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诗说中国》是首部以古诗及注论形式总结和致敬中华民族众多圣贤豪杰的著作，是为了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用古诗概括、歌咏中华民族历代圣贤的生平事迹及其精神风貌，融文史哲于一体，显精气神于一言，唯愿广大青少年通过诵读后烙印于心，得圣贤精神滋养、贯通中华文脉、鼓舞华夏儿女大步前行，慎终追远以继往开来，与古今贤哲一道，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此诗由国画家安江洋绘制《宅心仁厚宋仁宗》诗意图，本文选自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中国精神之礼义三百图》，由著名文化学者张红星教授注解。全书365篇内容将陆续发布，每幅图之命名均为相关成语。

辛卯岁赞宋仁宗七律

常思造物德生生，守正无为亦不争。

克己修齐而复礼，知人善任涌群英。

至哉道大乾坤大，仁者心平天下平。

体得维纯能佑命，好将圣教使风行。

黄德劲先生诗评：

热播剧《清平乐》一下子让原本“籍籍无名”的皇帝宋仁宗火了起来。真实的仁宗到底如何呢？

如果说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繁荣宽松的朝代，也许有人认可，有人则大谬不然。但如果说整个大宋朝最繁荣宽松的时期，是宋仁宗赵祯主政时期，大概会很少有人会持反对意见。只是这位创造了“仁宗盛治”的低调帝王正因为太宽松，过于“仁”，反而被一众“帝国精英”如范仲淹，欧阳修，苏轼，“宋初三先生”“北宋五子”等等淹没了风采，而并不为世人广为传扬。倒是诸如“狸猫换太子”的民间故事，口耳相传，妇孺皆知。

宋仁宗赵祯（1010年5月30日——1063年4月30日），初名赵受益，宋真宗赵恒第六子，宋朝第四位皇帝（1022年3月23日——1063年4月30日在位），天禧二年（1018年）被立为皇太子，乾兴元年（1022年）即位，时年十三岁。在位四十二年，享年五十四岁，为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全谥为“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庙号仁宗。

赵祯知人善用，在其统治时期，北宋经济繁荣，第一次兴学运动出现，科举制度不断改革，宋学勃兴，科学技术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唐宋八大家有六位出现在仁宗一朝；世界第一张纸币诞生在仁宗一朝；四大发明有三项或出现或开始应用于仁宗一朝……在位四十二年，天下太平，国家富庶，民不知兵，士不畏罪，使“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宋史》） 史家将其统治时期概括为“仁宗盛治”。仁宗真仁者也！

然而，如此一位“德才兼备”的皇帝，却给世人十分强烈的“名不配位”的观感，何也？

彬宇先生赞宋仁宗七律，完美回答了这个问题。全诗不仅诠释了宋仁宗“宅心仁厚”的为人品格与执政风格，也将群英涌现，圣教风行，繁荣开明的大宋，呈现在了世人面前。谨以“守正无为”“群英荟萃”“仁者心平”简析之。

守正无为

“常思造物德生生，守正无为亦不争。”彬宇先生首联，便是对仁宗皇帝“三观”的初步总结。因为“仁民爱物”，深知造物之德，生生之谓易，因此“守正无为亦不争”。正是一辈子“不争”，所以一辈子“大隐于朝”者。

《宋仁宗——时代共治》一书（吴钩著）在“楔子”中写道：

中国历朝帝王之中，宋朝第四任君主——宋仁宗赵祯，可谓是一位在位时间很长、存在感却极低的皇帝。

今天的中国人游长城，必会想起秦始皇；游大运河，必会想起隋炀帝；读到“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言，会想起汉武帝；论及“郑和下西洋”的盛况，会想起明成祖永乐帝。说起古代的治世，人们脑海中出现的也是汉文帝、汉景帝的“文景之治”，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明皇的“开元盛世”，清前期的“康雍乾盛世”,很少有人会联想到宋仁宗以及他的时代。

而当人们提及皇帝中的艺术家、艺术家中的皇帝时，想说的也必定是宋徽宗赵佶，而不太可能是宋仁宗赵祯……

但许多人未必知道，宋仁宗赵祯也是一位颇有才情的艺术家。他从小就喜欢绘画，“在春宫，闲时画马为戏”；其书法造诣更是不输宋徽宗:“万几之暇，惟亲翰墨，而飞白尤神妙（飞白体，指中国书法的一种笔法）。凡飞白以点画象物，而点最难工。” 他还通晓音乐:“洞晓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赐教坊，或命教坊使撰进，凡五十四曲，朝廷多用之。”

然而，不管在彼时的文艺圈内，还是在长时段的艺术史上，宋仁宗的存在感都非常低，以至宋人认为“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官家”是宋人对君主的称呼，宋人习惯在不那么正式的场合称皇帝为“官家”。与宋仁宗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宋徽宗，修史者评“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独不能为君耳”。

甚至民间文人编造故事，也不喜欢拿宋仁宗当主角。宋太祖有“千里送京娘”的传说，宋徽宗有“私会李师师”的演义，明朝正德皇帝有“游龙戏凤”的风流韵事，宋仁宗却连一个可供坊间文人津津乐道的传奇也没有。虽然宋仁宗与张贵妃也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但知名度远不如唐明皇与杨贵妃的“长恨歌”，不见有诗人写诗吟咏，也不见民间文人编排成动人的戏剧；即使在广为传播的“狸猫换太子”戏文中，那个可怜的太子就是宋仁宗，但他扮演的却是“打酱油”的角色，真正的主角是包拯，戏文成就的也是“包青天”的美名。

实际上，自元明以降，以仁宗时代为历史背景的民间文艺作品倒是挺多的，比如包公故事、杨家将故事、呼家将故事、狄青故事。就连讲述徽宗朝故事的《水浒传》，也是从仁宗朝写起:“话说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点，天子驾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贺。”但在这些故事演义中,宋仁宗总是充当“背景板”，出演“路人甲”，从未唱主角。

