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诗说中国》是首部以古诗及注论形式总结和致敬中华民族众多圣贤豪杰的著作，是为了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用古诗概括、歌咏中华民族历代圣贤的生平事迹及其精神风貌，融文史哲于一体，显精气神于一言，唯愿广大青少年通过诵读后烙印于心，得圣贤精神滋养、贯通中华文脉、鼓舞华夏儿女大步前行，慎终追远以继往开来，与古今贤哲一道，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此诗由千景绘构图、国画家孙持雄绘制《康熙皇帝励精图治》诗意图，本文选自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中国精神之礼义三百图》，全书365篇内容将陆续发布，每幅图之命名均为相关成语。

丁亥岁赞康熙皇帝七律

神华历代有奇童，自幼群经尽贯通。

苦难全然为我用，古今一统建天功。

含弘光大风标伟，继往开来气象雄。

为国肝肠皆寸断，只争四海九州同。

黄德劲先生诗评：

清圣祖康熙皇帝是一位天才儿童，又以其文治武功，享位悠长，被誉为“千古一帝”。彬宇先生赞康熙皇帝七律，言其学养，言其气度，言其功业、眼光与坚忍向上，而一代英主之高风伟标，圣雄气象毕现矣！康，安宁也；熙，兴盛也。万民康宁，天下熙盛。诗如其人，人如其诗，岂非实至名归乎？

康熙，名爱新觉罗·玄烨，清朝第四位皇帝，定都北京后第二位皇帝，自号体元主人，年号“康熙”。8岁登基，14岁亲政，在位61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少年时便以智谋挫败权臣鳌拜，成年后，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击溃沙俄，三征噶尔丹，确保了政权稳固与国家统一。同时标榜仁政，笼络汉人，励精图治，休养生息，眼光开放，博学广纳，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大局面。

曾文正公言：“我朝六祖一宗，集大成于康熙。而雍乾以后，英贤辈出，皆若沐圣祖之教，此在愚氓亦似知之。其所以然者，虽大智莫能名也。”

谨依彬宇先生诗意，以“奇童贯群经”“苦难建天功”“光大气象雄”浅析之。

奇童贯群经

“神华历代有奇童，自幼群经尽贯通。”华夏神州历代有奇才儿童，这一句其实暗藏玄机。这些所谓奇才神童并非生来便神奇卓异，而是自小便因过人的天赋悟性，在熟读经典后还能够贯通其智慧，所以显示出了过人的才智，这有赖于中华文化经典之功，是传统经典塑造了他们非凡的智慧，开启了他们非凡的人生，缔造了非凡的成就。“甘罗十二当宰相、孔融七岁知谦让”、白衣宰相李泌、五子之首周敦颐、砸缸救友的司马光、神机妙算的刘伯温、幼而能诗的曹植、王阳明、少负雄才的左宗棠等等，无一不是“自幼群经尽贯通”的“神州奇童”。而在所有这些人物中，康熙更是尤为突出与杰出的代表。康熙的人生传奇，始自幼儿时期。

顺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十八日巳刻，后来赫赫有名的康熙皇帝，降生于北京紫禁城景仁宫内。康熙姓爱新觉罗，名玄烨，是顺治帝的第三个儿子。母亲佟氏系少保固山额真佟图赖的女儿。佟氏祖父两代与爱新觉罗氏密切的政治历史关系及其特殊的政治地位,使得佟氏有机会被应选入宫为妃。佟氏十五岁生下玄烨。玄烨即位后，佟氏被尊为皇太后。

《清史稿》载:“后家佟氏本汉军，上命改佟佳氏，后族抬旗自此始”。因此玄烨这位满族皇子身上，不仅流淌着满族人的血液，更是满汉相亲的绝佳组合。

按清朝规矩，皇家子女不论嫡庶，一生下来就由保姆抱走，交给乳母抚养。一个皇家子女，通常有四十个人服侍，除保姆八人、乳母八人外，还有针线上人、浆洗上人、灯火上人、锅灶上人等。玄烨作为皇子自然无限荣耀与尊贵，然而却失去了一般幼儿理应享受的天赋母爱。

为了避免天花感染，幼年的玄烨曾由乳母带领离开紫禁城，久居在北京西郊的一座寺庙中，并且依照古老的办法接种疫苗。如果反应正常，接种疫苗后，孩子就开始发烧，并伴发出轻微的水痘。但这种疫苗在玄烨身上却没有生效，玄烨仍然未能逃脱天花的侵袭，幸而凭借顽强的生命力从死神中挣脱出来，活了下来，只是在脸上留下了一些麻点。

后来玄烨曾回忆与生母的关系，慨叹说:“朕幼年时，未经出痘，令保姆护视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六十年来抱歉之处”。与玄烨相处最久的乳母是正白旗汉军包衣曹玺之妻孙氏。玄烨很怀念她，即位后，特授曹玺任江宁织造，封孙氏为一品诰命夫人。之后又让她的长子曹寅接替乃父之职。玄烨南巡时，居住在江宁织造府内。有一天同乳母孙氏会见，他十分熟悉而亲热地指着孙氏说:“此吾家老人也！”说毕，当面给孙氏丰厚赏赐。这时，巧遇庭中萱花盛开，玄烨兴致勃勃地挥笔御书“萱瑞堂”三字，赐给曹家，以为留念。

玄烨的成长主要依恃其祖母孝庄文皇后的钟爱与教育。她十四岁时就嫁给皇太极，后被封为永福宫庄妃。皇太极病逝后，她以皇太后的身份辅佐六岁的儿子福临(顺治)治理国政，在清廷中很有权威。玄烨出生后，孝庄就十分关注孙儿的成长。玄烨刚学步能言时，孝庄就照帝王的标准严格训练他，凡“饮食、动履、言语，皆有矩度。虽平居独处，亦教以罔敢越轶；少不然，即加督过”。康熙曾言：“念朕甫八岁，世祖章皇帝即宾天，十一岁慈和皇太后又崩逝……仰赖圣祖母太皇太后鞠养教诲以至成立”,“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致有今日成立”。

当他刚即位不久，祖母便训诫说：从来都说当皇帝难，百姓众多，生养抚育，均寄望于位居其上的皇帝。所以皇帝必须深切领会“得众则得国”的道理，使四海之内安乐富庶，国家的统治才能永远巩固。你要“宽裕慈仁，温良恭敬”，一言一行，时刻谨慎，勤于朝政，以便承担起你祖父和父亲留下的基业，让我放心。康熙不负祖母期望，牢记教诲。有一次祖母在众官面前问他有何愿望，他便按祖母所教答道:“惟愿天下乂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官员们听后一致赞颂，认为“盖抚育万方，驯致太平，其基已肇于此”。

玄烨不到五岁，孝庄就派侍女苏麻喇姑专门教他学习满语。苏麻喇姑敏慧灵巧，凡宫中后妃衣冠式样都由她手制，深得宫人们推重。她又知书达理，颇有学识，手把手尽心地教育，玄烨赖她启迪。

玄烨自五岁开始上学读书。清朝前期的几代皇帝，家法很严，认为“皇子年龄虽幼，而陶淑涵养的功夫，必自幼年开始学习”。所以从幼龄伊始，就严格要求皇子们刻苦读书，练习武事。五岁后,皇子们都要读书。宫中聘请的师傅都是饱学之士，受皇帝重托，本着“严有益，而宽多误”的要旨，殚心竭力教育皇子。

玄烨不论读书、骑射，都极认真而敏慧。他“日所读书，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而且“凡事留意，纤悉无遗”。如有不明白的地方就“询之左右”，并经过自己“反复探索，必心与理会，不使纤毫扞格，实觉义理悦心”，方肯罢休。

《清实录》言：

 “读书十行俱下，略不遗忘，自五龄后，好学不倦，丙夜披阅，每至宵分。”

“凡帝王政治、圣贤心学、六经要旨，无不融会贯通，洞彻原委。”

玄烨又善于骑射，虚心求教。晚年时他曾回忆小时跟一个叫默尔根的侍卫学习骑马射箭，默尔根要求十分严格，凡姿势、方法上有一点差错，就直言不讳教正，从不马虎，使玄烨受益匪浅。“朕于诸事谙练者，皆默尔根之功，迄今犹念其诚实忠直，未尝忘也”。

为实现“天下乂安”的宏伟抱负，在清除鳌拜集团之后不久，康熙皇帝开始发愤学习。发愤学习的早期阶段，经筵、日讲是一个主要的学习方式。

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君主自我教育的两种基本方式，经筵和日讲的主要内容是被尊为经典的几部儒家书籍和有关历代王朝兴废陵替的一些历史著作。早在康熙以前，作为一个新兴的封建政权，清朝统治者即注意学习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

