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黄河记者：李运恒 白德彰  

“我们对于三江源这个地方的家底还不够清晰。”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连新明直言，对于三江源的保护还要大量本底调查的支撑。

三江源地处青藏高原腹地、青海省南部，总面积39.5万平方公里，约占青海省总面积的54.86％，是长江、黄河、澜沧江三大河流的发源地，被誉为“中华水塔”。这里是高寒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发育和保持着原始、大面积的高寒生态系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湿地生态系统，同时也是极其珍贵的高寒生物种质资源库。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连新明 受访者供图

2016年3月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这里成为我国第一个进行体制试点的国家公园，也让三江源的保护工作进入了新阶段。“三江源国家公园具有很多唯一性和特殊性，也正是这些独有特征让三江源尤为脆弱。”连新明认为，科学手段的介入会让保护工作更为准确。多年来，连新明致力于可可西里藏羚羊的研究，近年来也正在做雪豹监测、人熊冲突以及斑头雁等水鸟迁徙方面的研究。近日，新黄河记者专访了连新明。

“中华水塔”的物种独有性和脆弱性

在连新明看来，三江源具有很多独有特征。“这里湿地资源非常丰富，尤其是黄河源区的玛多县，被称作‘千湖之县’，这里湿地资源面积大、咸水资源多。”他解释，虽然咸水湖很多，但比起海水的平均含盐量约34‰，这里的微咸水含盐量在10‰左右，“也就是说，这里的咸水湖其实没有那么咸”。

此外，相比常见的河流、湖泊、沼泽等湿地类型，在三江源国家公园，这里的湿地还以丰富的冻土形式存在。“当夏季来临，温度上升，就可以看到很多干燥的地方，慢慢地变成了一些沼泽湿地。”连新明举例，这样的环境下造就了独特的“冻胀丘”。所谓“冻胀丘”，是由于地下水受冻结地面和下部多年冻土层的遏阻，在薄弱地带冻结膨胀，使地表变形隆起，也是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经常可以看到的一种冻土地貌。“这些形成的一个个小土堆，其实里面的含水量非常高。”

三江源与全国其他地方的湿地资源有很大的区别。这源于三江源国家公园地处青藏高原腹地，海拔高、日照时间长、空气稀薄，同时气温低、昼夜温差大、冬寒夏凉，形成了独特的高寒气候。

利用红外相机拍到的雪豹 受访者供图

“地理原因，这里的冬季特别长，相比起内地的湿地来说，它生物多样性要稍微低一些，且更加脆弱，一旦被破坏了的话，恢复起来难度非常大。”连新明介绍，高海拔、高寒低氧这种环境，孕育了很多青藏高原的特有物种，包括藏羚羊、藏原羚、藏野驴、藏狐以及鸟类藏雪鸡等。正因为是高原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三江源国家公园也成为我国重要的高寒生物自然种质资源库。

这里的动物极具唯一性的同时还具有庞大性和集中性的特点。“相比其他地方的生态环境，尽管物种多样性上要少一些，但单个物种的数量又相当庞大，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包括三江源在内的青藏高原生物分布的专有特点。”连新明介绍，例如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在青藏高原的分布数量都相当庞大。另外，三江源也是很多迁徙鸟类的必经之地。有的鸟类在夏季把这里作为繁殖地，有的把这里当作重要的迁徙停歇地。

“在此繁殖的斑头雁，4月初甚至3月底就会到这里，等到7月小雁孵化之后，会陆陆续续离开；蓑羽鹤是在此迁徙中转的鸟类，停歇时间相对较短，可能只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但在全球重要的鸟类迁徙路线中，有两条经过青藏高原，尤其是三江源地区湖泊较多，为鸟类停歇、繁殖都提供了非常好的水域环境。”连新明说。

“我们对于这个地方的家底还不够清晰”

如何更好地保护三江源，是一项需要长期研究且依然存在多项难度的工作。

连新明介绍，首先面对的难点就是本土的调查和科研人员较少，“当然我们看到，有三江源以外的多地科研人员会来此，做了大量工作，但研究需要持久性，本土的科研人员可以更加连续和深入。”连新明直言，这也直接导致“我们对于这个地方的家底还不够清晰”。

