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12期P73—P74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摘自《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4期，郭飞摘
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最初虽有国粹派、学衡派和新青年派等围绕着“西化”还是坚持本土传统文化为主体的建设思路展开过争论，但争论的结果，“西化”派显然占了上风，并由此成为史学近代化的主流路径。西方学术走出中世纪的近代表征，不外以人本主义取代神意史观，力求摆脱对宗教神学的依附关系，建立起独立的学科地位；提倡怀疑精神和科学理性，破除蒙昧主义，借助自然科学方法，树立“无征不信”的治学规则。循此路径，“新史学”把“史学革命”的重点首先集中到改变旧史观念方面，即反对维护君主专制的正统观及其史体、历史循环论和复古观，主张以西方进化论认识整个历史，提倡用近代民主价值观臧否史事人物。这也是梁启超全面批判旧史学的基调所在。但也应看到，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之路又与西方存在着一定差异。
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转型初期，由于新思想界对此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局限，传统史学理念不是遭到否定便是被淡忘，对其与近代史学的关系及如何批判继承等问题，更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九一八事变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和救亡思潮的急剧高涨，如何发扬民族精神重新成为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点。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中国本位文化”讨论和1939年以后延安、重庆进步学者倡导的“学术中国化”，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现的。鉴于20世纪最初30年偏于“全盘西化”文化建设路向遭遇的曲折，特别是其中不顾国情生搬硬套西学引出的一些教训，一些学者在“中国本位文化”的讨论过程中，认识到近代化并不等于“西化”，只有依据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汲取西学和传统中有益成分，“加以合理化或适用化”，才更切近实际。在此种氛围下，传统史学与近代史学的关系——无论在理论反思还是实践操作层面，渐受关注，参与者不仅有一贯主张呵护民族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学者，也包括其他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史家。有的学者则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注重发掘其他传统理念或方法，以济单纯实证考据的不足。
中国传统史学内涵极为丰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传统，可大致归纳为以下诸端。
（一）强调史学的社会致用功能，几乎是历代史家的共识。从孔子的笔削《春秋》欲使“乱臣贼子惧”，到王夫之发出“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机枢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的感慨，无不反映了史学社会致用的功能。即使是被认为抛弃经世精神的乾嘉考据史家，也不忘“儒者之学，在乎明体以致用”，并不否认史学的“法戒”作用。至于经世的目标，则主要集中在探究“治道”和阐扬“名教”两方面。这一传统反映了中国古代史学始终贯穿较为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时局参与意识，也是其数千年来得以长盛不衰的重要动力之一。但同时亦需看到，由于古代史家大多偏重在“治国平天下”的治史框架中回旋驰突，并将社会政治生活中居统治地位的帝王将相视为历史中心，故就其总体而论，终不免形成特重政治史而相对轻忽普通民众社会生活的倾向。这种两面性直接导致近代史家的不同评价和态度。在传统史学中，“为学术而学术”的观念并未缺席，这就是史家向来十分重视的“直笔”和“求真”，它们与经世本为相辅相成的两大基本要素，两者协调统一，方能促进史学的良性发展。史学研究的基础，当然是实事求是，如果为了达到某种利益而不惜违背乃至歪曲史实，必然走向虚幻和误导社会，更谈不上发挥应有的社会功能。
