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似乎天生就容易做出糟糕的决定。

行为经济学对这个现象有专门的论述。人类大脑的进化是为了适应野外生存，我们的祖先遇到情况时，选择战还是跑可能是个生死抉择。

丹尼尔·卡尼曼把这种行动的直觉称为思考系统，即我们做的绝大多数决策是基于直觉的反应。偶尔，我们也会有意识地转向思考系统，那会让我们更谨慎地处理信息。

对于做决策这件事，或许基金经理们话语权，毕竟对于他们的工作来说，准确而快速地做出大量决策是基本要求。

在《聪明的基金经理》这本书中，《商业内幕》评选出的“十大必听投资播客”之一，“资本配置者”创办人、顶级对冲基金投资者泰德·西德斯分享了25年的投资实践经验，并将“资本配置者”150期嘉宾访谈的经验总结悉数呈现，来看看他们对于做决策有何新鲜的建议吧。

01

为什么做出好的决策这么难

杜克是扑克界的传奇人物，是《在下注中思考》和《对赌》的作者，已经在扑克桌上做了20年决策。在每一手牌中，她都会做出一些小的试探，获得实时反馈后，她就有机会评估自己的决策。

杜克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帮助她理解了人们会做出坏决策的原因。决策和下注类似，都是基于对世事运行规律的某种信念。当一位基金经理买入一只股票或者基金时，他肯定是相信这笔投资比其他选项更优。

人类形成信念的方式是反直觉的。有人可能认为，当我们听到一个想法的时候，会先思考它，再判断它是否是真的，然后形成一个假设。但事实上大脑并不是这样工作的，恰恰相反，当我们听到一个想法，会立刻用思考系统来认定它是真的，稍后才会转向系统来思考并审视这个想法。

信念是建立在事实和预测基础上的，而我们处理事实和作出预测的能力是不完美的。

杜克指出，确认偏差、有动机的推理和族群认同是造成我们信念形成过程可能存在缺陷的三种最有害的方式。

确认偏差是一个著名的行为缺陷，是指我们容易注意和强调那些能够证实我们已有观点的信息。迈克尔·莫布森说：“如果你身处投资行业却没有陷入确认偏差，那我怀疑你没有真正干活。”

有动机的推理相当于服用了类固醇的确认偏差，投资者极力想诋毁与他们的假设相矛盾的信息。

最后，我们与所属族群的关系也会影响我们的观点。作为投资者，我们总会属于某个族群，比如价值投资族群、趋势投资族群或者长期投资族群。我们不信任族群之外的信息源产生的信息。

仅仅意识到我们的认知偏差并无法消除它们。我们固有的结果导向偏差、自我服务偏差和后视镜偏差等，抑制了我们改进决策过程的能力。

杜克所说的结果导向偏差指的是人们无法厘清好的决策和好的结果之间的关系。当资本配置者看到某位基金经理取得了好的业绩，就会认为他一定做了好的决策；而不好的业绩一定来自坏的决策。正如Arbiter Partners公司管理层人员保罗·艾萨克嘲笑基金经理时说的一样：“向下偏离才叫波动，向上偏离就被称为绩效。”

所有投资者都有自我服务偏差，发生好事时就归功于自己，发生坏事时就推卸责任。当一个好的决策产生坏的结果时，就需要思考系统来仔细甄别。但如果仅仅是因为运气好而导致坏的决策过程产生好的结果时，则就很难识别了。

后视镜偏差则会妨碍人们准确评估过去的决策。投资者会在潜意识中扭曲某个决策的真实情况。资本配置者既聪明又有思想，但不幸的是，这可能只会强化他们的顽固。他们越聪明，就越善于合理化现有的信念，完善有动机的推理，坚持自己的观点。

挑选基金经理的时间限制并不像打牌那么严格，所以有人认为这会减轻资本配置者的决策压力，但事实是，即便没有时间压力，决策依然可能存在偏差。

团队决策或者以投资委员会的形式来决策更加剧了这种挑战，因为团队成员间的互动会影响每个人独立思考和对真相的探究程度，而这正是做出良好决策的两个最重要的先决条件。

然而，首席投资官一般都是与团队一起工作，所以下面我们就来讨论如何改进团队的决策过程。

02

改进团队决策过程的3个步骤

步骤1

设置良好的团队结构

设置良好的团队结构为健全的决策过程奠定了基础。团队协作可以比个人更有效地发掘和权衡投资决策所产生的一系列可能结果。“可以”是一个重要的告诫，因为一个建设或者管理不善的团队反而会加剧行为偏差。

团队的规模、延续性和多样性都会对首席投资官的决策有效性产生显著影响。

➤最优规模。绝大多数首席投资官会忽视内部小团队的规模。团队的规模各有不同。莫布森引用了一项研究的观点，即一个决策单元的最佳规模是4～6个人。杜克则认为，一个只有3个人的团队会非常有效。

➤延续性。团队在一起合作的时间越长，首席投资官的决策能力也就越强。因为多次重复可以让团队获取共同的知识和意识，增强对决策过程的信心。

➤认知多样性。一个理想的团队应具备认知的多样性，即团队成员会有不同的想法。具有认知差异的团队成员可能拥有不同的背景、训练经历、经验和个性。社会多样性（种族、性别、年龄、家族渊源等）可以提供广泛的生活经验和视角。然而有趣的是，社会多样性并不总是导致认知多样性。良好决策的关键在于团队的成员拥有真正多样化的想法，而不是表面不一样但想法却雷同的成员。