康熙九年（1670）十月，下令礼部为经筵、日讲做准备工作。几天之后，礼部遵旨议覆：经筵、日讲均照顺治十四年（1657）例，于明年开始举行。康熙十年二月，首先任命了一批通熟儒家经典和各种历史知识的满、汉官员担任经筵讲官，又从翰林院选出十人充当日讲官员。当年二月，首开经筵；四月，初行日讲。

康熙五岁读书，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即位之初，又面临内而辅政大臣专权，外而兵戈不休、社会混乱的历史局面，于是，儒家经典和一些历史著作中所描述的尧舜盛世成为这位少年君主所憧憬的目标。为了从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中汲取营养，学习传统的治国理论和治国方法，康熙皇帝从一开始，即对经筵、日讲，极为重视。

热情主动，持之以恒。就经筵而言，自康熙十年（1671）二月至其去世，半个多世纪里，除因巡幸、出征偶未举行之外，从未停止；就日讲而言，虽然这一活动开始不久便已在数量上超过了历代君主，但康熙皇帝仍只嫌其少，不嫌其多，为了争取更多的学习时间，他一再要求打破惯例，增加日讲次数。“学问之道，必无间断，方有裨益，以后虽寒暑，不必辍讲”；“天气犹未甚寒，仍令进讲”。

为了争取日讲能收到较好效果，对于日讲时间，康熙皇帝也颇费心思。三藩叛乱期间，因军务紧急，康熙皇帝一般是起床后不及用膳即御门听政，尔后再行日讲，以致日讲之时已近中午，饥肠辘辘，影响学习。后来三藩平定，台湾统一，紧急政务减少，为了提高日讲效果，从康熙二十二年（1683）八月始，康熙皇帝特将日讲安排在御门听政之前。一般情况下，每日上午均为日讲和御门听政时间，偶尔当日没有启奏本章而不行御门听政，也不辍讲。个别时候，因为政务较少，日讲、御门听政之后，时间尚早，还一日两讲。他自己说:“读书以有恒为主，积累滋灌，则义蕴日新。每见人期效于旦夕，常致精神误用，实归无益也。”

正是这种热情主动的学习态度和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十五年的时间里，康熙系统地学习了“四书”、《尚书》《易经》《诗经》等儒家经典和《通鉴纲目》《资治通鉴》等历史著作，创造了日讲近九百次的纪录。

康熙对讲官十分尊重。日讲时，常常要求讲官不必忌讳，大胆讲解，偶有失误，也予以谅解。对于讲官本人，也体恤备至，使得日讲官员普遍感激涕零，实心报效，经筵与日讲收到了良好效果。

认真踏实，重视质量。日讲之初，康熙皇帝态度极为认真，每次日讲后，都坚持课下复习。他说:“人君讲究学问，若不实心体认，徒应故事，讲官进讲后，即置之度外，是务虚名也，于身心何益？朕于尔等进讲之后，仍再三阅绎，即心有所得，犹必考证于人，务期道理明澈乃止。” 又说:“自幼读书，凡一字未明，必加寻绎，期无误。”足可见其早年日讲课后用力之勤。

目的明确，联系实际。康熙皇帝十分注重将日讲的思想内容和实际政治相联系。他说:“朕每披阅载籍，非徒寻章摘句、采取枝叶而已，以探索源流，考镜得失，期于措诸行事，有裨实用，其为治道之助，良非小补。”

康熙十七年（1678）九月，在讲授《尚书》时，他说:“朕观高宗命傅说谆谆以纳诲辅德为言，可见自古君臣为一德一心至诚孚感。为上者实心听纳，以收明目达聪之益；为臣者实心献替，以尽责难陈善之忠。然后主德进于光大，化理跻于隆平。后世君臣之间徒尚虚文，中鲜实意，治不逮古，职此故耳。”可见其与现实政治之结合。为了使日讲内容和实际政治联系更密切，康熙皇帝还主动要求增加新的讲授内容。如康熙十五年（1676）十月，他向讲官提出:“每观《通鉴》，事关前代得失，甚有裨于治道，应与‘四书’参讲。作何拣择，撰拟讲章进讲，尔等议奏。”

根据他的指示，从康熙十九年（1680）四月起，讲官又将《周易》和《资治通鉴》参讲，一直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从未中止。与此相一致，结合各种历史经验教训，如外戚专权、母后临朝、权臣专制、宦寺乱政、藩镇割据、异族入侵、人民起义等日讲内容，康熙皇帝发表了更多的议论。所有这些，都对康熙皇帝的思想及其施政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日讲之外，康熙皇帝还坚持自学，而且相当刻苦勤奋。据他自己后来回忆:“及至十七八，更笃于学，诸日未理事前，五更即起诵读，日暮理事稍暇，复讲论琢磨，竟至过劳，痰中带血，亦未少辍。”为了督促自学，他在座右铭中自箴：“无一日不写字，无一日不看书，义理自然贯通。若划地自限，岂登高行远之意哉！”

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一月，他第一次南巡归途经山东曲阜，亲诣孔庙瞻仰，行三跪九叩大礼，特书“万世师表”匾额，悬挂大成殿中，并决定重修孔庙，建立孔子庙碑，亲自撰写碑文。孔庙告成，康熙遣皇子前往告祭。他亲撰《告祭文》，写道:“朕惟道统与治统相维，作君与作师并重。先师孔子，德由天纵，学集大成，综千圣之心传，为万世之师表。”他一再将“道统”与“治统”，“作君”与“作师”并提，不仅反映二者之间互相维系的密切关系，而且也表明他本人欲学习二帝三王，集“治统”、“道统”于一身,既“作君”又“作师”，从而掌握思想学术的最高领导权。

“神华历代有奇童，自幼群经尽贯通。”康熙的天赋，无疑是高的；康熙的用功，无疑也是无与伦比的。自幼而长，康熙的学习之旅，从未停歇。治世之才，不仅仅来自天赋血脉，更来自刻苦向学，满腹经纶。

苦难建天功

“苦难全然为我用，古今一统建天功。”天才儿童康熙，并没有被上天特别照顾，而是屡经磨难，披荆斩棘，才终于化苦难为雄才，转艰辛为大成，古今一统建天功。谨择其要述之：

登位之难——

顺治十七年（1660年）董妃不幸逝世。顺治痛不欲生，立即追封董妃为皇后，加谥“孝献”，辍朝五日，“丧葬典礼，过从优厚”，又自撰《董妃行状》数千言，以寄哀思，甚至还闹着要去五台山出家为僧。和尚虽没有当成，可顺治曾经削发，别取了“行痴”的法名。

董妃只生一子，排行第四，很得顺治宠爱，据说顺治要指定董妃之子为未来的皇太子，不料董妃子仅三个月就夭折了，玄烨因此得以进入顺治眼帘。顺治的长子牛纽二岁时就死了，玄烨是顺治的第三子，他以下的四个弟弟皆幼。这时只有宁妃所生的二子福全和玄烨年龄较大，他俩都是庶出。他们的生母都没有受到顺治的宠爱。但玄烨较福全有着更多的优势，他比福全灵敏。六岁时，他同福全和皇五子常宁去向父亲请安。顺治逐个面问三人志向。皇五子常宁刚三岁，还不懂事，默默无言。福全表示“愿以贤王对”。玄烨却机灵而大胆地答道:“待长而效法皇父，黾勉尽力”。一个六岁的幼童就有了效法皇父的远大抱负，而且表示将竭尽全力去实现这个目标。顺治帝听了十分赏识，心底有了个谱。《实录》载:“世祖皇帝于是遂属意焉”。

顺治曾特地派人去征询过自己尊敬而信赖的钦天监监正、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汤若望认为玄烨比福全略小，不过已出过天花，有免疫能力，福全却未曾出过天花，很有可能发生类似眼下顺治这样的悲剧。尤其玄烨一直受到祖母孝庄文皇后的深爱，在孝庄文皇后的全力支持下，顺治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决定立玄烨为嗣。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九日，八龄幼童玄烨即皇帝位。玄烨能继承帝位，是满族君主传统继位制与汉族嫡长子世袭制相结合的产物，是清朝以皇权为核心的封建专制政体进一步强化的结果。同时更重要的，是玄烨天生的才华与祖母的竭力支持。

智擒鳌拜——

顺治临终时，特意安排派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然而好局面并未维持太久，内斗便日益激烈起来。平素即居功自傲、盛气凌人的鳌拜，日渐骄狂擅权，处处越位。康熙六年（1667）六月，首辅索尼病故。七月初七，十四岁的康熙正式亲政，大赦天下。然而实权并不在他手里。

