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是红色文艺创作的底层逻辑

《梦·红船》剧照

红色文艺创作者如果不注意拉近故事与观众的生活或情感距离,最后呈现在舞台上的作品往往会显得“假大空”,失去题材原本具有的生活之“真”、情感之“真”以及艺术之“真”

◎《南方》杂志记者/影子 实习生/吴昊 发自广州

◎本文责编/蒋玉

红色题材作品的核心价值,在于它在讲述情感的故事、信仰的故事。红色题材作品何以感人?本期圆桌论坛邀请三名专家从各自的专业和观察出发,畅谈红色文艺创作的底层逻辑。

要避免“文学被历史覆盖”

《南方》杂志:都说红色题材创作难,它究竟难在哪里?原因是什么?

张晋琼:红色题材作品要感人,要成为经典,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挑战:第一是作者选取的题材决定的。红色题材有着红色基因,非常正能量。它们与生俱来拥有“典型性”或“特殊性”。红色文艺创作者如果不注意拉近事件或人物与观众的生活或情感距离,而是一味地考虑题材的政治意义、教育意义以及宣传意义,最后呈现在舞台上的作品往往会显得“假大空”,失去题材原本具有的生活之“真”、情感之“真”以及呈现在舞台上的艺术之“真”。人物就会不可爱,与观众没有共情点,就不会感人。第二是创作者驾驭题材的编创能力决定的。编创团队尤其是编剧和导演没有驾驭能力的话,作品只会是浮在表面的浮光掠影般的“叙述”或“陈述”,或者是非常套路化的结构戏剧,重现在舞台上的作品就会是一个落入俗套,让人司空见惯的模样,引发不了台上台下的共鸣感。

陈希:首先,红色题材作品容易陷入文学性的不足。革命运动是“背景”,是由一个个“有血性、有张力”的“人”所构成的,创作者要避免为了突出革命斗争的思想主题,造成“非文学”的因素过多、“文学被历史覆盖”。

其次,红色题材创作容易被史料束缚。当前红色文艺创作者大多没有亲历红色岁月,需要借助史料。一方面要充分消化吸收,融入作者本人的人生感悟和审美体验;另一方面要触发激活作家的想象力和创造性,进行艺术加工。

再次,要有当代意识,实现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有机统一。譬如写彭湃闹革命,彭湃出身一个地主家庭,就读日本早稻田大学,明明很富有,为什么会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为农民运动大王?创作者要用现代的意识去审视他,走进他内心深处,探究他的性格、理想和追求。这样写,才能让人物真正鲜活起来,才能有文学性,才能感人。当我们提到欧阳山、陈残云等人的优秀作品,我们会发现这些作品都蕴含岭南文化开放、包容、务实、创新的特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样,一方人也成就了一方水土。岭南的风情民俗对于革命者的性格、成长、发展都有密切的关系,这也是广东的红色作品所需要更加凸显的。

周西篱:首先,创作者在艺术观念上需要有大的突破。不止步于歌颂英雄、描摹苦难、重现历程、讲述传奇。要对历史有充分的学习研究和正确准确的认知,同时体现出对社会、历史、人生的思考和价值取向,表达出对理想和信念的感悟与追求。带着信仰去创作,和仅仅是讲一个特殊年代的故事,其创作实践走向的差异是不言而喻的;简单讲述历史,和生动还原历史、塑造历史中有个性的活生生形象,其作品艺术性的差异也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创作者还需要有足够强大的创新能力。我们看到很多好作品,比如《我和我的祖国》《觉醒年代》《乌江引》等等,它们运用的是现代的艺术语言,回归人性,注重历史时间里个体的生命体验和精神世界的真实,从而展示出不凡的艺术气象,给我们带来情感的满足和精神的震撼。

此外,作者还需要有历史知识和特殊专业知识的储备,表现陌生领域内容从而满足读者“揭秘”的饥渴,也是作品取得很好艺术效果的途径之一。

真正走进大众内心

《南方》杂志:红色作品如何吸引人、感染人?