然而，“路人甲”的宋仁宗，真正平庸吗？当然不是。是骨子里的“常思造物德生生，守正无为亦不争”，让他甘于“默默”，甘于“平庸”。谨择数例以证之：

嘉祐三年，仁宗虚龄四十九岁，快近“知天命”之年了。这一年六月，仁宗贬黜了监御厨内臣窦昭齐等人，原因是他们在准备皇家宴席时，“擅杀羊羔”，之前仁宗已下令勿宰羊羔，因为“羊羔乃物之未成者，而枉其生理”，十分残忍。如今御厨“复杀之，不可不惩也”。

而类似的故事，远不止一次了。北宋·魏泰所著《东轩笔录》载：

一日晨兴，宋仁宗语近臣曰：“昨夕因不寐而甚饥，思食烧羊。”侍臣曰：“何不降旨索取？”仁宗曰：“比闻禁中每有索取，外面遂以为例。诚恐自此逐夜宰杀，以备非时供应。则岁月之久，害物多矣。岂不可忍一夕之馁，而启无穷之杀也。”

大意是，一天早晨起床后，宋仁宗对侍臣说：“昨天夜里因为非常饥饿而睡不着觉，想吃烤羊肉。”

侍臣问：“那皇上为什么不下旨索取烤羊肉呢？”

宋仁宗又说：“我听说只要宫中索取一次，宫外的人就以此为例。我实在是担心从此天天夜晚宰羊，以备随时供应。那岁月长久，伤生害物就太多了。我怎么能因为一晚之饥，而开始无穷尽的屠宰呢？”

还有一例。

一日宋仁宗在花园散步，有些口渴，便回头看了几次，可周围人都不明白他什么意思。

直到回到宫里，宋仁宗才对嫔妃说：

“我好渴，快去拿水。”

嫔妃不解，明明外面有水，为什么非要忍住回来才喝？

宋仁宗说道：

“我回头看了好几次，也没找到掌管茶水的人，若当时询问，他必定要被怪罪，所以我就忍着回来了。”

能够克制自己的欲望，不论是口腹之欲还是威权在身肆意妄为之欲，宋仁宗都足为楷模。

吃饭时发现食器之中有虫子，宋仁宗都掩盖着不让人知道，怕有人因此获罪。他对吕夷简说：“我告诉你宫中的事，并非想大家知道，我嫌恶沽名钓誉之举。”亲政之后，赵祯十分勤政、俭朴，每天退朝之后，一一批阅所有关于国计民生的奏折，丝毫不敢自我放松。日常用餐不欲珍馐美味，穿衣服都是用普通的布料制成，经过多次洗涤，宫女们都偷笑他。

天圣四年，江州太平兴国真君庙神像的金冠被盗，地方官员上书请求重新制作。即位不久的赵祯说：“庙宇地处偏僻的山谷之中，用黄金制作神像妆饰，是引诱老百姓犯罪，使人受到严厉的刑罚，应该用铜作冠而用金粉涂上去。”宰相王曾私下感叹道：“皇帝忧虑百姓可能因盗冠犯罪，废去用金，可称得上‘仁’啊！”

宋人笔记说，辽国皇帝辽道宗耶律洪基尚为契丹皇太子时，曾随出使宋朝的使者，在东京见过宋仁宗,“仁宗召入禁中，俾见皇后，待以厚礼。临归，抚之曰:‘吾与汝一家也，异日惟盟好是念，唯生灵是爱。’”耶律洪基因此对宋仁宗非常感念。得悉仁宗驾崩后，抓着宋朝使者的手号恸:“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

“惟盟好是念，唯生灵是爱。”仁宗之亲口语，恰正与彬宇先生“常思造物德生生，守正无为亦不争”互证也。

群英荟萃

“克己修齐而复礼，知人善任涌群英。”拥有克己的功夫，而能修身齐家，礼治天下，宋仁宗不显山露水，却知人善任，延揽天下英才为国所用，而使大宋朝臻于“盛治”。

在这位“庸常”的君主在位期间，大宋中国的各个领域，涌现了太多杰出人物：

文学——

“唐宋八大家”有六位为北宋人（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他们全都在仁宗时代登上历史舞台。宋词的代表人物，不论豪放还是婉约，不论苏子还是柳七，均风流于仁宗时期。

学术——

关学、濂学、朔学、洛学、蜀学、新学、象数学诸流派，百家争鸣，璨若星河，这些学派的创始人或代表人物，也都生活在仁宗朝。如著名的“宋初三先生”(石介、孙复、胡瑗)，“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等，全是活跃于仁宗时代的大学者。

政治——

一批响当当的政治英才，名垂青史，至今让人传颂敬仰。如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诸人，领导“熙丰变法”的王安石、章惇、吕惠卿、邓绾等新党中人，主导“元祐更化”的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苏辙等旧党中人，或身为主角，或孕育脱胎于仁宗时期。

科学——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有三项均出现在仁宗时代。用来制作热兵器的火药配方首见于仁宗朝的《武经总要》，指南针与活字印刷技术，首见于沈括《梦溪笔谈》；宋代最聪明的两位科学家苏颂与沈括(苏颂发明了世界最早的自动天文钟“水运仪象台”，沈括则是天文、地理、物理、化学无不涉猎的天才)，都成长于仁宗时代。