仅十天之后，鳌拜即擅杀同为辅政大臣的苏克萨哈，数天后又与遏必隆一起进位一等公，几至无法无天。当时，康熙帝经常召集少年侍卫在宫中作“布库”之戏，康熙八年五月十六日（1669年6月14日），他突然命令这些侍卫在鳌拜进见时将其逮捕。

康熙念鳌拜功劳，赦其死罪而将其拘禁，不久鳌拜死于禁所。与其长期勾结的另一辅政大臣遏必隆，被削去太师、一等公爵位。 康熙自此才算真正亲政，昭雪苏克萨哈，禁止圈地，奖励百官上书言事，革除弊政，振兴大清。

削平三藩——

“三藩”指割据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以平南王尚可喜请求归老辽东，但请求留其子尚之信继续镇守广东为导火索，引发了是否撤藩的激烈争论。最后康熙帝认为“藩镇久握重兵，势成尾大，非国家利”，决定下令“撤藩”。

七月，吴三桂假装请旨撤藩，康熙帝同意。十一月，吴三桂在云南提出反清复明，杀云南巡抚朱国治，正式开始叛乱。

1674年初，吴三桂派主力出贵州，攻掠湖南，分兵四川。不久，广西将军孙延龄、四川巡抚罗森等许多地方官员纷纷叛清，福建耿精忠起兵响应。短短数月，各地总兵、提督纷纷倒戈投吴，滇、黔、湘、桂、闽、川6省一起陷落，岌岌可危。随后陕西提督王辅臣，广东尚之信相继反叛，叛乱扩大到广东、江西和陕西、甘肃等省。

康熙剿抚兼施，分为两条战线，把兵家必争之地的湖北荆州以及“水陆皆与楚闽接壤”的江西作为前线，以八旗劲旅固守，遏制叛军过江北上；将地控南北交通要道的山东兖州和地扼东西咽喉的山西太原，作为两个后方支点，调重兵把守，控制南北和东西两条通道，以策应前线。

1676年10月，福建耿精忠投降。

1677年，广东尚之信投降。

清军开始集中力量围剿吴三桂。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吴三桂在衡州称帝，国号周，大封诸将。未几忧愤成疾，八月病死。其孙吴世璠继位，退居云贵。

1681年初，清军攻下贵州，，三路清军在云南会师，围攻昆明。10月，昆明城破，吴世璠自杀，云贵悉平。

八年削藩，至此功成，东南边疆稳定下来了。

统一台湾——

顺治末年，郑成功赶走荷兰殖民者，为清朝统一台湾奠定了基础。康熙即位不久即开始筹划统一台湾，但前期君臣意见并不同意，甚至各执己见，争论激烈。

反战派认为朝廷刚刚平息三藩之乱，天下初定，不宜再开兵端。福建的一些封疆大吏尤其反对武力统一台湾，以水师提督万正色反对尤力，说:“台湾断不可取！”而且有人认为“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长驱制胜，难计万全”，施琅的忠诚值得怀疑，可能“必叛”。

主战派则以内阁大学士李光地、福建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为主，力主趁机攻取台湾，永绝后患。他们力保施琅，因为施琅与郑氏有世仇，其心可保；熟悉海上情况，又有谋略，威震海上。康熙帝最终听取了主战派的意见，下令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带兵收复台湾。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出兵台湾；七月，取得澎湖之战胜利；八月，清军进入台湾岛，统一台湾。

澎湖之战后，郑克塽、刘国轩、冯锡范等顺应历史大势，没有负隅顽抗，清军得以兵不血刃地进入台湾。相应地，清朝对他们采取宽容政策，部分人还受到重用。清朝授郑克塽公爵，授刘国轩、冯锡范伯爵，力主降清的刘国轩后任天津总兵，成为一方大员；对郑氏政权的普通士兵，“愿入伍归农，各听其便”。此外，还安置了逃至台湾的明朝宗室人员，如“明裔朱桓等，俱于附近各省安插垦荒”。仅耗时两个月，康熙取得台湾大捷。

此后，在清朝的治理下，台湾地区生产继续发展、民生持续改善。雍正朝时，福建“皆仰给台湾之米”，台湾不仅无须其他地区供应粮食，反将大米卖到福建等地。同时，清朝统一台湾，也促进了民生改善，“至是台湾荡平，民再康矣”。

平定噶尔丹——

康熙在位61年，一生战争无数，但御驾亲征只有三次。而这三次，竟然都是为了噶尔丹。

1644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同一年，在天山脚下的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降生。噶尔丹是准噶尔首领巴图尔珲台吉的第六子。13岁左右时，前往拉萨镀金，在西藏一住十年。

1670年，准噶尔部发生内讧，噶尔丹的大哥——执政者僧格在政变中被杀。噶尔丹在西藏僧俗上层支持下，日夜兼程返回准噶尔，击败政变者，正式成为准噶尔部的首领，开始积极对外扩张。

噶尔丹首先出兵统一天山北路之卫拉特蒙古诸部，建立起了“准噶尔汗国”。接着出兵天山南路，结束了叶尔羌汗国长达160年的统治。接下来又马不停蹄挥军漠北，消灭喀尔喀蒙古后，兵锋直抵距离北京七百里的乌兰布通，清廷朝野震惊。

在乌兰布通，康熙的亲哥哥和硕裕亲王、抚远大将军福全，率大军与之激战，双方损失惨重，康熙的舅舅佟国纲中枪身亡。此后噶尔丹亦陷入内外交困。

康熙看准时机，于三十五年再度亲征，在昭莫多大败噶尔丹，歼灭其主力，噶尔丹仅率数十骑兵逃窜。尽管如此，穷途末路的噶尔丹还是铁了心要与清廷为敌到底。康熙三十六年，鉴于噶尔丹拒不投降，康熙再次下诏亲征。

当年四月，众叛亲离的噶尔丹一命呜呼，据说是服毒自尽。其遗骸被送抵北京，悬挂于城门示众。不久，依照当初吴三桂之例，将其遗骸捣碎后撒在刑场。

噶尔丹的解决，使清朝的边境线延伸到了阿尔泰山，辽阔的漠北喀尔喀蒙古正式被纳入清朝版图，一下子增加了上百万平方国土。噶尔丹死后，策妄阿拉布坦成为准噶尔部的统治者。在沙俄支持下，不断袭击清军据守的科布多、巴里坤、哈密等军事重镇，并派兵侵入西藏。康熙及时派兵进剿，终于将准噶尔势力赶出西藏。

驱逐沙俄——

康熙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1685年—1688年），为收复沙俄侵略者妄图侵占的中国黑龙江流域大片领土，康熙下令发动雅克萨之战，对入侵的俄军进行了两次围歼战。这是中国军民被迫进行的一次反对侵略、收复失地的自卫战争，是中国对俄的第一次自卫反击战。

雅克萨位于黑龙江省漠河市以东黑龙江北岸（今俄罗斯阿尔巴金诺）。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顺治末年至康熙初年，沙俄利用清廷忙于国家统一和平定三藩之乱，侵占了中国领土尼布楚（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和雅克萨等地，并在那里构筑寨堡，设置工事。还以此为据点，不断对黑龙江中下游地区进行骚扰和掠夺。

对沙俄的得寸进尺，康熙帝多次遣使进行交涉、警告，均未奏效。不得已之下，决定通过战争解决问题。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九月，清勒令盘踞在雅克萨等地的沙俄侵略军撤离清领土。侵略军不予理睬，反而率兵窜至爱珲劫掠，清将萨布素将其击败，并将黑龙江下游侵略军建立的据点均予焚毁，使雅克萨成为孤城。但侵略军负隅顽抗。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正月二十三日，为了彻底消除沙俄侵略，康熙命都统彭春赴爱珲，负责收复雅克萨。

经过激烈战斗，清军取得了雅克萨之战的胜利，双方坐到了谈判桌前。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 七月二十四日，中俄缔结了《中俄尼布楚约》，规定以外兴安岭至海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中俄两国东段边界，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均为清朝领土。

此战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在辽阔的东北边界为保卫边防而进行的长期反复斗争的一次胜利，它挫败了沙俄跨越外兴安岭侵略中国黑龙江流域的企图，遏制了几十年来沙俄的侵略，使清东北边境在以后一个半世纪里基本上得到安宁。

《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中国签定的第一个平等条约。虽然条约对中国没有屈辱性，但是中国并没占到便宜，反而失去了外兴安岭以北的小部分领土和以尼布楚为中心的蒙古东北部地区。。这也算是巨大的遗憾吧！

“苦难全然为我用，古今一统建天功。”这些统一山河的苦难经历，成为康熙人生中的巨大的财富，深刻知悉了为君者的不易，大国治理的不易，从而勤奋向学，刻苦砥砺，终成千古一帝。

