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锦熙

黎锦熙，著名汉语言学家、词典编纂家、文字改革家、教育家，九三学社的创建人之一。他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上学时的老师，仅比毛泽东年长3岁多，却彼此成为志趣相投的好友。1931年，黎锦熙任北师大文学院院长，全面抗战爆发后随北师大迁来西安，后至陕西汉中，在西北联合大学执教，任国文系主任。

封建教育的革新者

黎锦熙，字劭西，湖南湘潭人，1890年2月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祖父是前清举人，父亲是清末秀才，皆为清代官员。黎锦熙幼承家学，在私塾诵读诸经、《文选》、唐宋诸大家诗文。10岁左右，他参加父亲和齐白石等人组织的罗山诗社，思维敏捷，常有诗文脱口而出，被誉为“神童”。黎锦熙兴趣广泛、喜好作诗、绘画、篆刻和音乐，15岁时考取了秀才。1907年，黎锦熙考入北京铁路专修科。次年因学校毁于火灾，无法就读，遂返回湖南，考入湖南优级师范史地部。3年后，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选任湖南省督秘书。因不满军阀的腐败无能，遂于1913年1月辞职，来到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担任历史教员。巧合的是，毛泽东也于这年春天考入“四师”。

黎锦熙童年和少年时代适逢甲午中日之战、庚子八国联军侵略。国家的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给他幼小的心灵带来震动，也给他灌输了忧患意识。受当时“西学东渐”影响，他开始关注国家命运，渴望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1915年，26岁的黎锦熙受聘为教育部教科书特约编审员。其间，他深感中国的教育内容与时代脱节，撰文呼吁变革。1920年，黎锦熙经过不懈努力，促成教育部改定小学的“国文科”为“国语科”，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并废除小学读“四书五经”。次年，黎锦熙发起成立国语研究会，宗旨是“宣传国语统一，即推广普通话；赞成言文一致，即推广白话文”。由此也掀起了国语运动的序幕。以后的几年，初中、高中的“国文”也纷纷改为“国语”，为中华文化的守正出新作出贡献。

黎锦熙还发起领导苏、浙、皖三省焚烧小学文言教科书运动，这场反对封建文化的斗争，震动了全国，影响很大。与此同时，黎锦熙与钱玄同创办了《国语周刊》，宣传新思想新文化。

与毛泽东的师友情

1913年初，黎锦熙到湖南省立第四师范任教。同年春，毛泽东考入该校就读。1914年春，“四师”和“一师”合并之后，黎锦熙和毛泽东都转到了“一师”。当时，黎锦熙讲授的历史课是毛泽东感兴趣的课程。黎锦熙学贯古今，学识渊博，而且品行笃正，堪为人师。因此，毛泽东经常到黎锦熙住处请教，问题涉及古今中外、天文地理。黎锦熙总是循循善诱、耐心教导，例如他用所创的图表法进行历史教学，使毛泽东受益匪浅。黎锦熙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在那时就表现出了不凡的胸襟，言谈之间，不时流露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

1914年，黎锦熙与杨昌济、徐特立等教师一起，创办了“宏文图书编译社”，并附办了《公言》报来宣传民治思想。黎锦熙任总编辑，几乎每日都亲自撰写一篇社论或一则时评，宣传民治思想，发表民主言论，渐渐博得了广大热血青年和正义人士们一致好评。

知道毛泽东这个农村青年求学不易，生活费则大多数用来买报纸刊物，所以黎锦熙经常会请毛泽东等学生来帮助抄写稿件，给一定的酬劳。几十年后，黎锦熙曾欣慰地说：“在湖南办报时有三个青年帮助抄写过文稿。一个是不看内容，什么都抄；一个是看到文稿中有问题都会提出来，还代为润色；还有一个是看到不同意的文稿直接不抄。这三个青年后来各自的成就也不一样。第一位默默无闻，第二位后来成了著名作家，即田汉，第三位成了伟大的人物。”这第三位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曾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闻黎君劭西好学，乃往询之，其言若合，而条理加密焉，人手之法，又甚备而完。吾于黎君，感之最深，盖之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

