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光明区寻找这座城市里曾经的村落，寻找村落里的老人，寻找古旧的建筑和它们背后的故事，寻找着这方水土独有的风土人情，试图从那些本土人的氏族源流、古旧的建筑、传统的习俗、特色的美食中寻根光明。在寻找城之记忆的旅途中，远人显然走得更远，他所采访、记录、书写的祠堂故事，可以看成是深圳沉淀的历史，亦可作为深圳文化的一个侧面。本期“在深圳写作”栏目，我们一同走进远人的深圳记忆，读一读他的“新城旧事”。

作者：远人

住光明七年，出版十九部著作

统计了一下，在移居深圳光明区的七年中，我出版了十九部个人著作。今年下半年还有三部将出。也即到今年年底，我目前的全部著作中有二十一部是到深圳后出版的。这个数字让我自己也感到意外。这至少说明，深圳七年，是我较为勤奋的七年。能有从容写作的空间和时间，使我对深圳总有种发自由衷的感激。如果我一直留在长沙做杂志编辑的话，难说出版能达到这个数字，尽管我知道，数字没什么值得骄傲，中国比我勤奋的作家很多，质量比我高的作家更多，但它们毕竟是我在深圳收获的果实。

从题目“在深圳写作”的总结角度来说，这二十一部著作中，有长篇小说三部，中短篇小说集一部，历史人物专著六部，诗集两部，其余的就都是随笔集了。所以容易看出，我这些年对随笔倾注的心力最多。在我的感受和体会里，随笔是最适合中年作家的体裁。古人有“著书立说”一说，解释起来就是作家写书，目的不是为了编故事，而是为了“立说”。《说文解字》写得清楚，“说，释也。”我的理解就是通过“说”，来反映和表达作者对生活及世界的一种言论阐释。如果缺失这一核心，这个作家的书就谈不上有多少阅读价值。

▲远人：197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诗歌、小说、评论、散文等千余件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花城》《随笔》《天涯》《文艺报》等海内外报刊及数十种年度最佳选本。出版著作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历史专著、散文集、评论集、艺术随笔集、人物传记、诗集等个人著作25部，主编出版《21世纪的中国诗歌》《浪淘沙诗库》（3卷）《当代中国生态文学读本》（20卷）。曾获2015年湖南省十大图书奖、第二届广东省有为文学奖·金奖，2021年“《星星》走进岳池农家全国征文一等奖”等数十种诗歌奖项，现居深圳。

▲远人部分著作。

正是这点，让我时感忐忑。尤其在深圳。

深圳是一个不加掩饰的物质城市，更是一个公认与北京、上海、广州比肩的一流现代化城市。人在深圳，会不可避免地陷入繁忙。我的确很忙，在阅读上忙，在写作上忙。我很想在自己年过半百后的今天，尽可能多把时间留给自己，尽可能多地写一点对生活的理解，对深圳的理解，尽可能对自己感受和目睹的现象做出一种文学上的回应。它是我的目标，也是写作自身的目标。至于能否做到，真还不是自己说了算，读者会给出判断和答案。我从来不敢轻视读者。作家是个体，读者是群体。群体的经验和目光总比个体强得多。

所以，我总是告诉自己，你要非常非常认真地对待每篇文字。这不是一个读者能被作者忽悠的时代。当一个作者觉得自己能忽悠读者时，他离读者抛弃他的时日也就不远了。

还得强调一下，我到深圳后出版的书，不是每本都和深圳有关。除一部在《中国作家》上发表的长篇小说《秋盆河》和深圳有关之外，我出版的其他三部长篇小说都源于出版社的约稿，有历史的，有现代的，但都不是深圳的。

光明的历史沉淀称得上厚重

我和深圳有关的第一部著作是《寻找光明记忆·新城旧事》。这本书除了我，还有另外三个作者的文字，所以它不算我的个人著作。但对我而言，这部书拉开了一道让我进入“深圳写作”的入口。必须承认的是，那时我刚到深圳不久，对光明区的了解实在肤浅。我不得不在写作过程中利用很多现成的资料来面对当时的题目。几年后的今天，我对光明的了解有了切身体会，很自然就有了新的想法和做法。

