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家应当是生就的，而不应当是造就的。”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这句话好像就在评价秦文君。怀着对生活和孩子的热爱、对童年的念念不忘，一部部美好的作品犹如清澈的溪流，潺湲着从秦文君笔尖蜿蜒而出，叮叮咚咚地淌进每位读者心中。从演绎丰富多彩又让人感慨万分的成长故事“贾里贾梅大系”，到以汶川地震为背景，展现在大灾面前人性的坚强和人间大爱的《云裳》，再到传神而细致地描写留守儿童勇敢跨越心灵鸿沟的《云三彩》……她的小说一向关注现实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妥帖地处理现实与想象的关系。“写作要注意唯一性，写出自己的味道，写出自己的视角，这是打动孩子心灵的关键。”对世界充满无休止求索愿望的秦文君，依着自己对孩子的了解和一颗浓烈又不乏幽默的爱心，“编织”了一个真实、独特而又花香四溢的小说天地。

文学的特质，在于审美地把握事物、把握人生。审美，离不开作者自己的审美方式与审美态度。秦文君便是一位极具审美创造力的作家，她郑重地对待儿童文学的创作，从尊重儿童的立场出发，将美的情怀注入孩子的世界，让孩子在意味隽永的故事里产生共鸣。《幸福课》是秦文君的最新著作，一个炎热而漫长的暑假、一个家境优渥的城市女孩詹妮、一个生长在小镇的女孩云起，故事围绕着三者的“碰撞”展开。情节缓缓地推进，从容不迫，生动地呈现生活点滴中微妙的城乡差异，将承诺与守信的主题融入孩子成长的必修课，帮助孩子理解幸福的真正含义。正如作品中的爸爸所讲：“获得长久的幸福，需要经历一些有难度的事。轻易找到的幸福很潇洒，但不会珍视，往往不持久。努力去成长，善待他人，传承把世界变得更好的信念，这样的人，能拥有真正的幸福。”在秦文君看来，现实世界不是童话王国，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必定会经历误解与曲折、欢笑与眼泪，这个过程中，成人要同孩子站在一边，并深刻意识到，只有给予孩子尊重，他们才会拥有探索世界的力量。

秦文君，1954年生于上海，儿童文学作家，现任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主要作品有：《男生贾里全传》《女生贾梅全传》《宝贝当家》《一个女孩的心灵史》《调皮的日子》《逃逃》《小丫林晓梅》《小香咕系列》和《会跳舞的向日葵》等70多部作品。作品10余次被改编成影视剧，10多篇被收入中小学语文课本。曾获中宣部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全国优秀少儿读物一等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1996年意大利蒙德罗国际文学特别奖等70多种奖项。

把美梦“写”给孩子

著名学者、文学评论家、儿童文学理论家刘绪源曾这样评价秦文君的作品：“在她所精心构筑的艺术氛围中流连忘返的时候，我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了以往捧读大师们的杰作时所常有的那种心境，那种在极端世俗的人世图景中洋溢出高雅和圣洁，在朴素而独到的字里行间读出永恒与深邃的愉悦。”用文字唤起孩子天性中美好的东西，是秦文君一直追求的目标，她用细笔勾画奇妙的成长过程，用真爱丰盈孩子的内心。

《教育家》：相比您之前颇受欢迎的“贾里贾梅”系列作品，在创作背景选择上，《幸福课》为何未涉及校园，而将着墨的重笔放在了家庭呢？

秦文君：这并不是我第一部着重描述家庭生活的作品，在《幸福课》之前，《月光小巷》《云三彩》也都是以描写家庭生活为主。从我发表第一篇作品至今已有40年，这期间的多部作品都在写校园生活。其实对孩子而言，家庭是他们生活时间最久的场所，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永恒的，所以家庭内部的关系、家族的构成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幸福课》的主人公詹妮居住在上海的老洋房里，是典型的中等收入家庭中的小姑娘，父母将其保护得很好，但这个家庭并不是完美的：比如姑姑离婚后，其女儿杳无音信；詹妮父母的关系有些疏离……小镇同龄姑娘云起的到来打破了这个家的平静，詹妮家庭内部的一些问题逐渐凸显，她渐渐了解到“温室”外的各种事情，最终理解了幸福的真谛。

现在很多家庭会过滤掉负面的事情，孩子被过度保护。其实孩子总有一天要走向社会，他们的成长便是从了解真实世界的那一天开始的。

《教育家》：您的部分作品中穿插些许方言，为什么会在作品中使用方言呢？

秦文君：作品中使用方言能恰当展现当地的语言智慧，更好地帮助孩子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而且写方言比听方言、说方言要更简单。我在上海居住了60年，最熟悉的方言就是上海话和浙江话，《幸福课》中展示的就是这两种方言。我曾经在东北生活了8年，《云三彩》运用了一些东北方言。