有宋史研究者列出了一份更长的仁宗朝杰出人才名单:“政治上被称为名臣的就有吕夷简、范仲淹、鲁宗道、薛奎、蔡齐、陈尧佐、韩亿、杜衍、庞籍、吴育、王尧臣、包拯、范祥、孔道辅、余靖、胡宿、田况、王素、韩琦、富弼、文彦博、种世衡、狄青、王德用等；活跃在神宗、哲宗乃至徽宗朝前期的赵栗、吴奎、张方平、唐介、赵抃、吕诲、范镇、曾公亮、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吕公弼、吕大防、吕惠卿、曾布、章惇、韩绛、韩维、韩忠彦、傅尧俞、彭汝砺、范纯仁、范纯礼、刘挚、王岩叟等一大批人才，实际上也都是仁宗一朝养育而成。文学艺术上有张先、柳永、晏殊、宋庠、宋祁、尹洙、梅尧臣、苏舜钦、苏洵、欧阳修（以上文学，苏轼、黄庭坚兼擅书法）、蔡襄（书法）、燕文贵、武宗元、许道宁、赵昌、易元吉、文同、郭熙、王诜（以上绘画）等。思想学术上有孙奭、刘敞（以上经学）、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以上哲学）、张载、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吕大临（以上理学）、宋敏求、范祖禹、刘恕、刘攽（以上史学）等。科学技术上有王惟一、钱乙、燕肃、毕昇、沈括、贾宪、苏颂等。”全都是名动一时、青史留名的一流人物。

苏轼说:“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既自以为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远者，又留以为三世子孙百年之用，至于今赖之。”明代李贽也感叹说，仁宗一朝，“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仁宗朝人才之盛，历史几无比肩者。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柳三变的《望海潮》，对大宋之“承平气象，形容曲尽”。相传此词流播至后来的金国，金主完颜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

仁宗朝史官、谏官范镇回忆说:“仁庙四十二年太平，吾身为史官二十年，不能赞述，而耆卿（柳永）能尽形容之。”

仁宗嘉祐年间尚是少年的黄裳也有类似的记忆:“予观柳氏乐章，喜其能道嘉祐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华，无所不有。是时予方为儿，犹想见其风俗，欢声和气，洋溢道路之间，动植咸若。令人歌柳词，闻其声，听其词，如丁斯时，使人慨然有感。呜呼！”

而对于仁宗能够将天下英雄收入彀中，其执政风格到底如何，可以其两段执政时期来看。

根据《宋仁宗——时代共治》之“众贤在朝”与“垂拱而治”：

嘉祐年间，不但苏轼、苏辙、王安石、司马光等新秀开始崭露头角，庆历时期被贬谪的一批名臣也先后回到朝廷：庆历新政的主政者之一富弼已于至和二年六月拜相；新政的重要支持者欧阳修外放数年，在至和元年入阙拜见仁宗，仁宗见他一头白发，心中恻然，“问在外几年，今年几何，恩意甚至”，留欧阳修在京，判吏部流内铨，不久后又任翰林学士。

至和二年夏，御史官严辞弹劾宰相陈执中之时，欧阳修也上疏请仁宗“以御史前后章疏出付外廷，议正执中之过恶，罢其政事，别用贤才，以康时务，以拯斯民，以全圣德”不获同意，便自乞补外，仁宗批准了辞呈，不过御史赵抃、知制诰刘敞极力挽留:“（欧阳修）议论不阿执政，有益当世者，诚不宜许其外补，使四方有以窥朝廷启奸幸之心。”仁宗纳其言，于至和二年七月初，复拜欧阳修为翰林学士。

同年六月，仁宗又以早年当过御史的张昇接替孙抃，出任御史中丞。张昇也是一位不惧权贵的直臣，在御史中丞任上，“弹劾无所避”。张昇拜御史中丞、欧阳修复翰林学士、富弼入相，恰好差不多同时，都是在至和二年六七月，时人“咸谓三得人也”。

到了嘉祐元年七月，仁宗召庆历新政的另一位主政者韩琦回朝，充三司使，不久拜枢密使，三司使之职则由张方平接任。张方平是杰出的经济人才，跟苏轼一样，也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出身，庆历年间曾权三司使，让“京师有三年粮，而马粟倍之”，之后张方平离任，“马粟仅足一岁，而粮亦减半”。张方平再度主计国家财政之后，大力发展漕运，慢慢地，京师复有“五年之蓄”。

可惜庆历新政的最重要推手、前参知政事范仲淹已于皇祐四年五月卒于知颍州任上。起初，仁宗听闻范仲淹得病，“遣使赐药存问”。然而，很快就传来了范氏身故的消息，仁宗又悲伤哀悼了很长一段时间，复遣使慰问其家人，赐谥“文正”，为至美之谥也。如果范仲淹健在，相信嘉祐年间也会回朝主政。

还有前宰相杜衍，因为年迈，已经以太子太师的身份致仕，退寓应天府。皇祐二年，仁宗曾召杜衍赴京师陪祀明堂，“令应天府以礼敦遣，仍于都亭驿、锡庆院优备供帐、几杖待其至”,但杜衍上手疏,称疾力辞。仁宗又遣中使赏赐药物。过了几年（嘉祐二年），杜衍便去世了。

嘉祐元年十二月，仁宗还任命天章阁侍讲胡瑗管勾太学。胡瑗，与石介、孙复并称“宋初三先生”，是仁宗朝的大学者，曾为湖州州学教授，深受学生爱戴，……于是，胡瑗获擢为天章阁侍讲，任经筵讲官，兼管勾太学。

也是在嘉祐元年十二月，仁宗擢权知开封府曾公亮为参知政事，曾公亮“治郡有能名”，出任地方官时，盗贼不敢在其治下作案，“悉窜他郡”，所以当地社会治安很好，民不闭户，地方父老给曾公亮送了一个名号:“曾开门”。

接替曾公亮权知开封府的，是大名鼎鼎的包拯。包拯“立朝刚严，闻者皆惮之，至于闾里童稚妇女亦知其名，贵戚、宦官为之敛手”。

文彦博是十分珍视声誉的士大夫，尽管所受指控不实，但已自感不安，数次上书求退。仁宗只好同意文彦博罢相，出判河南府；另拜次相富弼为首相，枢密使韩琦为次相。

仁宗朝后期，枢密院常置两位枢密使，嘉祐三年内阁改组前，枢密使分别是韩琦与贾昌朝，因文彦博请辞宰相，台谏官很担心由贾昌朝接任，于是集体弹劾贾昌朝“交通女谒，建大第，别为客位以待宦官”，迫使贾昌朝罢枢密使。

