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娇丽（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第24期

作为“文化目的地”的历史街区

在中国城市化高速发展的进程中，历史街区作为物质及文化双重意义上的“城市遗产”而广受关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旧城改造浪潮中，不少街区销声匿迹，留存下来的街区因老旧的历史建筑、紧凑的空间尺度以及紧密的邻里关联，获得了与传统、怀念往昔之情等相链接的“光韵”。进入21世纪，经历不可持续的大拆大建之后，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大型城市进入存量发展时代，更多地在小尺度、城市“细胞”层面进行常态化、渐进式更新，历史街区虽然仍处于拆旧建新和城市美化运动的夹缝之中，但保护和更新逐渐成为主流话语。不过近年来，我国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更新实践以“经济开发”为主要导向，导致部分历史街区的“景观”价值被无限放大而人文内涵被严重忽视，诸多街区从多元的日常生活场所转变成趋同的文旅消费空间。

从美国城市研究学者莎伦·佐金所著的《裸城：原真性城市场所的死与生》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以纽约为代表的西方城市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更新有着相似的趋势。佐金对此趋势的解释是：对于由时间积淀的历史街区而言，有关街区的起源等历史记忆是重要的城市文化遗产。过去，历史记忆的“原真性”（Authenticity）主要通过生活于街区中的人与空间的互动来传承与传播。随着全球化带来的高速流动以及网络媒体的兴起，有关街区原真性的叙事可以脱离甚至架空具体地点的日常经验，逐渐转化为街区的“形象建构”并构成文化权力，与资本以及政治等力量形成动态联结反作用于街区，促使商户快速迭代。地方特色小店被全球连锁店所替换，历史街区逐渐被改造成以文化创意与消费为主导的“文化目的地”。

不少学者以人文地理学“空间—地方”这组概念对以经济理性为主导的城市更新提出质疑，“在城市作为‘空间’（space）、‘土地’（land）被不断开发、更新的过程中，城市作为‘地方/场所’（place）、‘社会’的属性，它所蕴含的社会主体、历史传承，以及有机的社会及生活等等，遭到粗暴的排斥”。佐金关于“文化目的地”的论述，针对性地指向以提高土地利用经济效益和环境改善为导向的历史街区更新，当街区历史被转译为商业符码、文化遗产被当作商品贩卖，“空间在整体上被降到了物的水平上，商品的水平上”，历史街区逐渐从传承城市历史、承载市民情感的“地方”转变为同质化文化消费的“空间”。佐金特别关注到媒介尤其是网络媒介对历史街区“去地方化”的影响，在她看来，媒介是与街区地点相分离的符号化虚拟空间，线上互动虽然拓展了城市及街区叙事的参与度和影响力，但网络媒介所建构的街区形象不能反映“真实”的街区面貌，也难以与街区的日常经验形成良性关联，反而成为外在于本地生活的力量，打破街区的社会生态平衡、改变街区的权力结构，并导致排挤低阶层居民、稀释本地生活与公共交往等后果。

人文地理学将地方视作“由行事之人建构出来的”并具有情感经验价值的“存在之地”，包含了复杂的社会关系与多重的文化意义。美国学者西蒙以“地方芭蕾”（place-ballet）的概念来描述人与地方的互构关系，地方芭蕾是“身体芭蕾（body-ballet）”与“时空惯例”在特定空间中的融合，“身体芭蕾”是指为支持某个特定任务或目的而被整合的一套姿态和动作，“身体芭蕾”延续一段足够长时间成为一套习惯性身体行为就是“时空惯例”，而落定在某个特殊地理区位的“时空惯例”便是“地方芭蕾”。“地方芭蕾”是一种日常化的参与，其意义是使得“某个地方不需要细腻的和自觉的反思”就能被人们体验到，从而构筑起一个“地方整体”。“地方芭蕾”强调身体经验与日常实践是建构地方的基石，正如佐金所言，基于大众媒介与网络媒介的符号互动背离了这一基石，人与空间难以建立起身体性的、日常的关联，导致的后果便是历史街区的“去地方化”。

地理媒介与历史街区的“再地方化”