光大气象雄

“含弘光大风标伟，继往开来气象雄。为国肝肠皆寸断，只争四海九州同。”康熙的气魄，康熙的雄心，康熙的朝乾夕惕，勤勉奋发，都在彬宇先生的这几个“大词”里——含弘光大，风标俊伟，继往开来，气象雄浑，为国为民，肝肠寸断，其所争者，四海九州，天下升平，而已！

根据多方史料及专家论及，康熙皇帝的作风与性格，有几大优点：一好学深思；二勤政务实；三崇尚节俭；四仁慈宽厚。好学深思已经说过，再看其他几个方面。

康熙的勤政务实，是众多古代帝王都难以企及的。许多不是贪恋女色或玩物丧志，就是崇尚浮夸，讲究祥瑞，迷恋上尊号、炼丹修仙做佛事等。明朝后期的几个皇帝，更是一蟹不如一蟹,“常处深官，不与臣下相见，而惟与宦竖相处，既不读书，亦不勤政，所以上下之情壅滞不通，民间疾苦竟罔周知”，而且还自欺欺人，粉饰太平，制造升平气象，致使国务处理一塌糊涂。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明末帝王息于政事和崇尚虚夸而至亡国的历史教训为清初统治者树立了一个反面典型。康熙皇帝十分清醒国家治理能否走上正轨，主要在于国君是否勤政。于是以全副精力投入到各种国务活动之中，除御门听政外，批阅奏章，四处巡幸，略无闲暇。据他自称:“每年春时，为雨水田禾，时刻不忘，留心究问，直至秋成，始稍释念。至于冬日，内地常恐雪少，口外又恐雪大。”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御门听政。

康熙皇帝御门听政始于康熙六年（1667）七月亲政之日，自此之后，每日辨色而起，未明求衣，逐日视朝，一直坚持几十年之久。因为康熙皇帝视朝过早，各级官员为了不迟到，必须于“三四鼓趋赴朝会”，因而平定三藩之后，一个低级官史、大理寺司务赵时楫代表广大官员上书康熙皇帝，指出:“自古人君，从未尝每日亲御听政，即定期视朝，亦未有甚早者。”为此，他建议视朝时间改在辰时，视朝时只令“满、汉正左轮流”，“其余无事官员及闲散衙门官员停其每日上朝，照旧一月三次上朝”。

后来出于对康熙皇帝身体的爱护和关心，曾先后有许多大臣上疏，要求康熙皇帝不必逐日御门听政。对广大臣工的美意，康熙皇帝表示感谢，但考虑到自己身为帝王，应该“先人而忧，后人而乐”，“政治之道，务在精勤，励始图终，勿宜有间”，并未接受。

由于长期御门听政，形成了固定的生活和工作规律，如不御门听政，他就觉得不安。康熙三十四年（1695）冬在他生病期间，大学士伊桑阿等人奏请“暂停御乾清门听政”时，他又表示:“朕每日听政，从无间断，闲坐官中，反觉怀抱不适：尔诸大臣面奏政事，朕意甚快，体中亦佳。今灼艾视前已愈，国政紧要，朕仍照常御门听理。或遇大风甚寒之日，自另有旨。”

康熙五十六年（1717）冬，康熙皇帝大病七十多天，两脚浮肿，右手不能写字，为了批答章奏，仍坚持用左手批阅而不假手于人。多年勤政，使他饱尝了帝王生活的甘苦艰辛。

康熙五十八年（1719）四月，他特地向大学士、九卿、詹事、科道官员尽掏肺腑，说：

我自亲政以来，一切重要事务都是亲自动手处理，从来不敢偷懒。少壮时期精力充沛，并不觉得劳苦；而今老境来临，精神渐减，办起事来便觉得十分疲惫不堪，批答奏章手也发颤。如想还像当年那样办事精详，则力所不及；如果草率处理，心中又非常不安。从来读书人议论历代帝王，多加指责他们的过失，批评他们安享富贵，耽于逸乐。我多年披阅史籍，对历代帝王为人行事也颇留心，觉得做一个国君极为不易。不说别人，即以我而言，在位六十年昼夜勤政，即使铁打的身子，也要拖垮，何况血肉之躯！现在在朝供职的年老大臣，年岁大约和我不相上下，在衙门办事，不过一两个时辰，就可回家安息；有病还可以告假，有的人还无病装病，他的同僚和属员绝不会强迫他继续上班。往年考试武进士，左都御史赵申乔竟然在考场上打瞌睡，侍卫们几次把他唤醒。有我在场，尚且如此，在自己衙门办公，就更不用说了。现在天下大小事务都是由我一人处理，无可推诿，如果把重要事务交人办理，则断然不可。因此我昼夜劳累，须发皆白。虽然如此，也不敢偷懒，从早至晚，没有一点空闲，真是强打精神，硬加支撑啊！

我如此勤政，你们臣下却没有一个人肯为我实心效力，不但如此，说不定还有不肖之徒，见我年老，精力不够，乘机徇私舞弊，这都是你们应该十分留心的。见我百般勤劳，你们只不过在口头上要我安静休养，再不然就是搬弄一些颂圣套语，什么“励精图治”“健行不息”“圣不自圣，安愈求安”。这些话如果对不读书的君主来说，也许他们爱听；我多年读书，明白事理，这些粉场之词，六十年来听得耳朵上都起了茧子。所以我劝你们还是多办实事，少说废话，才对国家治理有所裨益。

由于长期勤政，康熙皇帝养成了反对虚夸、讲究务实的作风，尤其反对臣子们多次提出的无益实政的为他庆寿典、上尊号等建议。在位前期，凡逢他本人寿诞，一般都下令停止明贺，更不搞什么筵宴。三藩叛乱、噶尔丹叛乱平定之后，群臣想给他上尊号，他也都推给了他的祖母孝庄文皇后和孝惠章皇后。

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皇帝五十寿辰届期，臣子们又想搞庆典、上尊号，还要恭进鞍马、缎匹等物，康熙皇帝一概拒绝。他说：如果在京官员如此，地方督抚也一定会效法，后果不堪设想。后来群臣恭进万寿无疆围屏，他也只收下颂辞，而将围屏退还。同时还颁发长篇谕旨，指出自己御极四十多年来，“亲历饥馑者不知其几，南北用兵者不知其几，人心向背者不知其几，天变地震者不知其几，居安思危，自己不应“以名誉称尚为尚”，而当“以海内富庶为心”。

康熙一生崇尚节俭。在实际执掌政权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一直极力克制自己的享乐欲望，个人生活十分朴素，宫中用度一省再省。在他的影响下，各级贵族官吏也不敢过分靡费，在社会上普遍形成了节俭的风尚，使得社会财富较多地用于扩大再生产，这对康熙朝政治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康熙皇帝受过系统的儒家传统教育，儒家经典中有关节俭的论述，他极为赞成。他认为“私欲弘多，则德义鲜少；德义不行，则迩者早离距违，甚言奢之不可不戒也”，因而终其一生，生活朴素，对个人要求十分严格。对此，法国传教士白晋在所著《康熙皇帝》一书中作了详细的记载。该书说：

从康熙皇帝可以任意地支配无数的财宝来看，由于他的国家辽阔而富饶，他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富有的君主。但是，康熙皇帝个人的生活用度绝不是奢侈豪华的。因此可以认为，他严格地遵守着国家的基本法。王公贵族自不必说，即使皇帝本人，不是以公共利益破格花费的款项，也是国法所不容许的。在中国，由于寄食于宫廷的官吏和御膳房的人员极多，皇室费用不能不远远地大于欧洲豪华奢侈的宫廷。然而，康熙皇帝本人的生活是简单而朴素的。这在帝王中是没有先例的。实际上，像康熙皇帝这样闻名天下的皇帝，吃的应该是山珍海味，用的应该是适应中国风俗的金银器皿。可是康熙皇帝满足于最普通的食物，绝不追求特殊的美味；而且他吃得很少，从饮食上未看到他有丝毫铺张的情况。

皇城范围很大，仿佛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建筑物上铺着金黄色的琉璃瓦，看上去相当壮观。从建筑物的宏伟以及其他方面，马上就可以看出这是闻名天下的大皇帝居住的地方。如从建筑物的内部和房间，特别是皇帝的内室来看，装饰着两三张壁画，用金属镶嵌的饰物和相当粗糙的彩色织锦。这种织锦在中国是很普通的，所以用不着节约。除此之外，其他装饰几乎就是内室的整洁了。