《云裳》是一部特殊而极具意义的作品，我在其中运用了大量的四川方言。我曾在四川居住过一段时间，比较熟悉四川方言。2008年震后，很多四川孩子的救护工作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承担，那时我结识了一个来自都江堰的小姑娘，她打动人心的故事使我心中埋下了撰写《云裳》的“种子”。作品出版后，很多人问我：“秦老师，您是四川人吗？”听到这话我是开心的，说明我的语言运用能力受到了认可。其实不单单是我，很多作家的语言领悟能力都比较强，恰当运用方言，能充分展现作家的功底。

《教育家》：您曾提到，当下的儿童文学缺少“苦难”，也提到要“感动”今天的儿童。儿童文学中的“苦难”指的是什么？文学应如何“感动”今天的儿童？

秦文君：儿童文学不要刻意渲染苦难，但也不要回避苦难。写给孩子的作品，一定不要包含暴力描写和性爱描写，但应适当反映部分社会的真相。社会生活是丰富的，大部分人、事、物是充满阳光的，但也有灰暗的一面。其实孩子对苦难的描写很感兴趣，他们希望了解他人走出苦难的方式，从而为自己探索世界积蓄力量。作家在描述苦难的时候，应特别注意度的问题，与成人文学要有所区别。

什么样的苦难可以展现给孩子呢？我觉得既包括汶川大地震那种自然灾难，又包括日常生活中的苦难，比如家庭的变故、父母的误解、朋友之间的冲突等。《幸福课》中詹妮的家庭看似非常美好，也存在一些苦难，比如奶奶生病去世后，爷爷独自一人四处寻找外孙女，但是并没有成功。爷爷的晚年是孤独的，他在绝望之际遇到了云起，一个与他外孙女相似的孩子，他被纯真的生命打动，漂泊的心仿佛也有了归处。每个人遇到的苦难是不同的，对待苦难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有的人一辈子困在阴影里，有的人选择走出来，用一种大爱去化解苦难，就像《幸福课》中的爷爷一样。现实生活中，每个家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苦难，人应该拥有直面苦难和生活残缺的勇气，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自身的能量。

用文学“感动”儿童，这里的“感动”指的是共鸣。过去的孩子和今天的孩子在很多方面是相通的，但又有很多方面不同。时代在发展，作家应善于捕捉当今孩子的兴趣点，并用现代的视角写作，这样的故事才有可能使孩子产生共鸣。如果作家一味写自己的经历或者凭空编造一些故事，其实很难打动今天的孩子。

动人的故事是最好的教育育

世界少儿读物联盟有句话这样说道：“阅读的人，他的力量是无法估量的。”秦文君认为，儿童文学承担着“大教育”的重担，文学不会拘泥于教导孩子应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但要将对孩子的教育融入作品的字里行间，促使孩子提高修养。

《教育家》：在对幸福的追寻上，《幸福课》中的不同人物有着不同的理解，您觉得当代家庭在引导孩子树立幸福观上存在哪些问题？

秦文君：家长眼中的幸福大概分为两种。一部分家长认为孩子学习成绩优秀代表幸福，这也暴露了“以分数为王”的评价机制的问题。还有一部分家长认为孩子有美好的物质享受是幸福，殊不知孩子很容易在丰富的物质中迷失自我。

在我看来，如此追求幸福是带有功利色彩的。孩子的生长期是非常漫长的，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会有叛逆行为、盲目尝试行为等。唠叨、讲大道理其实并不能解决孩子的问题，我希望通过讲述一些美好的故事帮助孩子走出迷茫，也希望家长带领孩子开阔视野，给予他们足够的宽容。目前家长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急迫地想一步登天，想让孩子完全按照规划的路线前行。

一次我到学校做讲座，礼堂座位有限，一位教师便给自己的孩子安排了一个“加塞”座位。讲座开始后，教师发现孩子没有坐在其安排的位置上，焦急地返回教室找孩子未果，最后发现孩子原来一直都在礼堂里，不过是和要好的朋友坐在一起了。这位生气的妈妈竟然当着200多名学生的面，给了孩子一记耳光。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妈妈太焦虑了，孩子其实需要一个足够的空间自由生长，他享受成长的过程，就是一种幸福。

由于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很多孩子获取知识的渠道增多了，他们好像什么都了解，但了解得都不深入，这与孩子真实体验太少相关。孩子在体验的同时会遇到问题，并调动智慧解决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会找到自己的价值，从而收获快乐。

《教育家》：近年来，您参与了一些走进校园指导学生阅读的活动，您觉得学生在阅读上普遍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家长和教师应该如何帮助他们？

秦文君：静能生慧，阅读很重要的前提是学会安静。但孩子生活的环境是比较浮躁的，很多孩子专注力不够，没有办法安下心来看书。如果孩子长久不读书，他的语言表达在很大程度上会存在问题，当他无法表达自己内心想法的时候，他可能变得暴躁，交友能力也会随之下降。内心语言表达不畅在孩子身上最直观的体现便是“写作苦恼”。

成人帮助孩子阅读真的是一个世界难题。我有一个日本朋友曾经给我一些启发，他们在社区里找到一个书籍最多的家庭，大家一起到这家朗读。这种氛围对孩子的影响是深远的，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对书的情感。