首席投资官们要谨慎地游走在多样化的想法和团队凝聚力的潜在冲突之间。要达到认知的多样性，必然要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成员聚集在一起，但由于行为准则的差异，他们可能会本能地对彼此的观点抱有偏差。

弥合多样性与凝聚力之间的裂痕是一项挑战。莫布森建议寻找高“理商”（RQ，理性商数）的人。理性的思考者更善于接受差异性，从而更容易从认知多样性中获益。组建好一支高理商、认知多样化的团队后，就会开始顺利推动各项事情的进展。团队选择的方式将会决定事情的成败。

步骤2

通过引导清除决策过程中的障碍

一旦团队组建完成，引导是否得当将显著影响团队的表现。良好的决策过程鼓励认知安全、独立思考和行为意识。

➤认知安全。团队成员想要自由地表达不同的观点需要有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很大程度上来自团队的领导者，他通过自己的言行为团队定下基调。

高效的领导者会鼓励协作、鼓励破圈的思维，并在好的过程产生坏的结果时避免相互埋怨的情况发生。

➤独立思考。团队决策时的发言顺序会显著改变最终的结果。当一个受尊敬的领导者或者被认为是专家的人发表意见时，团队中其他成员的独立观点就会受到影响。

高效的领导者会通过巧妙的会议安排，来防止自己的观点对他人造成影响。首先，他们会让最年轻的或者经验最少的成员先讲；其次，他们会引导谈话远离群体中有影响力的外向型成员，使内向者有平等参与的机会；再次，在团队中的其他人都发言之前，他们不发表自己的观点；然后，他们会以概率的口吻来阐述，以表达不确定性，并邀请大家讨论；最后，他们会引入投票的方式，以避免成员本身的影响力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对决策产生影响。

➤行为意识。每个团队成员都带有自己的偏差。如果团队成员间能够互相理解彼此的个人偏差，那么这样的团队就更不容易受到干扰，从而更有效地直达问题的核心。

对一些普遍的偏差保持警醒，可以帮助首席投资官清除决策过程中的障碍。在团队内部，首席投资官要特别注意强调对事不对人的准则。他们要引导团队成员去正确看待结果，专注于事实本身，而非情感因素。

步骤3

准备制定决策要考虑的因素清单

一旦团队结构和引导规范就绪，首席投资官就可以准备决策制定过程中需要考虑到的因素清单。这些因素包括概率思维、结合历史数据、进行风险评估、检查偏差和获得反馈。

➤运用概率思维。高效的团队一般喜欢用概率说话。

在两个选项中做出重要选择时，杜克在《对赌》一书中推荐了6个步骤。为每一个选项创建单独概率矩阵，包括以下要素：所有可能出现的合理结果、每种结果的回报以及每种结果出现的概率。遵循这6个步骤会激发反事实思维，决策者能将他们的视角扩展到最大概率的结果之外，可以更加全面地考虑各种潜在的可能性。

➤结合历史数据。结合历史数据，或者开启外部视角，是一种抑制过度自信的高效手段。

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在用内部视角做决策。每当遇到一个投资机会，我们先是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然后做尽职调查，再以我们的经验和判断来对未来做一个预估。

而外部视角则要考虑的是类似情况的统计样本。资本配置者并不是只看某个特定投资机会的预期收益和风险，而是研究过去大量的类似机会，以便做出正确的决策。

➤进行风险评估。当选择基金经理的工作完成后，资本配置者不妨退后一步，重新思考哪一步有可能存在风险。“事前检验”分析法、“红队”分析法、魔鬼代言人和赞成/反对列表等工具都有助于首席投资官发掘被忽视的风险。

➤检查偏差。首席投资官们在即将做出决策之前，可以用一份清单来审查制定决策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偏差。时机的选择和过度的自信是可能影响投资决策的两个因素。

➤收集反馈。有时，尽管我们做出了很好的决策，但是效果却并不好。而有时，我们也会做出一些糟糕的决策，但结果却并不坏。

我们需要得到反馈来帮助我们日后做出更好的决策，来改进和加强投资决策过程。决策日志、决策小组和运气的作用，这些都是在决策流程中建立反馈环的有用工具。

做出正确的决策并不容易，我们天生就不擅长于此，所以才需要建立合理的流程来弱化我们错误的偏差，这可以使我们的决策质量不那么糟糕。

▌以上内容节选自《聪明的基金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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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泰德·西德斯的第壹份投资工作就师从大卫·史文森，探索投资的制胜之路。西德斯撰写本书的初衷，就是揭示世界顶级基金经理如何管理和投资，从而帮助投资者更好地做出投资决策。

本书凝结了西德斯25年的投资实践经验，并将“资本配置者”150期嘉宾访谈的经验总结悉数呈现。书中的内容虽然来自全球实践，但很多内容注入了关于主动投资和被动投资的看法，也是中国的专业人士颇有争议的热点问题。相信中国的投资人士，特别是基金经理看过本书之后，会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