……

在阴雨连绵的日子里，他常常穿一件羊皮呢绒外套，这种外套在中国被认为是一般的服装。在夏季，有时看到他穿着用荨麻布做的上衣，荨麻布是老百姓家中常用的东西。除了举行仪式的日子外，从他的装束上能够看到惟一奢华的东西，就是在夏天他的帽檐上镶着一颗大珍珠。这是满族人的习惯风俗。

……他自己虽然力求节俭，但对用于国家的经费却特别慷慨，只要是有利于国家、造福于人民的事业，即使支出数百万两的巨款，他也从不吝惜。

除此之外，不少文献也都记载了康熙皇帝自奉俭约的情况。如据法国传教士张诚记载，在北征噶尔丹期间，为了节约军粮，康熙皇帝曾下令军队每天只吃一顿饭，并且自己带头执行。另据《清圣祖实录》记载，一直到了康熙皇帝晚年，他还拒绝太医要他服用补药的建议，宁愿甘于粗茶淡饭，并为此赋诗明志。这一方面是出于养生的需要，同时也说明他长期养成的节俭习惯不易更改。诗云：

淡泊生津液，清虚乐有余。

鬓霜惭薄德，神惫恐高誉。

苦好山林趣，深耽性道书。

山翁多耄耋，粗食并园蔬。

对自己个人的生活十分节俭，对于宫中的日常用度，他也大力予以裁减。他曾说:“朕于宫中费用，从来力崇俭约，期以有余，沛恩百姓。若非撙节于平时，安能常行蠲赈之事耶？”

为限制宫中消费，他还经常过问宫中开支情况。如康熙三十九年（1700）九月，他即因工部报销当月官中杂项修理所用银钱三四万两而对其予以批评，并下令以后凡有修理之处，主持官员“俱奏请派出，每月支出钱粮，分晰细数，造册具奏”。在他的干预下，宫中每月用度由明朝末年的一万余两骤降至五六百两，即使加上一应赏赐等物，“亦不过千金”。同时每次外出巡幸，他也先期下令，一应需用之物,皆由内府自行备办，不许地方官借端生事，科派百姓。发觉有的督抚为其修造行宫，“并建造御书碑亭等项名色”，即令拆毁”。

正是由于康熙皇帝崇尚节俭的性格以及他所推行的厉行节俭政策，至康熙四十年（1701）前后，国库存银达到五千万两，达到清初以来的最高峰。

康熙皇帝的另一个性格特点是仁慈宽厚。康熙皇帝幼时便失去生身之母，因此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母和嫡母。幼年时期的独特经历，形成了康熙皇帝最初的仁爱之心。成人之后，处理政务的实际需要和儒家经典的长期熏陶，使得这种最初的仁爱之心得到进一步发展，进而形成了仁慈宽厚的性格。

明、清之际是一个动荡混乱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出生的康熙由衷地盼望“天下乂安”。为此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儒家经典，学习历史知识，认识到“政治之本在宽仁”，“物刚则折，弦急则绝，政苛则国危，法峻则民乱。反是者，有安而无危，有治而无乱”。因此总结道:“古之帝王以宽得之多矣，未闻之以宽失也。”

在宽仁思想的指导下，无论对统治集团，还是对普通百姓，康熙皇帝都采取了相对温和的政策。在皇室内部，除了消除鳌拜集团时偶有杀戮外，终其一生未曾屠戮一人，对自己的几个兄弟也十分友爱，不只平常赐宴、赐诗史不绝书，而且生病、去世时还亲临视疾或祭奠、撰写碑文。

对于八旗，因为是自己巩固政权的依靠力量，康熙皇帝加意爱护。三藩叛乱期间，不少八旗将士战死疆场，康熙十七年（1678）三月，康熙皇帝巡视京畿，发现因京郊地价涌贵，八旗亡故军士“葬地窄狭，坟墓累累，亦有竟无茔地者”，这使康熙皇帝甚觉恻悯，并要求有关机构予以解决。不久他又再次指示，拨给出征死亡将士葬地，“必平原高燥之处方可”，又要与道路相近，以便亲人祭扫，所拨地亩，不得取之“官员秩卑、小民贫之者”，以免影响其生计，而应于内务府及诸王大臣溢额地亩中拨出。

对于各级官吏，康熙皇帝亦极为重视。鉴于古来大臣“多不能保其初终”，康熙皇帝“立志待大臣如手足，不论满、汉、蒙古，非大奸大恶、法不可容者，皆务全保之”,“常以家人父子之谊相待臣僚”，其中廉洁有声者，还格外予以褒扬。巡幸所至，凡是现任、致仕、革黜在籍官吏，皆予以接见，并各赐御书匾额、诗词和白金貂裘，以示关怀。如逢战争胜利或令节生辰，还邀集在京官员举行宴会。宴会中，君臣共赋诗章；宴会结束，又各赐内厩名马、御书以及缯绮等物。

康熙三十九年（1700）时，他特别另设官卷，用以解决各级官员最关心的子弟科举人仕问题。老年之时，想起“宿学老臣，辞世者辞世，告退者告退，每每伤心痛哭”。对近身侍从人员，康熙皇帝也十分宽厚，其中效力年久者，还录用其子孙，即使犯了过失，只要不是有心之过，即曲为宽免，从未笞责一人。终其一生，他和近身侍从人员关系十分融洽，有的太监和老侍卫还得到他赐予的诗章，彼此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对于普通百姓，康熙更是十分关心。清除鳌拜集团之初，即命侍从永停圈地，革除了入关以来一个最严重的扰民败政。同时对因遭灾而流离失所的穷苦百姓，康熙皇帝也存恤备致。康熙十六年（1677）秋，康熙皇帝于视寨仁孝皇后地宫时巡幸塞外，发现一人僵卧路旁，询问后，得知此人名叫王四海，为人佣工，返家途中因腹中饥饿，“卧不能起”。康熙皇帝立即命侍从给他热粥喝，待他苏醒后，又将他携至驻地，送回原籍。

康熙十九年（1680）三月，康熙听说直隶宣化一带因为饥荒，“贫民乏食，鬻卖妻子以求自活”，十分焦急，立即派遣户部郎中明额礼“驰驿速往，会同地方官赈济”。因为灾荒年月，饥民无食，扒抢之事时有发生，不少穷民触犯法律，系身缧绁。为此康熙皇帝对于刑狱处理慎而又慎，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时，全国秋决之犯“尚不及四十人”。对于在押人犯，也屡命御医“给予药物，疗治有疾之人”，并对治病不积极的官员严加批评。

康熙仁慈宽厚的性格以及由此而推行的政策，使最高统治集团长期处于稳定状态，避免了因为统治集团内部分裂而触发的社会动乱再度发生，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原来颇为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不过也由此带来了一些弊端，比如整顿吏治、处理家庭关系以及建储等问题。

康熙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经过长期的社会动乱，人民普遍盼望太平，渴望过上安定生活。康熙皇帝顺应广大人民的这一正当愿望，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以其坚韧不拔的努力，圆满地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从而跻身于中国历史上最为优秀的帝王之列。

御临天下六十多年，一代英主康熙的功绩是极其鲜明的。

第一是清除权臣，扭转错误的治国方向。历史上，太阿倒持、皇权旁落的现象曾多次发生，不少帝王机谋算尽，夺回权力，但由于他们的目的只是夺取权力，因而权力虽然转移，国家政治却并无起色。与前代这些帝王不同的是，康熙皇帝并不以夺权为止，而是利用权力改变辅政大臣执行的错误政策，从而扭转了数年来错误的治国方向。

第二是平定三藩叛乱，恢复安定政局。此举不但使历史上战乱分裂这些悲剧未能重演，同时也开创了长期安定的政治局面，为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为康雍乾盛世奠定了基础。

第三是重视边疆开发，维护国家统一。不论对台湾还是西藏，康熙皇帝既不像前代一些帝王那样穷兵黩武，毫无道理地发动战争，以致对内加重人民负担，对外破坏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不像一些前代帝王，在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兴兵内犯之际屈辱求和，以搜刮人民血汗输贡对方来保持儿皇帝的宝座，而是从实际出发，适度征伐，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促进了近代中华民族的最后形成。

第四是坚持独立，抗击外敌入侵。为了制止侵略行径，康熙皇帝极力争取和平谈判解决双方争端，但也不害怕战争。因此在谈判中和战场上都获得了胜利，从而与俄国政府在大致平等的基础上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

第五是提倡满、汉一体，极力缓和民族矛盾。康熙初年，清朝入关虽已经二十多年，但由于汉族人民对清朝军事征服过程中的残酷屠杀创痛至深，兼以随后而来的民族高压政策，满、汉民族矛盾仍然相当尖锐。康熙皇帝审时度势，改变政策，对于已仕的汉族官吏极表倚重，甚至在满、汉官员发生矛盾时，也不问民族出身，只据事理曲直加以处理。对于义不事清的汉族士人，则先后通过荐举山林隐逸、开博学鸿词科等措施极意加以招徕，授以显职，实在不能招致的，只要他们不在政治上进行反清活动，也不予勉强，并加以保护，甚至还待之以礼。

