级宾馆吃的东西种类多，比赛迪拜也非常重视，开幕式就花了一亿美金，条件相当好，此外出去比赛之前，我们在鸡公山集训天天有甲鱼吃，出去比赛又能吃又能睡，营养跟上了成绩挡都挡不住，那次我拿了个人台次的铜牌，第一名是一个小国家的，小国家遭遇的对手都不强，十四盘下完分数就很高，我们遇到的对手就全是世界最好的棋手，所以我的意思是对这个成绩挺满意的，世界女子个人老冠军她拿第二，我拿得第三。

成为亚洲第一位女子国际象棋的特级大师之后，国内的反响如何，那时候大家是不是很为此振奋？

刘：我拿到特级大师算是一个突破，国家很重视，反响比较强烈，我们这个项目除了是体育还有智力，党和国家给了我很高的荣誉，各个媒体、中央电视台、中国体育报，体育杂志，中国体育一些报道都在报道，还有封面的宣传，包括人民画报也做了一大版，我们四川画报也做了；当时澳大利亚为了表彰我为亚太地区作出的贡献，在第二年举办了“适兰杯”世界青少年比赛，特邀我为嘉宾，但国家另有任务，未能前往……给我的荣誉蛮多的，其实是党和国家对这项目重视，算是一个鼓励，我只是一个代表。

我担任了两届全国政协委员，老百姓投票我进入十佳运动员，是老百姓对我的认可；还有新闻媒体对我的认可，建国三十五周年和四十周年，我是国家的杰出运动员，这个是新闻媒体坐下来选的；获得国家体育荣誉奖章，这个荣誉奖章一般都是世界冠军才能拿，算是对我一个破例；三八红旗手，团中央的新长征突击手还是标兵，那段时间出国比赛很多报道经常都能见，南斯拉夫比赛的新闻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直接就报道了，这个印象非常深刻。

包括我来深圳，我们的年代的人可能都知道，我来深圳这边工作以后，我是深圳的政协委员，我去开政协会，作为党代表去参加党代会，那些比我大一点或者一个年代的人都知道我，他们说那个年代，他们很多人还投了我的票，很亲切的。

回想以前，国家还是真的很重视。从那以后，慢慢看到国际象棋活动的一些发展和推动，国家体育总局给我们国际象棋出国比赛的机会增加了，真正的高峰还是谢军拿世界冠军，她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掀起了一个高潮，我那个年代也是一个基础，受到了国家的重视，比如万里总理请客，在人民大会堂马克思夫人访华，我作为体育届代表去出席活动，是国家对我们国际象棋的肯定，如果没有这种（肯定），也不会让我作为代表参加这个活动。

成为亚洲第一个女子国际象棋的特级大师后，会有更多的人开始学习国际象棋了，很多报道帮助大家了解这个项目，是否掀起了学国际象棋的潮流？

刘：可能有一点点作用，至少我觉得四川学国际象棋的人数增加了。其他地方不是太了解，至少多了一些人，很多人介绍我的时候会同时介绍国际象棋，原先可能人家不知道国际象棋是什么，现在介绍有我这个人在这个项目，大家就关注这个项目。随着谢军拿了成绩，中国女队、男队成绩不断提高，现在关注的人越来越多，参与的人也越来越多，我们起了个铺垫的作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