我也有经验可以分享，女儿小的时候很喜欢听我讲故事，但到了8岁以后，她迷上了看电视，书籍被她丢在一边。怎么办呢？我尝试了很多方法，最后，我用诙谐幽默的笔调创建了一个充满快乐、富有幻想的世界，每天为她讲述故事的开头，在精彩处戛然而止，促使她主动去翻阅书籍，《调皮的日子》就在我们母女的互动中完成了。在引导女儿阅读的路上，我其实也走过弯路、经历过失败，最重要的是我没有放弃，而是一直在寻找适合女儿的阅读方式。带动孩子阅读，方法有很多，比如和孩子一起演绎书中的角色等，一旦养成阅读习惯，孩子会有更多机会读到优质的书籍，成人一定要坚持。

《教育家》：您的文笔极其细腻，对孩子的心理变化把握得非常准确。为使家长和教师走近孩子内心、进一步了解孩子，您有何建议？

秦文君：我曾在《一个女孩的心灵史》这本书里，记录了一个母亲陪伴宝贝女儿成长，向家长展示了孩子认识自我的过程，为家长“发现孩子”提供了路径。书里融入了我的教育观，我想最重要的有三点：

第一，要尊重孩子。成人不要将孩子看作自己的附属品，爱不只有给予这一种表达方式。女儿小时候，我带她去逛超市会准备两个袋子，大的是我的，小的是她的。买东西看似很容易，但也要花钱、搬运，拥有这些生活体验是孩子独立的前提。我希望女儿在各种经历中慢慢长大，而不是被我塑造成我想要的样子。

第二，当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要耐心帮助他。在孩子寻求帮助的时候，有些成人会不耐烦地骂孩子一顿，这时孩子会非常伤心，甚至会怀疑自己，这非常打击孩子的自信心。正确的做法是给孩子提供选择，并为孩子分析不同解决方式的合理性，从而帮助孩子顺利解决问题。

第三，不要存在过度焦虑的心态。有的家长很看重学习成绩，但孩子成绩的提升也有一个过程，很多孩子的成绩是“后来居上”。如果家长一开始就压得特别紧，孩子很容易产生逆反心理，从而失去亲子对话的可能。成人要给予孩子足够的成长空间，教育的格局要大一些。

真情实感推动文学创作发生质变

近年来，儿童文学发展进入快车道，秦文君认为，儿童文学创作者应以此为契机，努力开创儿童阅读新局面。第一届“秦文君儿童文学创新奖”自2020年12月正式启动，该奖项下设“秦文君儿童文学新作奖”以及“秦文君儿童文学新秀奖”。其中，“秦文君儿童文学新秀奖”征稿对象为未满十八周岁的中小学生。

《教育家》：第一届“秦文君儿童文学创新奖”中，“新秀奖”金奖作品之一《情书到底写什么》，作者是12岁的小学生。这篇文章打动您的地方是什么？

秦文君：这篇文章写了一个12岁的小女孩对情书感到好奇，于是到处去问：情书写什么？但是别人也不知道情书的内容。最后，小女孩收到了一封并不标准的情书，于是她更加迷茫了。文章其实代表了当今多数孩子的现状，见多识广但对事物的了解并不深入，展现了十几岁孩子对爱情的懵懂与憧憬，非常真实。同时，写作的手法娴熟，有真挚的情感和一颗敏感可贵的童心。

现在孩子们写作有两极分化的现象，一部分孩子非常会写，就比如获奖的这篇作品，结构合理，情节一波三折，盲评的时候，根本无法判定作者的年龄段，写得很完善。还有一部分孩子习惯于拼凑文章，这里摘抄一点，那里摘抄一点，这样的文章没有情感，也很难出新。

《教育家》：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几代人共同努力壮大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队伍。据您观察，几代创作者的作品风格有何变化？反映出孩子阅读需求的哪些变化？

秦文君：从我经历的儿童文学40年的发展历程来看，可以分为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话语时代，“文革”刚结束时，儿童文学几近荒芜，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些震撼人心的文章。第二个阶段是探索时代，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社会更加开放，更多作家开始尝试新潮的儿童文学，探索性很强，但可读性不高。第三个阶段是趣味时代，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儿童文学作品开始转向儿童本位，注重游戏精神。第四个阶段是多元时代。多元儿童文学分为几种：有文学坚守、艺术坚守的作品，商业大潮冲击下的作品……正因为品种丰富，读者在选择的时候更需要鉴别。未来，我认为中国儿童文学会走向幻想时代，目前我国的幻想作品较为薄弱，我期待优秀的幻想文学作家出现，带动整个行业向前迈进。

几代人创作风格虽然在变化，但经典的作品永远符合孩子们的阅读需求。比如我20多年前写的“贾里贾梅大系”、曹文轩20多年前写的《草房子》，如今依然大受欢迎。此外，创作风格的变化对于阅读能力较强的孩子而言，其实影响不大。对一部分没有阅读习惯、喜欢运用新媒介的孩子而言影响较大，他们会更喜欢读一些迎合兴趣的作品，从这个角度来看，多元时代对不同孩子的发展具有多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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