（二）颇具广义特征的史学内涵。中国早期史学渊源于殷周史官文化，史官代表朝廷垄断了文化知识的汇集、保存和传授权力，在各类知识分类不明而尚处于混沌状态下，史官本身也被视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通才，并由此形成了深厚的崇尚博学传统。司马迁创立纪传体通史，在本纪（兼为编年史）、世家和列传之外，复立八书广录天文、地理、制度、经济等人文和自然现象，“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正可视为对这一传统的继承。而历代正史编修皆取此体裁，南宋郑樵欲继司马迁之志“集天下之书为一书”，以及章学诚所谓的“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实际上也与此种观念有一定关联。近代以来，随着学科分类的日益细密，原先包容在史学范围内的天文、地理、物产、政治、经济等已另立为专门学科。在近代专业学科体系纷繁林立的条件下，要求史家个体的知识结构达到司马迁那样的博通更不现实。于是，专而深遂成为一般学人追求的普遍目标，注重博学的史学传统自然难以为继。
（三）重纪实、重求是、重编纂学的方法论特征。中国古代虽史学发达，史书繁多，某些西方学者却认为，“中国人能做庞大的分类工作，能编纂惊人的百科全书，并且能产出他们数不尽的琐碎餖饤的地方史，但是他们不能达到我们所谓的‘综合’的境界，他们没有发展历史解释的艺术。”甚至说：“中国人追求博学，然永远没有发展批判史学。”持这类观点的人，乃因其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不能认同中国古代史学的某些理念。就史学方法论的层面而言，传统史学最为发达的当推历史考证和史书编纂方法的探究。汉以后，随着史书增多及其来源的多样化，史料辨伪日渐引起学者的注意，魏晋南北朝时史注渐兴，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对各类史料的汇聚比较和考辨。古代的历史考证学正是在如此长的历史时段中，循着同一文化演变理路不断积累加固起来的，因而具有极深厚的根基和实践依据。而史书编写作为历史知识的基本媒介，其方式历来也受到高度重视。客观历史的演变本是一个全息过程，其间时空交错、经纬万端，但文字的表述却只能以先后为序，无法同时显示诸多共时态的幕前与幕后、此地与外间复杂事件或因素的相互作用。从中国近代史学的实践看，重纪实和考证的传统明显得到了各派史家的认可，并经与西方近代实证方法结合后，逐渐发扬光大，惟传统史书体例颇遭冷落。近代以来，绝大多数史著编纂采用的都是西方输入的章节体（仅少数采用了经改造的传统纪传体也即综合体），该体虽有叙事灵便、简繁皆宜等优点，但是否已臻史体之极，当代史学能否在兼容中外史体之长的基础上创制出更好的新史体，仍值得我们期待。
（四）在“天人之际”寻找平衡的历史哲学观。纵览中国古代史学史，不难发现，古代史家虽多不否认“天命论”，但在涉及历史和现实问题时，却往往愿意与之保持一定距离，更关注现实生活及其人伦关系的调整，主张发挥人在历史进程中的能动作用，春秋以后出现的“天道远，人道迩”“敬神鬼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等观念，已显示出这一倾向。历代史家在解释某些历史现象时，更是一边发出“岂非天哉”的叹息，一边又极力寻绎人事在治乱得失中所起的主导作用，司马迁、刘知幾、杜佑、郑樵等人的历史观中都存在这样的思想矛盾和纠葛，这也是后人在分析他们的历史观时经常陷入“唯心”还是“唯物”争议的原因。此外还应注意，旧史家常用的“天心”“天意”等词的内涵也比较复杂，有时它确具人格神的意味，有时却指非个人意愿所能把控和认识的客观“大势”或自然力。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古代史家试图在“天人”也即客观现实与主观能力的作用之间寻找历史解释平衡点的用意。显见，就以上列举的中国史学传统而言，当以注重发挥经世功能和考据两项最受近代史家关注，而这些传统自身也正是在积极融入近代史学的实践中，才得以经“现代性转化”实现了自我更新：史学的经世不再是帝王将相的专用护身符，其服务对象越来越转向民众生活和社会进步事业；传统考据学通过和近代科技催生的实证方法相结合，也逐渐突破了单纯的文献考证限制，转而运用考古学、人类学、社会调查等多方面资料和技术的比较验证，方法日益严谨，视野日趋开阔。
从理论上看，由于我们的史学史研究是在西方近代史学理论和观念大量输入的过程中兴起的，对传统史学的研究和分析，有不少地方都借用了西方史学的理论范畴，这在沟通中西史学的理念方面曾起到相当积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某些概念上的勉强比附乃至生硬套用之习，以致不能精确反映传统史学理论的范畴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