韩琦拜相，贾昌朝罢政，枢密使的位子分别由宋庠与田况接替。宋庠在皇祐元年曾任次相，但因为“在政府无所建明”，被谏官包拯、吴奎、陈旭弹劾，不得不辞职，如今再度进入中枢。田况则是能吏，之前知益州，政声很好，凡有诉讼，田况对懦弱不能自伸者,“必委曲问之”，被蜀人称为“照天蜡烛”。至和元年，田况始入中枢任枢密副使。

其他的内阁成员还有：参知政事王尧臣、曾公亮，枢密副使程戡、张昇。张昇是从御史中丞任上擢为枢密副使的，空出来的御史中丞之位即由权知开封府包拯接任，欧阳修则接替包拯，任开封府行政长官，兼领翰林学士之衔。

嘉祐人才之盛，让对富弼、韩琦之施政不甚满意的南宋学者叶适也不能不承认:“仁宗初年，尝有党论。至和、嘉祐之间，昔所废弃，皆复湔洗，不分彼此，不间新旧，人材复合，遂为本朝盛时。”其时，因富弼为宰相，欧阳修为翰林学士，包拯为御史中丞，胡瑗为天章阁侍讲，时人谓之“四真”在朝。四真者，“真宰相”“真翰林学士”“真中丞”“真先生”也。

包拯刚接棒御史中丞，就向仁宗提了一个皇帝很不喜欢听的建议:“东宫虚位日久，天下以为忧，群臣数有言者，卒未闻有所处置。未审圣意持久不决，何也？夫万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根本也。根本不立，祸孰大焉。”仁宗很不高兴地反问他:“卿欲谁立？”包拯说:“臣非才备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为宗庙万世计尔。陛下问臣欲谁立，是疑臣也。行年七十（是年包拯实六十岁），且无子，非邀后福者，唯陛下裁察。”仁宗这才欣然说:“徐当议之。”

可以发现，从王举正到孙抃，再到张昇、包拯，皇祐——嘉祐期间，连续四任御史中丞都是个性鲜明，直言无畏之人。包拯在御史中丞任上，甚至还将三司使张方平拉下马。

至嘉祐年间，仁宗不再频繁地更换宰相。庆历共有八年，执政官的更替如同走马灯，“你方唱罢我登场”。嘉祐亦有八年，政府只更迭三届，依次是：文彦博、富弼；富弼、韩琦；韩琦、曾公亮。其中文彦博罢相是主动请辞，富弼则是丁母忧，均非仁宗主动更换宰相。

至和二年，文彦博与富弼同时拜相，前宰相庞籍曾经提醒仁宗:“陛下既知二臣之贤而用之，用之则当信之坚，任之久，然后可以责成功。若以一人言进之，未几又以一人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猝致也。”仁宗记住了这番忠告，给予宰执完全的信任。在嘉祐四年的一道诏书中，仁宗强调说:“君臣同德，以成天下之务，而过设禁防，疑以私慝，非朕意也。”

但执政权必须受制衡，仁宗又先后任命毫不忌惮权贵的张昇、包拯为御史中丞，范镇、司马光等直臣为谏官，监察、审查政府之施政。不过，仁宗并不希望再看到庆历之时臣僚相为攻讦的情况，嘉祐五年,他下诏:“朕闻前代之称治者,君臣同心，上下辑睦，人知礼义之节，俗无激讦之风，何其德之盛也！朕虽弗敏，窃尝慕焉。……言事之臣虽许风闻，宜务大体，如事关朝政，无惮极论，自余小过细故，勿须察举。”

在传统君主制下，君主当然拥有合法的最高权威与权力，赵宋立国初期，君权更是积极地介入决策前端，但随着真宗、仁宗两朝君主的庸常化，作为君主决策前端的御殿视事通常只具象征意义，实际决策者为宰相领导的政府。嘉祐之时，仁宗对君权的运用，更是采用了消极的、被动的介入形式：一般不参与决策的具体过程，只对宰相之决策方案作出批准或否决，对台谏之弹劾政府作出裁决。比如嘉祐茶法的推行，即是宰执富弼、韩琦、曾公亮作出的决策，仁宗只是批准这一决策而已。又如孙抃出任参知政事后,“颓惰无所可否”，与他早年担任御史中丞时判若两人，御史韩缜、傅尧俞都极言孙抃“不才，虽无显过，保身持禄，实怀奸之大者”,“宜赐罢免，少抑贪幸”。仁宗即罢其参政之职，改任闲职。

儒家推崇的“垂拱而治”，也许就是仁宗这个样子吧。尤其要说明的是，“克己修齐而复礼”，赵祯尊崇孔子，雅好儒家经典，汲取历代兴亡教训，作为治国的要道。祭祀孔子时，有关官员说按礼仪标准，严肃地作揖即可，赵祯却特地拜了两拜。赐给孔子46代孙、汝州龙兴县处士孔旼布帛，资助其生活。至和二年，下诏封孔子后裔孔宗愿为衍圣公，令其得以世袭，自此成为定例，绵延千年。大学者胡瑗精通礼乐，行动合于古礼，特诏更定雅乐，聘为国子监主讲教授，推崇备至。对以儒术作为进阶的小人，则远斥之。林瑀号称精于易学，推算说：“皇帝您应的是《需》卦之象，主饮食游玩，应该大办宴会、巡游天下，国家就会大治。”赵祯大惊，从此疏远林瑀。

韩绛担任谏官时，曾向仁宗提意见：“天子之柄不下移，事当简出睿断。”意思是说，陛下您应当乾纲独断。仁宗却说:“朕固不惮自有处分，所虑未中于礼，而有司奉行，则其害已加乎人，故每欲先尽大臣之虑，而后行之。”