“没有更清晰的数据就没办法有的放矢。”连新明认为，科研监测是在未来需要不断加强的重要一项，并要不断培养本地科研人才。“虽然三江源国家公园拥有众多生态管护员，但专业知识相对匮乏。”这是另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内，栖息了大量水鸟。李运恒 摄

此外，连新明认为，还应该加强新技术手段的运用。“这些年，我们运用红外相机、无人机等来调查。面对这么大面积的保护区，未来应该多设置一些定点观测，同时引进遥感、远程监控等技术。”而在鸟类监测方面，环志依然需要更加全面的利用。“全国或者各个流域联动配合，才能丰富鸟类数据。”

在接受新黄河记者采访时，连新明多次强调监测本体数据的重要性，“不清楚家底，不清楚研究物种的基本生物学特性，如何谈更好地保护？”与此同时，连新明也提到，与长江流域的生物数据相比，黄河流域还有很大差距。连新明认为，未来能够基于黄河流域做一些联合的、综合的科考，是一件非常好且需要下功夫的事情。

“我们人类和野生动物之间是共享栖息地，还是建立严格的保护区，区分人类涉足的地方和野生动物涉足的地方，让两个区域没有那么多交叉甚至不交叉？”这是连新明多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行业难题。

三江源国家公园的藏原羚 李运恒 摄

此前，连新明曾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人与野生动物能否共享栖息地，科学数据说了算》，文中他提到，这些野生动物究竟是需要同人类共享栖息地，还是应该单独享有独立的生活区域，应当取决于科学的研究数据。如今，生态文明意识深入人心，生物多样性的可利用价值、生态价值、美学价值和科学价值也越来越多地被公众所了解和接受。在人类与生物圈中其他物种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的当下，化解人兽冲突，只能诉诸科学的手段。

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野生动物，并非绝对的保护，也并非一概而论，而是建立在一个科学的、完整的栖息地保护制度之上的。连新明认为，“有的野生动物数量少，需要一直去保护它，不需要去加以利用，甚至要介入人工的手段帮助它们繁育；而有的动物必须是保护和利用相结合的；还有一些野生动物必须要把它们的种群进行一定的限制，例如一些水鸟对农田是有一定破坏性的。所以保护政策的制定，是根据不同的物种来区别对待的。”

藏狐 玛多水鸟调查组 供图

另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野猪，从“被保护”到“办理相关手续后可捕猎”，只有这样合理的保护，才能让人与野生动物达到和谐共生、和谐共处。

连新明认为，一个生态环境区域内，能够承载一个物种有多少数量，取决于人类对它们能够提供多少空间资源和食物资源，以及这个物种与生态系统的关系。

更加严格的政策保障和正在形成的共识

2022年6月11日，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109国道某处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白色越野车内，驾驶人顿某和8头野牦牛幼崽当场死亡。经查，在此之前，顿某与索某在可可西里的查乌马地区猎捕了8头野牦牛幼崽，顿某驾车前往格尔木市销售，途中发生车祸。

侦办过程中，专案组又发现了达某等人涉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线索，同年7月13日受案并立案侦查。经查，达某、果某、丹某、白某某布等人先后两次在查乌马地区非法猎捕12头野牦牛幼崽。

位于西宁市的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徐超 摄

据了解，两案所涉20头野牦牛幼崽，其中18头均已死亡。检察机关委托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专家团队进行评估，并出具了全国首份《野牦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价值鉴定评估报告》，确定两案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000万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价值79万余元。

今年2月27日，青海省三江源地区人民检察院对8名被告人以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5月，根据一审宣判，8名涉案人员因非法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牦牛，分别被判处四年六个月至十一年六个月有期徒刑，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共计79万余元、评估鉴定费用8.8万元，并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

今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正式实施。青海省检察院会同省生态环境厅发布10件守护青藏高原生态文明高地典型案例，其中就包括上述案件。连新明表示，这个案件影响巨大，对于保护工作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 李运恒 摄

今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已正式实施。连新明认为，两部法律各有侧重，会有一个更加完善的保护体制形成。“保护作用和意义都非常大，因为有了更多的法律来保护这个区域。”

“不管对于当地人还是外来的人，科普宣传依然很重要，法律有了，怎么来进行正面引导是接下来的重要工作。”连新明认为，法律实施的另一方面是要加强执法力度和扩大宣传教育面。他也看到，近年来在三江源正形成一种共识，“就是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哪怕是一只兔子、一只老鼠都不能随意去捕。”

编辑：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