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面书城

来源 | 孔夫子旧书网APP动态

提起苏轼，人们往往津津乐道那豪情万丈的名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餐桌上，一道“东坡肉”更让人吃得津津有味。然而，人们却忽视了他同样光芒四射的另一面：经学家。

苏轼会在不经意走进我们的生活。我家离苏轼父子的埋葬地：河南郏县三苏坟仅数十公里之遥（图一），苏轼游历到汝州郏县一带，觉得郏县莲花山跟家乡眉的山水很像似，是块风水宝地，决定作为自己归葬之地，其弟苏辙也葬在这里，后人干脆把他们的父亲苏询的尸骨也从老家眉山迁葬这里，于是便有了“三苏坟”。

前段时间到海南，同样感受到了苏轼的气息。在海南博物馆，不时见到苏轼的影子，当时苏轼被贬到澹州（海南岛）荒凉孤岛之上，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还创制了“东坡玉糁羹”、“东坡酒煮蚝”两道美食，流传至今。

我们都知道，苏轼一生官场失意、颠沛流离，政治场上的困惑，一度使他在逆境中崛起，创造出了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成为千古文豪。从另一个角度，如果探寻其政治失意的根源，跟他的另一身份：经学家，有很大的关系。

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学”，是北宋经学的主要流派，与二程“洛学”、王安石“新学”、司马光“朔学”并驾齐驱，并且与后来兴盛的“洛学”分庭抗礼，形成了“蜀学”、“洛学”之争，折射在政治上，也形成了“蜀党”、“洛党”党派之争。或许是“洛学”后人朱熹最终以“理学”“一统天下”，对老对手“蜀学”多有攻击，“蜀学”的光芒被掩盖不少，导致苏轼经学家的身份渐渐不为人知了。吴雁南先生主编的《中国经学史》（图二）有详细介绍。

苏轼陷入官场旋涡，与他的治学理念不无关系。

苏氏“蜀学”的特点是通经致用，具有批判精神，强调现实意义。由于不拘泥于教条，不盲从他人意见，蜀学侧重于从实际出发，表达自己的意见，不随波逐流，不随便与其它意见妥协，这样，很容易带来矛盾冲突，在政治上陷入被动。

比如在北宋变法问题上，苏氏蜀学本来是主张求变的，他们的变法主张，比王安石的“万言书”还要具体，但苏轼反对王安石专断，搞一刀切，不切实际，于是与王氏新学发生了冲突，等到司马光上台，将王安石变法彻底推翻，一概否定，苏轼兄弟也不赞成，又站在了司马光的对立面。这样，苏氏兄弟左右不是，身处夹缝之中，政治前途可想而知。

但这种不愿苟同的批判精神、切合实际的务实精神，恰恰成为苏氏“蜀学”的特色精神。

苏氏蜀学首先强调“通经”，“通经”以“求古”。其父苏询作《六经论》，对各门经学进行系统性论述，打好了家学底子。苏轼、苏辙同样是五经四书样样精通，在“通经”基础上，探求诸经古义，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苏氏兄弟基本对各门经学都写出专著，这是很了不起的。就连学术见解上门户对立的朱熹，也不得不竖起大姆指。

苏轼的经学著作有：《书传》，探求《尚书》的历史意义和现实追求，被朱熹称赞为“最好”的解《尚书》著作；《东坡易传》，则对“义利之辩”提出了独到见鲜；与苏辙合著的《春秋集解》，更是融汇了左氏、公羊、谷梁各派主张，融汇贯通，以求新意；《论语说》己失传，但在苏辙的著作中，还能看到苏轼的部分观点。苏辙留传下来的经学著作，有《诗集传》、《孟子解》等等。苏氏兄弟的著作由于受党争、党禁等因素影响，版刻流传受到很大限制，一些作品甚至失传，直到明代，才将苏氏兄弟的经学著作结集成书《两苏经解》。

正因为此，苏氏“蜀学”的宝贵精神文化财富，还需要后人不断挖掘，相信在古籍保护、整理不断加强过程中，会有新的发现。

前段时间看李致忠先生的《图鉴宋元善本叙录》（图三），对保存下来的宋元善本进行了详细考证，其中不少苏轼“蜀学”系列的古籍善本，尤其是一些具有江西版刻特征的经学著作，是苏氏后人在江西一带作官时，将“蜀学”典籍进行版刻保存，使得这些经典得以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