周西篱:文艺从来都是人民革命思潮的一种表现。在我的阅读和接受经历中,写大革命的《三家巷》,反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闪闪的红星》,以及写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的《小城春秋》《红日》《林海雪原》《苦菜花》《保卫延安》《红岩》等,它们都给我留下深刻记忆。这些红色作品就是走进我们内心的经典,是随时会被唤醒的记忆,已经深深地嵌入我们的血脉之中。近年来,红色题材创作吸引了众多艺术家投入,党史、新中国史,成为文艺创作的巨大富矿。而当下的红色作品能否成为经典,这需要受众和时间的检验。能否让读者、观众受到感染产生共情共鸣,是最基本的一个因素。在信息丰富、大众审美多元的当下,这是最基本的,同时也是最难的。

张晋琼:信仰与文化自信是红色文艺创作的底层逻辑。创作者应该是自发、自主地去选择红色题材进行创作,而不是抱有某种功利目的的创作。创作者要先让这个题材打动自己,代入自己的某种情感,进而进行情感的过滤,将其深化、审美化。一个连创作者自己都打动不了的作品,怎么可能会去打动观众呢?唯其如此,他呈现出来的作品才是深层次的叙述或表述,才能真正走进大众内心。

陈希:红色经典作品塑造了众多英雄人物,描写了大义凛然、机智勇敢的革命形象。《林海雪原》中,最令人难忘的是杨子荣、白茹的形象。杨子荣在外形上并不英俊,他头发长、胡子乱,特点是淳朴、诙谐,在战斗中机智勇敢,有超人的胆量和精准的枪法。女战士白茹的美丽、乐观和单纯最吸引人,外号“小白鸽”的她“脸腮绯红,像月季花瓣”,“她走到哪里,哪里便是一片歌声一片笑”。白茹在战士们受伤时为他们施救,用雪来搓他们受冻的双脚,而不是用热水。这种细节让生长在南国,从未见过雪花的读者十分惊奇和敬佩。这就是好作品走进读者内心所带来的影响力和感染力。

永恒的凝聚人心的力量

《南方》杂志:为什么我们需要红色题材创作?怎么理解其对当下的意义?

陈希:广东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策源地和先行地,也是中国红色文学的发轫之地,红色文化的热土。岭南红色资源灿若星河,蕴含着红色故事的“富矿”。广东出现了一批相当优秀的红色经典,欧阳山的《三家巷》、陈残云的《香飘四季》、黄谷柳的《虾球传》以及梁信的《红色娘子军》等,具有较高水准和文学价值,在中国革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2021年建党百年,迎来红色文学创作高潮,广东省作协围绕红色革命主题策划创作党史题材作品155部。红色经典传承了红色的文化基因,弘扬了革命理想和许多优秀品质,影响一代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

张晋琼:为什么我们需要红色题材创作,其实是一个审美层面的问题。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作品?第一,我觉得它应该不是某一个时代的时政图解,它应该是带有人性共同情感的能够触发人情感的一种冲动、一种创作。第二,它要进行艺术层面加工。生活的本真样子可能很感人,但一旦呈现在舞台上就很“生冷”,这是因为创作者只是“照搬”生活,没有进行艺术化处理,因而,观众看到的只是一个事件性的叙述或符号式的人物,它没有血肉,没有烟火气息,缺乏人性共通的一种特质。

周西篱:红色题材作品要感染人、感动人进而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并成为经典,它不一定是宏大叙事,但必须要能撼人心魄;不需要呈现历史的全部,但一定要找到故事和情感、人性的高光时刻;不一定是全方位的,但一定要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内蕴。时间不断将现实变为历史和记忆,我们永远需要的是激荡人心和富有精神感召力的作品。当历史中的小人物,比如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们被真实可感地刻写出来,他们就成了我们心中永难抹去的英雄;这些为信仰而存在、而奋斗、而牺牲的形象,就有了永恒的凝聚人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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