嘉祐朝士大夫对君主的要求是自相矛盾的：当仁宗“端拱渊默”时，他们批评皇帝不作为，希望“简出睿断”；而当仁宗“简出睿断”，以“内降”行事时，他们又批评皇帝不尊重宪度，侵犯有司职权。如果你是仁宗皇帝，会不会觉得无所适从呢？

需要注意的是，宋朝士大夫推崇的“垂拱而治”，绝不是指政府庸碌无为，而是强调君主当以无比尊贵的身份高拱在上，不亲细故，以宰相领导的政府具体执政，以独立于宰相的台谏监察政府，从而形成良性的权力制衡，达成优良的治理。

宋人为什么以高度赞赏的态度评价“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也应该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百事不会”不是无能，而是说，君主应该谦抑，不逞强，不与臣下争胜：“会做官家”是指深谙为政之要，这个“为政之要”，邵伯温概括为“任宰辅，用台谏，守法度”。

其他宋朝士大夫还有更深入的阐发——元祐元年（1086），右司谏苏辙在向哲宗皇帝进言时说：

臣窃见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余年，海内乂安，近世少比。当时所用宰相二三十人，其所进退，皆取天下公议，未尝辄出私意。公议所发，常自台谏，凡台谏所言，即时行下。其言是，则黜宰相；其言妄，则黜台谏。忘已而用人，故赏罚之行，如春生秋杀，人不以为怨。终仁宗之世，台谏不敢矫诬，而宰相不敢恣横，由此术也。

同一年，同知枢密院范纯仁也告诉宋哲宗：

臣昔见仁宗皇帝推委执政，一无所疑，凡所差除，多便从允，而使台谏察其不当，随事论奏，小则放行改正，大则罢免随之，使君臣之恩意常存，朝廷之纪纲自正，是以四十余年，不劳而治。况陛下方稽仁皇之治，……若便垂拱责成，逸于委任，台谏纠其误谬，侍从罄其论思，群臣一德一心，陛下无事，自然不须防虑，百职具修，坐致太平，垂休万世……

如此阐释“仁祖之法”的元祐士大夫还有苏轼的门人秦观：

臣闻仁祖时，天下之事，一切委之执政，群臣无预者。……一旦谏官列其罪，御史数其失，虽元老名儒上所眷礼者，亦称病而赐罢。政事之臣得以举其职，议论之臣得以行其言，两者之势适平。是以治功之隆，过越汉唐，与成康相先后，盖繇此也。

……愿（陛下）鉴汉唐之弊，专取法于仁祖，常使两者（政府与台谏）之势适平，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胜，则陛下可以弁冕端委而无事矣。

经由宋朝士大夫的创造性阐释，仁宗皇帝被塑造成为一位垂范后世的仁圣之君,“仁祖之法”被解释成一项非常接近于“君主立宪”的宪制。

毫无疑问，没有一名仁宗朝的士大夫会认为赵祯是一位完美的君主。然而，在赵祯逝世之后，宋朝士大夫却将宋仁宗塑造成君主的典范，推崇有加。南宋吕中《宋大事记讲义》引范祖禹奏议说:

“仁宗在位最久，德泽最深，宜专法仁宗。盖汉唐而下，言家法者，莫如我朝；我朝家法之粹者，莫如仁宗。”

“克己修齐而复礼，知人善任涌群英。”仁宗本人之克己修齐，与对臣下外邦之知人善任，知机善用，已经成为有机的一体。有一则实例说，契丹使者来拜见皇帝，住在馆驿，正好遇上日食。富弼曾出使契丹，对其风俗人情有深刻认识。他认为天有异象，不宜宴乐，请求不宴请使者，赐给简单的饮食即可。宰相宋庠反对。富弼说：“如果契丹罢宴撤乐，会使朝廷蒙羞。”宋朝出使契丹的人回来，说契丹见到日食，果然罢宴撤乐。失礼于外国，赵祯深深感到后悔。后来，契丹王去世，赵祯下令停止办公七天，京城、河北禁止音乐七天，并亲自举哀。以礼乐标准来对待外族，不卑不亢，显示了仁君的气度。

仁者心平

“至哉道大乾坤大，仁者心平天下平。体得维纯能佑命，好将圣教使风行。”只有心怀至道之人，才有广阔之天地。只有一颗平心之人，才能抚得天下太平。这靠的是纯正质朴，靠的是“不好不忘”，圣教风行。彬宇先生此两联于修齐治平，为君为国，意义深远，可为圭臬。

赵祯庙号“仁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庙号为“仁宗”的君主，所以宋朝名臣王珪撰写仁宗挽词，特别说“庙号独称仁”。朱熹的老师刘子翚认为:“仁宗之仁也，三代而下，一人而已。笑言承恩，咳唾为泽，薰酣沉浸四十余年，所以维民者尽矣。”

明代士大夫邹智在给皇帝的奏疏中评价宋仁宗:“宋之英主，无出仁宗。”另一位明朝士大夫朱国祯纵论千古帝王，说:“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在他心目中，千百年间，帝王无数，只有汉文帝、宋仁宗与明孝宗才配得上“贤主”之誉，至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俱不足道。

明代最出色的内阁首辅张居正给年幼的万历皇帝编撰《帝鉴图说》，择上自三代圣王、下迄两宋君主“善为可法”者，集成“圣哲芳规”八十一则，其中来自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的“善为可法”事迹最多，也就是说，在张居正看来，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无疑是最值得后世君主效仿的圣君。

明末大学者王夫之对宋王朝的整体评价并不高，但他却不能不承认:“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帝躬慈俭之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