1915年，黎锦熙应教育部之聘，任教育部教科书特约编纂员。毛泽东也在1918年为筹备赴法勤工俭学工作事宜到了北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此时黎锦熙还兼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得知毛泽东在北京工资微薄、生活清苦，便经常请毛泽东来家吃饭，还特别为他准备湘味饭菜，让他打打“牙祭”。茶余饭后，他们侃侃而谈，评论时政、探讨学问和救国救民的真理。知道毛泽东的烟瘾大，却又买不起好烟，黎锦熙总是会把自己招待客人的“大炮台”香烟送给他，让毛泽东过足烟瘾。1919年春节期间，黎锦熙还请毛泽东到家里过春节。

从1915年到1920年，毛泽东曾多次给黎锦熙写信，称“生平不见良师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赞誉他“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黎锦熙在日记中写道，“得润之书，大有见识”。在连年战争、颠沛流离的岁月里，黎锦熙始终保存着毛泽东寄给他的6封书信和《湘江评论》《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等革命文献。这些文献后来成为研究毛泽东早期革命思想的珍贵资料。

1939年，毛泽东得知黎锦熙在城固西北联大任教，曾从延安寄赠新著《论持久战》一书给他。黎锦熙收到此书，如获至宝，认真地把这本五万多字的新书通读了一遍，此后还读过多遍，对抗日胜利信心十足。黎锦熙与学校同仁探讨此书，并回赠新作《建设的大众语文学》。

时任西北联大文学院院长，后任校长的马师儒，是陕西米脂人。1942年冬，马师儒回家探亲时，来到了延安。毛泽东在延安接见马师儒时，详细询问了黎锦熙的近况，还回忆到以前的交谊。嘱托马师儒：“返陕南后，请代我问候我的老师黎劭西先生。”师生情、故友情溢于言表。

在西北联大的岁月里

黎锦熙早年参加同盟会，思想进步。1939年在陕西城固县的西北联大任教时，国民党对学校控制甚严，县党部曾动员其加入国民党，他坚决拒绝，将申请表掷于字纸篓中，给劝其入党的县党部官员办了一个难堪。为此，县党部向来校视察的教育部次长说他的坏话，要求解聘他，因他是国内著名教授而未敢轻动。现存档案有当时西北联大中共地下组织向中共陕西省委的汇报材料，称黎锦熙“对共无成见，不顽固”。

黎锦熙对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张骞墓地的发掘、增修和保护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此前，史学界普遍认为城固县张骞墓是衣冠冢。1938年7月，西北联大历史系考古委员会在报请地方政府同意后，主持对汉博望侯张骞墓实施了发掘和增修。这次发掘清理出许多珍贵文物，其中汉砖、汉五铢钱、“博望”封泥等现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次年，由西北联大在墓前刻立“增修汉博望侯张公骞墓碑记”。碑上有黎锦熙使用新式标点符号书写的小楷《汉书·张骞传》。该碑记现立于张骞墓左侧。

1939年8月，西北联大考古室还举办了张骞墓出土古物展览。先后有教育部次长顾毓琇以及师生和地方名流数千人参观。1942年，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在西北联大视察后，也曾到张骞墓拜谒。西北联大及黎锦熙对张骞墓的保护性的发掘和增修，不仅验证了张骞墓为真，还为2014年丝绸之路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黎锦熙对陕西的史志编修也非常重视。他来到城固县不久，就倡议修志，得到时任城固县县长余正东的支持，组织“城固县续修县志委员会”，黎锦熙担任总撰。他动用各种关系，从香港抄回明嘉靖年的《城固县志》，用一个月时间写就九万字的《城固县志续修工作方案》，内容详尽，颇有创新，是其方志理论奠基性著作。该方案后来单独刊出，更名为《方志今议》，开启了新型方志之先河。由他主编的《城固县志》于1943年左右成书出版，被誉为陕西方志界的一件盛事。黎锦熙还先后参与组织洛川、黄陵、宜川等县志的编撰工作，使陕西的方志编撰走在全国前列。

在西北联大教学期间，黎锦熙曾与鲁迅的同学许寿裳一同撰写了西北联大的校歌，这首歌大气磅礴，雅俗共赏，充盈着巨大的感召力。1944年5月，黎锦熙以歌词为纲，写出《简明西北联合大学校史》，其中每句歌词就是一个小标题，以具体、详尽而又凝练的笔触，抒写西北联大的方方面面，成为西北联大校史的经典文献。