《寻找光明记忆：新城旧事》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2017年11月

譬如光明地处深圳西北部，很多年来，它被视为“深圳的西伯利亚”而不受重视，也没有加入到上世纪90年代的深圳建设速度当中。但没加入的好处是使光明保存了大量的古街老巷和姓氏祠堂。这也是我刚到光明时感到最不可思议的一点，觉得自己到了一个1980年代的城乡结合部小镇，乃至不敢相信它是深圳的一部分。毕竟，我在很多年前曾到深圳旅游过，领略过这里的经济和物质水平。面对与整个深圳脱节的光明，我意外发现，深圳决非一个纯粹的物质城市，不管外人如何认为深圳是文化的沙漠，在我眼里，光明的历史沉淀称得上厚重。这是我如未亲身进入就不可能体会到的真实感受。

光明属于深圳，所以，光明的厚重就是深圳的厚重，光明的历史也属于深圳的历史，光明的沉淀也理所当然是深圳的沉淀。

要打破外市和外省人对深圳是文化沙漠的陈见，就得拿出深圳不缺文化底蕴的证明。如果以小说来表达，可以用长篇体裁进行宏大叙事，但小说本质就包含虚构。虚构的说服力肯定不够，所以我还是采用了自己喜爱的随笔方式。我的主题是光明的一座座姓氏祠堂。祠堂在今天，已不太受人关注，它的内在却与中国漫长的历史有着紧密的勾连。我选择祠堂，也就是选择了一种历史面对。

从祠堂走进人生之根

这次，我没有像几年前那样，去特意搜寻一些文字资料。我对资料的体会是，它们有值得信任的，也有太多不值得信任的。于是我走上了对每座祠堂的采访之路。这是让写作变得踏实的方式。很多事不亲耳听到，很可能误入歧途，很多人不去交往，就很可能得不到真正的第一手资料。

在日复一日的采访里，我认识了对各个祠堂有深入了解的曾庆轮、曾耀华、曾旺发、曾国祥、周启味、周立成、老陈、陈美晓、麦国伟、麦荣祥等各行各业的人，他们有的是政府官员，有的是民俗研究者，有的是祠堂守护人，有的是社区义工，他们身份不同，年龄不同，但对自己姓氏所对应的祠堂都有颇深的认识。特别是很多细节，在资料中很难出现。譬如我在采访曾氏祠堂的曾庆轮先生时，就很惊讶他在民俗方面做出的研究成果。即使这些成果并没有得到更广范围的传播和认识，但不等于他的研究没有价值。和曾庆轮先生谈话时，能瞬间体会他对曾氏祠堂抱有的虔敬。这是一种知道自己生命和人生之根何在的体现。我尤其难忘的是，他无意中说到文天祥母亲就是曾氏族人时，我猛吃一惊。因为恰在去年，我应中华书局约请，撰写并出版了一部《文天祥》的专著。我自认对文天祥已了如指掌，却还是忽略了他母亲曾氏的来历。所以这些采访，真是另一种知识的积累，也是视野的打开，更是深圳一个侧面的打开。

接受我采访的每个人都给我不一样的知识感受。我的确发现，知识决不只是你读了多少书，码了多少字，而是在生活中是否有某种深入与发现。这才是值得一个写作者去索求的重点。我把这部著作命名为《岁月祠堂》。让我惊奇的是，在把一些采访图片发朋友圈后，不少深圳朋友告诉我深圳其他区的祠堂地点，我都告诉他们，我的计划是一个区一个区地去采访和写作。这部书是专门写光明的，从它开始，我的计划是走遍深圳，把深圳的祠堂一个个写完，它不仅是对祠堂的书写，更是对深圳历史的书写。

所以对这套书的撰写，我只有一个简单目的，那就是告诉所有人，深圳是有历史的。

最后补充一句，目前这部《岁月祠堂》已经在花城出版社完成了排版，责编说将在今年秋天正式出版。我很少在图书出版前进行与广告类似的推广。这篇文字算个例外，因为它是我为深圳撰写的一部专著，是这套计划中的“祠堂系列”书的起点。从今天到明天，是需要我一步一步去完成的路。

来源｜晶报APP

编辑：陈章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