嘉祐七年正月十四日夜晚，仁宗御宣德门观元宵花灯，以示与民同乐。这也是宋朝的一项传统：元宵节放灯之夜，皇帝通常会“乘小辇,幸宣德门”，观赏花灯；随后,“驾登宣德楼”，观看宣德门广场上的相扑、蹴鞠、百戏表演，“宫嫔嬉笑之声，下闻于外”；宣德门广场亦“纵万姓游赏”“先到门下者，犹得瞻见天表”。不过，由于去年秋夏发生水灾，谏官杨畋、司马光都劝仁宗“罢上元观灯”，但仁宗说:“此因岁时与万姓同乐尔，非朕独肆游观也。”

这个元宵节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正月十八日，仁宗又御宣德门，“召诸色艺人，各进技艺，赐与银组。内有妇人相扑者，亦被赏赉”。此举让司马光很不满，他上书批评仁宗:“臣愚窃以宣德门者，国家之象魏，所以垂宪度、布号令也。今上有天子之尊，下有万民之众，后妃侍旁，命妇纵观，而使妇人裸戏于前，殆非所以隆礼法、示四方也。”又要求皇帝“仍诏有司严加禁约，今后妇人不得于街市以此聚众为戏”。不过，北宋后期至南宋，女子相扑一直都是市井间常见的娱乐节目，瓦舍勾栏里还活跃着一批知名的女相扑手，宋朝政府显然并没有禁止街市的女相扑，这也是宋朝社会治理比较宽松的表现。

到了嘉祐七年十二月，仁宗再开天章阁，“召辅臣、近侍、三司副使、台谏官、皇子、宗室、驸马都尉，主兵官观祖宗御书”，又设宴于群玉楼，请群臣饮酒。席间，仁宗显得很高兴，说:“天下久无事，今日之乐，与卿等共之，宜尽醉勿辞。”是日，“从臣沾醉，至暮而罢”。

北宋嘉祐八年（1063）三月廿九日，五十四岁的赵祯走完了他“庸碌”的一生，崩逝于东京（今河南开封）大内福宁殿。北宋著名的大学者邵伯温当时才七岁，与父亲邵雍居住在西京洛阳。多年之后，邵伯温仍记得清清楚楚：当仁宗皇帝龙驭上宾的消息传到洛阳时，“城内军民以至妇人孺子，朝夕东向号泣，纸烟蔽空，天日无光”，大家都悲从中来，沉痛悼念先帝。

邵伯温的舅父王元修自京师过洛阳，告诉邵雍:“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者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邵氏的友人周长孺赴四川剑州普安县就任，行走于乱山之间，但见“汲水妇人亦戴白纸行哭”。大宋的臣民发自内心地缅怀一位君主，为他的离世感到悲伤。王安石说仁宗皇帝“升遐之日，天下号恸，如丧考妣”，并非夸大之词。

“体得维纯能佑命，好将圣教使风行。”当时，宋仁宗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便是：

“好战者亡，忘战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也。”

在宋仁宗眼里，战争是什么？

“将以利物，不以害物；将以救之，非以危之。”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仁宗不好战，好仁；不好乱，好纯；不好邪气歪风奢靡贪婪，好圣教风行人心淳朴。

103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蓄谋已久，称帝西夏，并随后连续对宋朝边境发动三次掠夺战，兵锋直指长安，震惊大宋朝野。

宋仁宗召集群臣，进行了认真分析。认为李元昊志在掠夺财物，而不是贪取地盘，因此立即安排人与其展开谈判，最终达成历史上著名的“庆历和议”。根据和议，西夏向宋称臣，宋每年赐西夏“绢十三万、银五万两、茶二万斤，并开放边境贸易”。

宋仁宗以钱换和平，因此饱受批评。正因为这些看似示弱的“软办法”，给大宋赢得了长期的和平环境，百姓乐业，经济繁荣，社会全面发展。

宋夏战争之初，西夏联辽攻宋，但满腹小算盘的辽国把军队开到宋辽边境，意欲先敲诈一笔。宋仁宗第一时间派富弼去和大辽谈判，自愿被敲诈。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大辽被争取到自己这边，辽主甚至御驾亲征帮助宋朝攻打西夏。

仁宗的“仁义”已经成为整个大宋朝的“精神图腾”，“兴盛逻辑”。仁远乎哉？仁宗之仁，已经完全做到了近者悦，远者来。因此当仁宗驾崩，宋朝派出的使臣前往辽国告哀之时，发现辽国人也在哀悼宋朝的皇帝,“燕境之人无远近皆聚哭”。

许多年之后，元祐年间，距仁宗逝世已有三十年，耶律洪基对这位宋朝君主“追慕犹不忘”，对使辽的宋朝大臣说：“寡人年少时，事大国之礼或未至，蒙仁宗加意优容，念无以为报。自仁宗升遐，本朝奉其御容如祖宗。”说着，又动容哭泣。宋人感叹地说:“呜呼，帝上宾既久，都人与虏主追慕犹不忘，此前代所无也。”

宋仁宗安葬于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永昭陵。南宋初，金人曾立刘豫为傀儡皇帝，管辖中原，刘豫却干起盗墓的勾当，“置河南淘沙官，发掘诸陵。上代陵寝，民间冢墓，无得免者”，位于巩县的北宋诸皇陵悉被盗掘、毁坏，“惟昭陵如故”，盗墓贼居然没对仁宗的陵墓下手。

不知何时，也不知是哪一位宋人，经过永昭陵，看着眼前物是人非，触景生情，在壁间题下一首深切怀念仁宗时代的绝句。此诗有数个版本，差异只是个别用词，或云:“农桑安业岁丰登，将帅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归梦想，春风和泪过昭陵。”或云:“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觉，东风吹泪过昭陵。” 或云：“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过，春风吹泪洒昭陵。”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当宋人回忆起仁宗时代，就感觉那是梦一样的美好而易醒。