抗战期间，狭小的城固县一下子涌入了西北联合大学、北平私立文治中学、私立育英中学等近十所学校，还有阎锡山的山西兵工厂以及沦陷区的大批难民。城固的人口剧增，物价随之攀升，导致西北联大物资紧缺，教师工资按“薪俸七折”发放，生活极其艰辛。但黎锦熙却安之若素。他对生活要求不高，加之忙于授课、研究，还有陕西各县邀其修编县志，工作的满负荷也使他忘记了生活的艰辛。黎锦熙诙谐地说：“居在乐城（城固的古县名），乐在其中。”

九三学社的发起人之一

1944年秋，正是抗战最紧张的时期，桂林失陷，川黔危急，而重庆投降派甚嚣尘上；也正是人民要求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保障言论自由呼声很高的时候。在这严峻关头，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政府的主张。许德珩、潘菽、黎锦熙等文教科技界的著名知识分子，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民主政府的号召，经常与知识界同仁在许德珩或劳君展家里集会，共同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亦称民主科学社），座谈会的主题是继承五四运动精神，谈论民主与抗战，主张建立一个民主的科学的新中国。他们坚持每两周召开一次座谈会，并与重庆的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潘梓年定期见面。经周恩来提议，《新华日报·自然科学》副刊，由民主科学座谈会推举梁希等五位成员负责供稿，每期副刊发表后，很受读者欢迎。1945年8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在张治中公馆同民主科学座谈会部分成员座谈时，勉励他们把“座谈会”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

1946年9月3日，黎锦熙与许德珩、潘菽、黄国璋、张学岩、楚大告、劳君展等民主科学社的几十人在重庆集会，庆祝抗战胜利一周年纪念日，会上有人提出，民主科学的政治意义不强，不如将“民主科学座谈会”改名为“九三座谈会”，九三是抗战胜利纪念日，政治性强，可以借用抗战胜利纪念日，团结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后来，黎锦熙当选为九三学社第一届理监事联席会议常务监事，第一、二届中央理事会理事，第三、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常委。

参加新政协和开国大典

抗战后期，黎锦熙随校迁址到甘肃兰州，先后任国立西北师院教务主任、院长等职。1948年回北京，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并兼任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总主任。

1948年底，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北平，解放指日可待。北京师范大学教务处曾两次通知黎锦熙夫妇准备乘飞机南迁，但黎锦熙却一直拖着不动身。最后，北师大教务长黄金鳌直接亲自通知他，还拿出撤退通知书，说这是“上命”，必须执行。黎锦熙婉拒国民党政府让他乘飞机南下台湾的要求，坚决留在北京。他对家人说：“我要在这里等一位‘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伟人哩！”

1949年6月，北京和平解放不久，百忙之中的毛泽东亲临北师大看望黎锦熙，一见面就喊“黎老师”。中午，毛泽东掏钱让工作人员叫来了两桌酒席，款待他的老师和几位知名教授。席间，毛泽东让黎锦熙紧挨他就坐，亲切话旧，非常兴奋，直到日落才依依而去。黎锦熙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1920年3月17日，润之到我家后，至今不见快30年，身体比从前强壮。”此后，毛泽东几次接黎锦熙到中南海叙谈。有一次中南海荷花盛开，毛泽东还饶有兴味地和黎锦熙一起泛舟共赏。师生之间，情意绵长。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胜利召开。九三学社作为14个党派单位之一，受邀参加新政协。黎锦熙等人被推选为九三学社的代表，出席会议，共同参与、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

参加新政协的忙碌、欣喜，能够从黎锦熙日记里找到踪迹。黎锦熙从13岁开始写日记，70多年从无一日中断。他在日记里简略记载了参会情形，特别是他担任委员的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委员的活动细节。如9月23日记载：“9时，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二会议室举行国旗、国都、纪年分组讨论……我分在第二组，唯一、慕回另在第五组，召集人郭沫若、沈雁冰、张菊生主民国纪年，陈叔通反对，我综合主张：‘公历’为主，括弧标注——自由地注明‘民元’”等。

9月27日，新政协通过决议正式确定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1日，黎锦熙与许德珩、梁希等九三学社社员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亲身经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庄严时刻。

10月1日，黎锦熙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之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5年后，黎锦熙写下《天安门参加庆典》一诗，抒发走进新时代的欣喜、兴奋之情——“青云遏鼓传嵩响，红浪翻旗引铁流。多病却无迟暮感，相逢握手尽交游。”

（郭松林，作者系汉中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