康熙时期，汉族人民的地位有所提高，满、汉民族融和的步调不断加快，满、汉民族矛盾也大大缓和。清朝统治全国达二百六十八年之久，成为自秦朝之后在时间上仅次于汉、唐、宋、明等汉族王朝而高踞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之首的一个少数民族所建立的王朝。作为入关后的第二代君主，康熙所采取的政策，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第六是轻徭薄赋，缓和阶级矛盾。貌似强大的明朝政权亡于一旦，给康熙以极其深刻的警示。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康熙皇帝在位期间，先后采取各种措施减轻人民负担，将封建国家对人民的剥削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在多次蠲免赈济的基础上普免天下钱粮和下令“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都为亘古所未有。

同时他也比较注意整顿吏治，兴廉惩贪，禁止加派私征，限制各级官吏对广大劳动人民的额外剥削。在个人生活上，他极力抑制自己的享受欲望，以免加重人民负担。所有这些，不但保护了生产力，而且由于受惠面遍及各个阶级阶层，也大大缓和了封建国家和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增加了全国各族人民尤其是广大汉族人民对中央政权的向心力。

第七是发展生产，促进经济繁荣。康熙初年，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及入关后清朝统治者推行的落后政策，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经济调敝。面对这种残破局面，康熙皇帝亲政后，先后采取各种措施，恢复和发展生产。比如永停圈地，实行更名田，奖励垦荒，兴修水利，重视工商等。尤为值得称道的是，他还拨出巨帑，大力修治黄河，大大减轻了黄河为患的程度，保护了黄河下游地区经济的发展。在他的努力下，康熙后期，全国耕地面积超过了明朝，人口也增至一亿以上，人民生活相对改善，国家收入逐年增加，国库存银常年维持在五千万两左右，出现了自从张居正改革以后百年来少有的好局面，清朝统治也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

第八是重视文教，致力于发展民族文化。平定三藩叛乱之后，鉴于各地社学名存实亡，他大力提倡兴办义学，致力于文化知识的普及。同时先后为全国各地有名书院书匾赐额，大力提倡兴办书院，促进学术文化的发展，以致不长时间，全国新建和修复、重建前代书院近千处，不但在数量上较之此前建立书院最多的南宋和明朝嘉靖年间成倍增长，而且在分布区域上也超过元朝。对于八旗子弟学习汉族先进文化，他也奖掖有加，不遗余力，从而加快了满、汉民族融和的步伐，大大提高了八旗子弟的文化素养，并涌现出像纳兰性德这样著名的诗人。为了总结和弘扬两千多年来的古代文化发展成就，他还先后组织编纂了一批典籍，而且重视并亲自研究自然科学，在古代帝王中，绝无仅有。

这其中根本的一点便是康熙皇帝之“含弘光大”，眼界开阔，气象雄伟；之“继往开来”，殚精沥血，“只争四海九州同” 。

康熙酷爱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认真学习与总结满族、汉族及其他各族修身、齐家及治国的经验，并形成文字，“编定群书”，传之后世。他一生自撰及组织才能之士编纂的各类书籍共达60余种。其中从治理天下的需要出发，尤为重视经学与历史书籍。

康熙视经书为先圣先贤之言，故凡在经筵日讲时听过的，均令刊刻颁行，并为之作序，如《日讲书经解义》《日讲易经解义》《日讲诗经解义》《日讲春秋解义》《日讲四书解义》《经筵讲章》等。并且，满文译本几乎同时翻译出版，颁赐臣下。

康熙三十八年（1699），王掞等奉命撰成《春秋传说汇纂》，康熙作序，阐明编撰宗旨，主要针对宋胡安国的《春秋解义》，随事驳正，以破门户之见，使之更加符合经义。凡解释《春秋》的各传之中，“其有舛于经者，删之”。五十二年（1713），又命李光地主编《周易折中》，要求参考群言，“折中而取”，务求至当，而不偏主一家。其开明的学术态度，为清代经学繁盛发展，开了良好先例。

康熙身为帝王，毕竟与普通书生不同，更重视历代帝王的治国经验。因此，四书尚未学完，便主动提议将《通鉴》与之参讲。自康熙二十四年（1685）三月起，将《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纲目大全》三书，详细通读，“以朱笔亲加点定”。“不但错误者悉加改正。即缺失者亦皆增补”。至康熙四十六年（1707），诸臣辑成《御批通鉴纲目》59卷、《通鉴纲目前编》18卷、《外记》1卷、《通鉴纲目续编》27卷。其中有未得要领之处，康熙又“亲御丹毫，详加论定”。康熙五十一年（1712），又钦定《历代纪事年表》100 卷。

纂修《明史》，在康熙朝取得重要成果。《明史》纂修时间很长，自顺治二年（1645）开局，至乾隆四年（1739）定稿，为期95年，历经顺、康、雍、乾四朝，但主要工作在康熙朝完成。

康熙把修《明史》视为清朝不可推卸的责任，给予特殊重视，所定标准很高，要求也极严格，提出:“《明史》不可不成，公论不可不采，是非不可不明，人心不可不服。”他经常询问《明史》编写进度，亲自逐册审阅原稿，发现问题，及时商榷。后人认为《明史》虽然仍有某些不足之处，但确实是五代以来所修各史中最好的一部。

康熙主持纂修当代史也取得一些成果。二十一年（1682）十月,决定纂修《平定三逆方略》。以大学士勒德洪等为总裁官，内阁学士阿兰泰等为副总裁官、纂修官。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十一月，纂修完毕，进呈皇帝过目。康熙发现“其中舛错颇多”，一一以签标识，令纂修官“酌改”。从修《平定三逆方略》起，创一新的史体《方略》。之后清廷每当统一国家、巩固边疆等军政大事，取得新的胜利时，都依据当时奏报和有关谕旨、诗文、碑文等，纪其始末，纂辑成书。故有《平定海寇纪略》《平定罗刹方略》《亲征平定朔漠方略》等问世。

康熙二十九年（1690）四月，康熙采纳山东道御史徐树穀建议，决定纂修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国史》，正式设立“三朝国史馆”,任命大学士王熙等为监修总裁官、总裁官，主其事。

亲征噶尔丹战争胜利结束后，国家财政状况好转，人才亦不断涌现，康熙又决定再编一部新的大型类书——初名《汇编》，御名《古今图书集成》，实际主撰人为陈梦雷，于康熙四十年十月为始，至四十五年四月内，书始得告成。此书分类细，便于检阅；卷帙多，达万卷、亿字，仅次于《永乐大典》，内容博，凡在六合之中，巨细毕举。

康熙还委派侍讲彭定求、编修沈三曾等校订编辑《御定全唐诗》。全书共900卷，收诗比较全，并做了一些校补和订正。还编有《历代题画诗》《历代诗宗》《四朝诗》《全金诗》《御选唐诗》等书。

在文字学方面，康熙首先想到的还是本民族的满语。他唯恐本族后生子弟“竟忘满语”，或辞不达意，“言语欠当”，于康熙十二年（1673）四月，命翰林院学士傅达礼，主持编修满文字书 《清文鉴》。经35年努力，至康熙四十七年（1708）六月，全书告成，共21卷，前有康熙序言。《清文鉴》的出版，不仅保留了对某些满语词汇的传统诠释，而且厘定满语语音，使之渐趋纯正与统一，不仅便利于当时的流通与应用，而且造福后世。

继《清文鉴》之后，康熙又倡导纂修汉文字书——《康熙字典》。他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三月初九，向南书房侍直大学士陈廷敬等提出编修汉文字书的初步设想，要求修正过去字书之不足，“详略得中，归于至当”，“勒为成书，垂示永久”。随后，成立编书机构，任命张玉书、陈廷敬为总阅官，凌绍雯等为纂修官。他们悉取旧籍，次第排纂，凡过去历代字书一音一义之可采者，靡有遗逸；至诸书引证未备者，则自经史百子，以及汉、晋、唐、宋、元、明以来诗人文士所述，莫不旁罗博征，使有依据。至康熙五十五年（1716），历时六载修成，钦定书名《字典》，意在使臣民“奉为典常”“以昭同文之治”，使之为巩固统一、促进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服务。因该《字典》系康熙帝亲自主持编纂，所以后人通称《康熙字典》。

