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际科技创新交流合作已经成为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并提出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世界经济结构和竞争格局，需要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交流合作，使之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十年来，“一带一路”科技创新交流合作基础愈加深厚、内涵不断丰富，并日渐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诸多国内外科技企业、人才、资本等在一张“全球创新网络”上面加速流动、有效碰撞、高效合作，产生了十分显著的成效。
“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基础愈加深厚。十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等方面建设成就显著，且在科技创新领域的交流合作亦愈加深入。例如，泰国唯一国家级经济特区“泰国东部经济走廊EEC”作为泰政府近30年来最重大的投资计划，邀请中国启迪深度参与其中，合作运营科技园区，打造生态系统；再如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在其数百年历史上首次与中资企业成功合作科技创新载体项目后，剑桥代表团于今年6月再次到访北京清华科技园寻求再度合作，明确要共同加强、完善中英创新平台和生态系统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及周边国家与中国合作意愿强烈，中国国际科技创新交流合作的“朋友圈”不断扩大。这无不体现了中国日益增长的科技创新实力在“一带一路”共建共享的进程中，为沿线国家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内涵不断丰富。十年来，除了政府直接推动实施的“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等，越来越多的企业积极作为，成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交流合作中的重要力量，各类科技组织也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中发挥出重要作用，多元化主体的参与，使得合作内涵不断丰富。中国—东盟科技产业合作委员会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工商界、科研机构和企业间的非官方、非营利性商务合作组织，组成人员主要有中国和东盟十国有关科技产业机构和企业的代表，不仅成为中国与东盟科技产业的高端对话平台和合作机制，还有效促进中国与以东盟地区为主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科技产业领域的合作。在此框架下，RCEP经贸科技文化合作交流中心项目落地中国江门；中国第一个本科层级的数字学院落地广西科技大学，已经面向东盟培养了数批数字经济人才；在疫情下助推中国—东盟数字经济逆势壮大的“启迪跨境生态创新服务中心”，扶持和孵化了近千家中小跨境企业等等。不同层面、不同主体所开展的各项工作均使得“一带一路”科技创新交流合作变得更为立体且多彩。
面向新十年，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以及美西方试图遏制我国高科技发展的局面，需要我们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顽强的努力,更大的耐心和投入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增强科技创新交流合作，深化创新链、人才链、产业链、资本链、供应链合作。
首先，要强化科技创新驱动“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共识。在世界持续动荡，多重冲击对全球经济造成压力之际，科技创新交流合作不仅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沿线及周边各国谋求经济增长动力、实现长期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未来，要让决策者、企业界、科技界等社会各界充分认识到科技创新与“一带一路”的相互促进作用，特别重视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带来的机遇，让科技创新成为“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的驱动力。
其次，要继续完善创新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合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生态平台。“一带一路”是全球协同、科技创新的“一带一路”，要高效实现全球协同的科技创新则离不开以科技园区、孵化基地等为节点所构建的创新基础设施网络。跨国创新基础设施网络是重要的综合性国际科技创新合作载体，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撑之一，对于促进国际科技创新交流合作、引导产业走出去等都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其不仅有利于提升我国的大国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推进我国的国际战略布局，还可为我国企业和产品走向国际搭建桥梁，且能够在更广区域内进行科技资源配置。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政府、企业、大学”“园区、产业、基金”“科技、产业、金融”立体三螺旋模式合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生态平台。
再次，建议用创新的方式提升“一带一路”建设中创新合作的成效。当下的世界经济整体面临巨大的风险与考验。传统产业衰落、两极分化扩大、中低收入陷阱、气候环境破坏等等问题都不是一刀切或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关键还是科技、人才、创新的突破。因此“一带一路”的创新与新兴产业合作是解决全域性、系统性、历史性百年难题的金钥匙。上一轮全球化在创新领域乏善可陈，并导致发展中国家普遍未能完成新型工业化。在新时代的解题、破题中，必须用更“创新”的“有解思维”，在更高维度的协同中解决“陈年旧账”。我国经过几十年的对外学习、交流、合作，不仅积累了科技、人才、产业的基础实力，而且也在追赶中探索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中国式”创新模式与道路，建议我国各界不仅要主动地在“双循环”中推动“做生意”类的经贸合作，更应审时度势主动扩大对东盟、中亚、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科创辐射与科创“双循环”，集群化、集成化、网络化是新型国际化的新趋势，组团式、系统化、融合型也是中华文明的传家宝。
（作者王济武系中国—东盟科技产业合作委员会中方主席、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