诗中，“农桑不扰岁常登”讲仁宗朝风调雨顺；“边将无功吏不能”讲其时四海升平，以致将士、官吏没有立功逞能的机会。严格来说，这是一种被时间与情感修饰过的集体记忆，不是百分之百的历史真实面貌，因为仁宗时代发生过严重的涝灾，西北、广南均爆发过战争，不过就总体而言，在多数宋人的印象中，仁宗朝确实算得上“民安俗阜，天下称治”“四十二年如梦觉”是宋人回忆起仁宗时代的真实感受。

赵祯时代也被誉为“盛治”，是治世的楷模：“视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无所不及，有过之者，此所以为有宋之盛欤”。这话是邵伯温对赵祯时代的评价，却几乎是宋代士大夫的共识。

苏轼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陈师锡说:“庆历、嘉祐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南宋卫泾说：“……故嘉祐之治，振古无及，社稷长远，终必赖之由此道也。”宋孝宗也说：“庆历、嘉祐之治，上参唐虞，下轶商周，何其盛哉！”天圣、景祐、庆历、嘉祐均为赵祯年号。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共使用九个年号：天圣、明道、景祐、宝元、康定、庆历、皇祐、至和、嘉祐，其中，天圣、景祐、庆历、嘉祐的施政，均被后世士大夫誉为治世之楷模：“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庆历、嘉祐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庆历、嘉祐之治，上参唐虞，下轶商周，何其盛哉！”

而对自家女儿家事的处理，也从另一个方面可以见证仁宗的“仁”与“纯”。长女兖国公主（福康公主）让晚年的仁宗十分操心。她与驸马李玮的婚姻并不幸福。

李玮是宋朝著名的画家之一，很有艺术才情，但为人老实，缺乏情趣，且相貌丑陋，公主瞧不起他，待之如佣奴。对李玮母亲杨氏，公主也极不尊重，而公主的乳母韩氏又从中挑拨是非，所以公主与杨氏关系非常糟糕。公主常与服侍她的公主宅内侍梁怀吉饮酒，嘉祐五年九月某日，二人饮酒时被杨氏偷窥，公主大怒，出手打了杨氏，并夜扣禁门，回内廷向父亲仁宗哭诉。

仁宗疼女儿，因此迁怒于李玮，欲将李玮贬到外地。不过，次日仁宗就冷静下来，只对驸马罚铜三十斤，许留京师，又送福康公主回公主宅。这时候，朝中已议论纷纷，“言者皆咎公主”,又称公主宅内臣太多,“且有不自谨者”，公主与驸马不和，此辈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仁宗“不欲深究其罪”，只将公主宅原来的内侍斥逐到外地，梁怀吉亦发配西京洛阳洒扫离宫，另选内臣勾当公主宅。

对梁怀吉之坐责，公主反应非常强烈，数次“欲自尽，或纵火欲焚第”，要挟父亲将梁怀吉召回。仁宗不得已，又把梁怀吉召还公主宅。谏官杨畋、司马光等极力反对，但仁宗不听。

公主也死活不肯与李玮复合,“状若狂易，欲自尽者数矣”。公主母亲苗贤妃派内臣王务滋管勾驸马宅，让他伺机抓住李玮的把柄，想借故治李玮之罪。但李玮为人谨慎，王务滋一直抓不到把柄，便给苗贤妃出了一个歹毒的主意:“以卮酒了之”。意思是，给李玮一壶毒酒，一了百了。苗贤妃不敢拿主意，问仁宗。仁宗坚决不同意。

嘉祐七年二月，仁宗下诏：福康公主入内廷居住，公主乳母韩氏出居宫外，公主宅勾当内臣梁怀吉勒归入内内侍省，驸马都尉李玮出知卫州，其母杨氏送李玮兄长李璋赡养。

但外廷台谏官对仁宗的这个处理结果很不满，他们认为，公主与李家不睦，咎在公主，最后却是李玮受到处分，不公平。御史傅尧俞上疏说:“主恃爱薄其夫，陛下为逐玮而还隶臣（指召回梁怀吉），甚悖礼，为四方笑，后何以诲诸女乎？”谏官司马光亦上书:“玮既蒙斥，公主亦不得无罪。”

仁宗也觉得挺对不起李玮的，“数使人慰劳李氏，赐玮金二百两”，并让人告诉李玮:“凡人富贵，亦不必为主婿也。”暗示可与公主离婚。于是，李璋代表弟弟李玮向仁宗提出:“家门祚薄，弟玮愚骏，不足以承天姻，乞赐指挥。”仁宗遂于三月份再下诏：李玮落驸马都尉。批准他与公主离婚。

同时，仁宗又诏将福康公主从兖国公主降为沂国公主:“兖国公主生而甚慧，朕所钟怜，故于外家之近亲，以求副车之善配。而保傅无状，闺门失欢，历年于兹，生事弗顺，达于听闻，深所骇惊。虽然恩义之常，人所难断；至于赏罚之际，朕安敢私？宜告大庭，降徙下国。於戏！惟肃雍以成美德，惟柔顺以辑令名，乃其恪恭，庶几永福。可降封沂国公主。”表示“不睦之咎皆由公主”。

仁宗已近风烛残年，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长女福康公主的下半辈子，所以又下诏：复李玮为驸马都尉，让他与公主复婚。但从福康公主一直未有生育来看，这段修补的婚姻可能是名存实亡的。仁宗去世后数年，福康公主便郁郁而终了，年方三十三岁。

身为君王，也不愿意滥施权力，而让自家的宝贝女儿为所欲为？这是何种克制自我的力量？还有对“身边人”提要求的处理：

仁宗有一些妃嫔，服侍多年一直未晋升，提出升名位，仁宗说：“无此先例，恐行不通。再说我答应了，朝廷恐怕也通不过。”