《康熙字典》吸收历代字书有益成分，融会总合，并加以补充发展，达到封建时代字书的新高峰。其突出特点是收字最多，达47035字。此外在辨形、注音、释义、引例等方面，都比以前的字书完备、细密、合用。编排体例，采用明代《字汇》《正字通》两书行之有效的部首检字法，并将部首及部中之字均按笔画为序，查阅便捷。此文字巨典自成书起，影响之大，流行之广，数百年无出其右者，是中国第一部以字典命名的汉字辞书。

康熙晚年对修书最感兴趣，曾在云南巡抚吴存礼请安折上写道:“每日修书不肯闲住，此朕之最乐之事。” 《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是他的一部教子之书，由皇四子胤禛（雍正）即位后整理出版。此书是笔记式作品，利用亲身经历、由浅入深, 谈经验体会，告诉后人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全书246则，每则讲一件事,大多为《实录》《圣训》所未载。

例如关于教育子女者，写道：

“为人上者，教子必自幼严饬之始善。看来有一等王公之子，幼失父母，或人惟有一子，而爱恤过甚，其家下仆人，多方引诱，百计奉承。若如此娇养，长大成人，不致痴呆无知，即多任性狂恶。此非爱之，而反害之也。汝等各宜留心。”

不言而喻，这里包括对废太子教育失败，致其“任性狂恶”的惨痛教训在内。关于治国者，说：

“人君以天下之耳目为耳目，以天下之心思为心思，何患闻见之不广？”

“凡天下事不可轻忽，虽至微至易者，皆当以慎重处之。”

此外关于勤奋好学、知人善任、节用爱民、勇于承担、率先执法、居安思危、虚心纳谏、勿为虚意赞美之言所欺等，也都各有论述。

康熙平生出师行猎及巡视各地，经常对各地的物产资源、山川动物、江河鱼类、草木药材、风云雷电、潮汐地震、语音方言、俗习惯等留心考察，进行研究，晚年写成心得笔记《康熙几暇格物编》上下两册。此书直到清末光绪年间，才由肃武亲王豪格的七世孙宗室盛昱整理付梓传世。康熙修书最可贵之处在于注重实效，不滥成书；与利用权位沽名钓誉者更截然相反。

《康熙格物几暇篇》记述了许多康熙自己或其他人了解到的自然现象，比如地理方面，在“冰厚数尺”条里记载了北极附近长年结冰的现象，这是符合事实的；古生物方面，书中有四条讲述古生物化石问题，动物的和植物的各两条；生物方面，在“达发哈鱼”条中讲到达发哈鱼（即大玛哈鱼）洄游现象，在黑龙江下游一带，这种鱼“每秋间从海而来，衔尾前进，不知旋退，充积河渠，莫可胜计，土人竟有履鱼背而过者。”

在《康熙几暇格物编》中还有不少其它有价值的见解，如在“瀚海螺蚌甲”条中，康熙根据古书记载推断原来那种地方都是水地，后来水退成为沙漠。

正因为对科技的研究、实践与熟稔，康熙较少迷信观念，多能以求实精神解决施政中的具体问题，亦以较为开明的态度处理外交问题。

康熙修书的重要项目之一，是整理、出版他本人的《御制文集》，共176卷，分4集陆续出版。其中康熙五十年之前的诗文、谕旨共3集140卷，系康熙在世时，在他亲自主持下，由曾任南书房翰林的致仕大学士张英、致仕詹事府詹事高士奇等协助编辑，陆续出版。康熙五十一年至六十一年的第4集36卷，是康熙逝世后，由雍正帝主持，命庄亲王胤禄负责编辑印行。其全称为《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该《文集》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记述了他亲身经历的历次重大政治活动，体现出他的思想境界和博大胸怀，可以补正史之不足。它还是一部文学佳作，尤其是其中的千余首七言和五言诗，题材广泛，题旨也比较深厚，是表现满族文化特点和优秀成果的代表性作品。

一生坚持不懈读书、爱书、修书，把文化放在应有的位置上，身为一国之君，必然影响深远。尤其是康熙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更是可谓前无古人者。

康熙生活在东西文化冲撞与交融的时代。早在明朝万历年间，伴随东西方航道的开辟，一些西方传教士如利玛窦、汤若望等便陆续来到中国。他们带来天主教经典，以及天文、历算、医药等西方文化。明末崇祯及清初顺治年间，朝廷曾相继任用汤若望修订历法,称时宪历。但当时人们对此事认识不一，有人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也有人反对，并怀疑西洋人居心不良。康熙对西方文化的基本态度是：

认真学习，为我所用；凡不利于巩固统治及不适合中国国情者，坚决取缔。

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时期，在钦天监中，以杨光先为首的汉官与以汤若望为首的西洋人之间，围绕历法分歧，斗争尖锐。杨光先的著名论点是：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汤若望因此革职。

康熙亲政之后，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重新处理历法之争。他派人详察与认真实测，确认南怀仁等所编时宪历逐款皆符，是科学的；杨光先盲目排斥西法，不修改历日差错，不称其职，令将钦天监监正杨光先及监副吴明烜等革职，重新任命南怀仁等为钦天监监副，不久升为监正，复用时宪历。

康熙通过处理新旧历法之争，将对西洋人的政策纳入正常轨道，同时深感作为一国之君也应通晓科学技术，以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取得发言权，因而发愤学习西方科技知识。

最初，康熙向南怀仁、安多学习天文仪器的用法及算学知识，后来又向法国教士张诚和白晋学习欧几里德和阿基米德几何学。四五个月之后，他已基本掌握几何学原理，以至看到某个几何图形，不假思索，“即能述其证明方法及所引用之定理”。康熙还注意锻炼运算和操纵仪器的能力，掌握经纬度的精确测绘技术。学习中外自然科学知识使他取得了领导科技事业的主动权，从而使康熙朝在兵器及钟表制造、医学、地图测绘乃至天文历法等领域，都取得了新的成果。

南怀仁记述道：

“每日破晓，我就进宫，立即被引入康熙的内殿，并经常到午后三四点钟才告退。我单独与皇帝一起，为他读书和讲解各种问题。”

两年时间里，南怀仁给康熙讲解了一些主要数学仪器的应用，并讲解几何学、静力学、天文学中最有趣的、最容易理解的东西，还专门编写了一些最通俗易懂的书籍。为了遵照康熙要把《几何原本》译成满文的嘱托，南怀仁还特地花时间学了满文。其他葡萄牙人闵明我、徐日升也都进过宫为康熙讲学。他刻苦学习欧几里德几何学，还不耻下问，“以令人钦佩的耐心和注意来听讲。”学完几何学，又要学习哲学，后又学习生理学（人体解剖学），甚至让传教士在宫廷里建立了实验室，制造了许多种丸、散、膏、丹，他用金银器盛放这些药物，并“乐于把某些药物恩赐给皇子、宫廷大臣，甚至侍从。”

康熙致力于科技事业，若干年来，无论在北京皇宫，京外御苑、靼鞑地区，或者在其他地方，都经常可以看到皇帝让侍从带着仪器随侍左右，当着朝臣的面专心致志于天体观测与几何学的研究。有时用四分象限仪观测太阳子午线的高度；有时用天文环测定时刻，而后从这些观察中推测出当地极点的高度；有时计算一座宝塔、一个山峰的高度；有时测量两个地点间的距离。另外，他经常让人携带着日晷，并通过亲自计算，在日晷处找到某日正午日晷针影子的长度，皇帝计算的结果和经常跟随他旅行的张诚神父所观察的结果非常一致，使满族大臣惊叹不已。

康熙还向法国传教士洪约翰、刘应两神父学习为观察天体用的秒钟、水平仪和其他一些仪器的使用方法。一次他得疟疾，御医束手无策，满城张贴皇榜求医问药，有患此病的人也被召到宫中作试验用，恰巧洪约翰和刘应两位神父也于此时来到北京，他们携带有一英磅金鸡纳，经介绍后先在一般病人身上试过，很快见到了效果，最后给皇帝服用，把他从“打摆子”的折磨中解脱出来，这更坚定了康熙对西洋科技的迷恋。

康熙曾命人翻译《人体解剖学》，明确表示:“朕所以不惮麻烦，命卿等详译此书者，缘此书一出，必大有造于社会，人之生命，或可挽救不少。”他甚至还曾说过：“世上无论何物，当利用之。盖上帝既以万物赐我，则善为利用，理亦宜也。”

我国早在宋代已有自己的火器，但因火药技术传人西方后，发展较快，所以我们又必须向他们学习。平定“三藩”时，康熙仿效明朝任用传教士造炮的先例，于十三年（1674）八月令南怀仁制造便于携带的轻巧火炮。翌年五月炮成，康熙亲临芦沟桥炮场检验，见炮身小、火力强，轻便易运，特予嘉奖，命大量生产，一年间铸造 350门，在平叛战争中发挥重大作用。后为表彰其功，加封工部右侍郎。康熙对我国自己的火器专家戴梓也极为重视，亲征噶尔丹时，令其造子母炮，“母送子出，坠而碎裂”。康熙率诸臣亲自检阅，赐名“威远将军”，令镌制者职名于炮身。曾任命戴梓为翰林院侍讲，入值南书房。顺治帝时得自鸣钟，令人仿造，但未得其法。康熙自西洋引进制造发条之法，“虽作几千百，而一一可必其准”，从此我国有了自己的钟表制造业。

康熙学习与应用西方科技，最突出的成就是用科学方法绘制全国地图。他发现原来的地图因系用旧法绘制，全是平面图，不能精确地反映地球表面的曲率，故里程、方位的计算，总难免差误。因而购置仪器，利用巡行、出兵之便，实地测量，为绘制新地图积累素材，摸索经验。到晚年，更部署、指挥大规模测量，完成全国地图的绘制工作。历时11载，至康熙五十七年（1718），绘制成著名的《康熙皇舆全览图》。

这部地图集以铜版刊印，比例为1：140万，前有总图，后有各省分图。除新疆外，其内15省及关外满蒙之地，皆经准确测定，详细绘制，包括关门塞口、海汛江防、村堡戍台、驿亭津镇，其间扼冲据险、环卫交通，荒远不遗，纤悉毕载。它是当时世界地理学的最高成就，“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康熙甚感满意，令九卿细看详核之后，降旨颁发各省。

康熙积极地注意培养和发现国内科技人才，融合中西学说。像宣城的梅氏祖孙、泰州的陈厚耀、大兴的何国宗和蒙族的明安图等就是康熙竭力罗致的杰出人物。

康熙四十二年（1703），第四次南巡至德州，听说安徽宣城贡生梅文鼎对历算之学深有研究，便向大学士李光地索取梅先生著作。梅文鼎一生著书80余种，都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其中《古今历法通考》是我国第一部历学史专著。他在数学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不仅能吸收西方数学的成就，还能“正其误”“补其缺”，提出不少新见解。这次送至皇帝面前的《历学疑问》，是一部简明易懂的概论性读物，其生平成就、观点在书内均有反映。康熙初读之后即产生好感，认为“用力深”“甚细心”“议论亦公平”。之后又带回宫中仔细阅读，亲笔批注。

康熙第五次南巡，将梅文鼎召至御舟，“从容垂问”，凡三日。确认他实为当世“仅见”的杰出学者，特赐御书扇幅及珍馔。临别，又赐“绩学参微”四大字。为使其学术成果发扬光大、后继有人，康熙将其孙梅谷成调进宫中，培养深造。

五十二年（1713年）是康熙六十大寿之年，他下令成立算学馆，地点就设在畅春园的蒙养斋。这里除了精选部分八旗世家子弟，由钦天监洋人教授之外，实际上是康熙与学者研究科学和编纂书籍的场所。梅谷成在这样的环境中实现了中西方数学知识的融合，他自己后来回忆说：“供奉内殿，蒙圣祖仁皇帝授以借根之法，且谕曰：西人名此书为阿尔日八达，译言东来法也。’敬受而读之，其法神妙，诚算法之指南，而窃疑天元一之术颇与相似。”所谓“借根法”，就是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代数学。

李约瑟对梅谷成有较高的评价，说：“明代数学家没有一个通晓宋元的代数学。宋元的代数学完全被废弃不用了，直到耶稣会传教士及其他人引入欧洲代数学以后很久，梅谷成等人才认识到隐藏在不习见语言下的中世纪中国代数学，并重新对它进行研究。”李氏还说：梅谷成“把这个发现记在他的《弃水遗珍》中。”应该说,这个重要的发现实际上是由康熙开始，而由梅谷成来完成的。

康熙能用比较科学的态度驾驭科技事业，一向主张不论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历法，都要用科学实验证明其准确性。于是亲自用仪器在皇宫中测验，发现用西洋新法编制的历书，在夏至的推算上，也出现了误差，乃于康熙五十年（1711）十月对大学士等说:“天文历法，朕素留心。西洋历，大端不误，但分刻度数之间，久而不能无差。今年夏至，钦天监奏闻午正三刻，朕细测日影，是午初三刻九分。此时稍有舛错，恐数十年后，所差愈多。”“此事实有证验，非比书生作文，可以虚词塞责。”

康熙五十二年（1713）五月，康熙决定组织以自己亲自培养的专家、学者为主，在蒙养斋纂修律历、算法诸书，以皇三子胤祉及皇十五子、皇十六子，何国宗、梅毂成、陈厚耀、魏廷珍、王兰生、方苞，传教士徐日升等一起完成。令将所纂之书每日进呈，亲加改正。至康熙五十三年，论述算法的《数理精蕴》，论述历法的《历象考成》及论述乐理的《律吕正义》等书相继完成。康熙合三书为一部，赐名《律历渊源》，共100卷。

这是一部反映当时中国自然科学最高水平的带有总结性的巨著。它不仅系统而又有条理地收集、编排了明末清初传入我国的西洋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及声律学知识，也汇集了中国传统的历算及声乐精华，颁行之后，广为流传，颇有影响。康熙亲自主持的编修科技书籍工作，既汇集推广了中外科技成果，也培养了人才。参加修书者，有不少人都成了当时科技事业的骨干力量。

康熙任用西方传教士，旨在吸收西学之长，发展中国的文化科技事业。因此尊重他们的信仰和习俗，允许在京师设天主教堂作礼拜。有少数中国人信仰天主教，亦未加干涉。后因罗马教皇宣布禁约，不许中国教民尊孔祭祖，干涉中国内政，康熙才不得已采取禁教措施，并遣返违法的传教士。

康熙雄才伟略，视野开阔，既不盲目排外，也不盲目崇外。一边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一边注意继承和发扬本国优秀传统文化；一边与西方人士友好往来，一边也决不允许他们干涉中国内政，保卫自己国家的独立主权，抵制西方早期殖民主义。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1722年12月20日），康熙帝玄烨崩于北京畅春园清溪书屋，终年69岁。在位61年零10个月。庙号圣祖，谥号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葬于景陵。

康熙有三十五个儿子和二十个女儿。认为“自古帝王莫不豫教储贰为国家根本。”因此对皇子的教育不遗余力，但仍难免九子夺嫡的悲剧。遗命四子胤禛继位，是为雍正皇帝。

然而，纵观古代帝王，康熙无疑是尤其优秀而突出者。其以天才儿童之禀赋，历经苦难，大开大阖，含弘光大，气象雄伟，励精图治，富国强民，拥有广纳世界、包揽天下之胸怀与眼界，而极其难得者，乃其躬身而行之实践精神、探索求证之科学精神、不耻下问之勤学精神，进取不懈之自律精神，仁厚博爱，一以贯之；肝肠寸断，苦心孤诣。此非“千古一帝”，孰也？ 

（本文多参考《康熙评传》·孟昭信；《康熙传》·白新良；《康熙传》·蒋兆成、王日根）

张红星教授注：

神华：中华的美称。 《宋书‧索虏传论》：“至乃连骑百万，南向而斥神华，胡旆映江，穹帐遵渚，京邑荷檐，士女喧惶。”《北齐书‧文苑传‧颜之推》：“瀍涧鞠成沙漠，神华泯为龙荒，吾王所以东运，我祖于是南翔。”唐·沈亚之 《唐故银青光禄大夫驸马都尉郭公墓志》：“河族崑崙，命源惟长，跋于神华，其来泱泱。”

含弘：包容博厚。 《易‧坤》： “《彖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孔颖达疏：“包含宏厚，光著盛大，故品类之物皆得亨通。”后因指恩德广被，宽厚仁慈。 《后汉书‧刘恺传》：“有司不原乐善之心，而绳以循常之法，惧非长克让之风，成含弘之化。”

风标：风度，品格。《世说新语‧赏誉》“王丞相 云：‘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巖巖’”刘孝标注引 晋·虞预 《晋书》：“戴俨字若思，广陵人。才义辩济，有风标锋颖。”唐·杨炯 《和刘长史答十九兄》：“风标自落落，文质且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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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说中国——中国精神之礼仪叁百图》为廖彬宇先生古体诗集，《礼记》云“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彬宇先生汇集历年吟咏往圣先贤及其事迹的古体诗365首，透过圣贤事迹来讲述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发扬礼乐文明。该文献简单易记，大雅斯文，使圣贤精神能够让人口耳相传，深入人心。是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心血之作。既是歌颂古今贤哲，致敬圣贤，也是献礼新时代，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