众妃嫔都不信：“皇上所言即为圣旨，谁敢违抗圣旨呢？”仁宗笑道：“你们不信？好吧，我现在就为你们写一道圣旨。”结果，朝廷中枢果真否决了圣旨。

不久，又有妃嫔要求给她们晋升封官，仁宗这次不废话，取来彩笺，上书某人某官，众妃嫔称谢而去。

发薪时，她们理直气壮地要求加薪，管理部门却不认这个帐，将御书全部退回。

妃嫔们来告御状，看到仁宗“为难”的样子，当着仁宗面撕了御书，边撕边说：“原来这个真不管用的。”

宋仁宗一直在学习唐太宗，唐太宗节俭爱民，宋仁宗就把节俭做到极致；唐太宗有一个好老婆，宋仁宗就硬着头皮接受了非常讨厌的曹皇后；唐太宗写了《贞观政要》，宋仁宗就写了《洪范政鉴》。唐太宗擅长飞白，宋仁宗就苦练飞白。然而唐太宗沉迷丹药，宋仁宗却没有。

唐太宗也曾有杀掉魏征的念头——“杀此田舍汉”，而宋仁宗除了回到后宫对妃子发点牢骚，从未动过此念。“台谏之言，岂敢不行”！

四川一个士子献诗给成都太守：“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明目张胆有煽动造反嫌疑。成都太守将他缚送京城，仁宗却道：“这老秀才是急于要做官却始终当不上，这才写诗泄泄愤而已，怎能治罪呢？不如干脆给他个官做做，说不定因为感激，他会做得很好。”就授其为司户参军。

赵匡胤黄袍加身后，告诫子孙“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连坐支属”。此一“祖宗家法”，奠定了大宋朝厚待知识分子、宽恕异己人士的基础。仁宗一朝，将这一理念推行到令人称羡的高度，不仅是对知识分子。

饥荒年间，总会发生一些盗米和伤主事件，仁宗道：“饥劫米可哀，盗伤主可疾。虽然，无知迫于食不足耳。”饥民的死罪统统免除。

作为一代圣主，仁宗朝到底有多么繁荣兴旺？还有一个数字足以证明：

宋真宗末年，户数867万户。

宋仁宗末年，户数1246万户，增长了379万户。

什么概念？据统计，唐朝贞观年间，总户数不过三百多万户。

仁宗朝代之盛，可以想见。

尽管宋朝的国土面积比不上汉唐，但是人口的总量、增长速度和密度却都远远超过汉唐。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人们，骄傲地宣称宋朝是“太平之极”，似乎并不夸张。

包拯总结：

“自三代以降，跨唐越汉，未有若今之盛者。”

一切得益于仁宗之弱，之仁，之恪守祖宗家法而更多地用在克己上。北宋末，理学家杨时批评宋徽宗好“御笔行遣”，特别论及“仁祖之法”：

仁宗时，或劝云:“陛下当收揽权柄，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如何收揽权柄？”或曰:“凡事须当自中出，则福威归陛下矣。”仁宗曰:“此固是，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自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则可，如有不是，难于更改。不如付之公议，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以为不便，则台谏得言其失，于是改之为易矣。”据仁宗识虑如此，天下安得不治？人君无心如天，仁宗是也。

与杨时同时代的另一位士大夫张纲，在给皇帝“进故事”时，也提到“仁宗君臣政要”，并加以评说：

上尝问都知王守忠曰:“卿出入中外，闻有甚议论？”守忠曰:“皆言陛下仁慈圣德……”又曰:“天下事皆由宰相，陛下不得自专。”上默然良久，曰:“任人者，兴王之本；自任者，失道之君。故君知其道，臣知其事，朕若一一自任，非无为责成之理。”守忠愧拜而退。

“常思造物德生生，守正无为亦不争。克己修齐而复礼，知人善任涌群英。至哉道大乾坤大，仁者心平天下平。体得维纯能佑命，好将圣教使风行。”仁宗之得国得民得人天下得天地之佑者，岂非“仁”乎！

苏子言：

“未尝行也，而万事莫不毕举。未尝视也，而万物莫不毕见。非有他术也，善于用人而已。惟其善于用人，是以穆然无为，坐视其成功。呜呼，仁宗皇帝可谓得君人之道矣。”

良如是也！

（本文多参考《宋仁宗——时代共治》·吴钩著，《宋仁宗和他的帝国精英》·郭瑞祥著两书，及《宋仁宗：这个皇帝很“无能”，但却创造了中国历史最好四十年》《真实的宋仁宗比电视剧里的还复杂》《宋仁宗：所有的成熟，都是从放下开始》等文）

张红星教授注：

生生：孳生不绝，繁衍不已。《易‧系辞上》： “生生之谓易。”孔颖达疏：“生生，不绝之辞。阴阳变转，后生次于前生，是万物恒生谓之易也。”

佑命：谓助其体现天命、护其生命、成就其使命。《尚书‧君奭》： “天维纯佑命，则商实百姓。”

圣教：称尧、舜、文、武、周公、孔子的教导。汉·王充 《论衡‧率性》：“孔门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被服圣教，文才雕琢，知能十倍， 教训之功而渐渍之力也。”三国·魏·阮籍 《乐论》：“故圣教废毁，则聪慧之人并造奇音。”《新唐书‧柳浑传》： “（柳浑）早孤，方十余岁，有巫告曰：‘儿相夭且贱，为浮屠道可缓死。‘父欲从其言，浑曰：‘去圣教，为异术，不若速死。 ’”清 ·陆以湉 《冷庐杂识‧经学理学》：“东吴之惠氏、东浙之万氏，经学皆宗汉，而未尝悖圣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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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说中国——中国精神之礼仪叁百图》为廖彬宇先生古体诗集，《礼记》云“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彬宇先生汇集历年吟咏往圣先贤及其事迹的古体诗365首，透过圣贤事迹来讲述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发扬礼乐文明。该文献简单易记，大雅斯文，使圣贤精神能够让人口耳相传，深入人心。是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心血之作。既是歌颂古今贤哲，致敬圣贤，也是献礼新时代，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