澳大利亚传播学者斯科特·麦奎尔以“地理媒介”这一概念凸显媒介与地理、空间的紧密关联，并且指出，以“无处不在”“地理定位”“实时反馈”“多元融合”为主要特征的“地理媒介”不仅可以将我们从特定的本土性中“拔除”出来，以便将我们与其他地方相连，也可以成为人们用新的模式制造本地地点、重构地方性生存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对于历史街区而言，地理媒介的出现意味着佐金所描述的“媒介与地点相分离”情况已发生转变，具体地点的空间实践可就地转化成媒介叙事，话语符号交流也可以嵌入街区空间中的“地方芭蕾”，二者呈现并置交融的状态，也就是说，地理媒介催生出了既是符号化的也是身体性的融合传播实践。那么，这种新型的传播实践如何作用于历史街区的空间再生产？历史街区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笔者以上海市思南路历史街区为田野考察对象，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获取经验材料，结合相关媒体报道、历史档案、政策法规文件等文本，以探究、解析地理媒介所催生的新型传播实践对历史街区的形塑。

（一）思南路街区的“前世今生”。思南路街区源于20世纪20年代“法租界”的第三次扩张，原型为马斯南路的“义品村”，主要建筑类型为小体量的精品花园洋房，是法国近代城市规划和建设经验的集中实践。作为“法租界”的高档住宅区，“义品村”吸引了不少来自江南地区的文人雅士入住。《孽海花》的作者曾朴在20世纪20年代曾居住在思南路上，他与长子曾虚白共同创立的《真美善》杂志及书店，编辑部就设在自己居所——马斯南路115号（现思南路81号）。这一街区与近代中国革命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国共谈判期间，周恩来以私人名义租用马斯南路107号（现思南路73号）作为中共代表团驻上海办事处，对外称“周公馆”，是当时上海社会各界爱国进步人士的集聚地。

在上海城市建设的具体语境中，历史街区的保留、保护与更新，受到城市历史、城市规划、城市社会学等领域研究者们的高度关注，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仅为上海确立不同样态的“历史文化风貌区”提供了主要依据、推动了历史街区保留保护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对具体实践亦有所助力。上海市思南路47-48号街坊“整体性保护”的独特实践，正是由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等领域的一些学者提议并促成。思南路47-48号街坊改造后统称为“思南公馆”，是上海中心城区唯一一个成片保留的花园洋房街区，既保存了多种近代建筑形态，也保留了空间肌理的完整性与开放性。思南公馆高质量地完成了外观和内部细节的修缮与复原、最大限度地保护了物质形态，被认为具有“上海样本”意义，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但也有学者指出，这一街区没能做到“人和房子一起保护”，原有居民全部外迁，“七十二房客”的过往一笔抹除，破坏了街区历史的连贯性。

思南路街区与新天地、田子坊同属上海中心城区，其更新模式既不同于新天地的拆除重建，也不同于田子坊的招商入户、商住混用，而是基于“整体性保护”的理念，保留小尺度街区“窄马路密路网”的空间肌理，回归至“义品村”高档生活文化街区的原初样态。不过，更新后的思南路街区并没有恢复为纯住宅小区，而是在历史建筑遗产基础上重组文化符号，嵌入博览、设计、旅游和休闲等核心功能，是集商业步行街、酒店、企业办公、住宅为一体的综合性街区。

（二）再造思南：地点记忆与场所制造。思南路街区的改造虽然遵照“整体性保护”原则，物质建成环境获得了最大限度的保留，但因为居民搬迁、生活流被人为阻断，街区不可避免地遭遇“去地方化”，其“老洋房群落”的独特风貌常被媒介塑造为视觉奇观，成为被关注的“文化目的地”。随着地理媒介的出现，公众以线上线下贯通的传播实践与空间重新建立起身体性的、日常化的连接，将思南路街区再生产为延续城市记忆、传承城市文化的“地方/场所（place）”。

其一，公众通过对街区历史的实地回溯，激活地点记忆，达成对地方身份的确认，重建与街区的关联。

面对“物是人非”的历史街区，人们总是以一种夹杂着归属感和疏离感的复杂情绪将其塑造成具有物质的、象征的和功能的三重涵义的“记忆场”，记忆场的塑造与记忆实践密不可分，康纳顿以在场与否为标准将记忆实践划分为刻写实践与体化实践[14]，以城市规划学者、历史学家、档案学家、媒体记者等精英群体为主导，以地方志、政策文件、研究论文、纪实影像等为主要形式的刻写实践，构筑起正式的、档案化的“大历史”；贯穿于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个体化实践虽然可以生产出独特的、个性化的记忆文本，但缺乏能见度，难以与刻写实践的文本产生关联与互动。随着地理媒介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在场与不在场的界限已然模糊，文本空间与实体空间之区隔也被打破，普通市民的地点记忆成为街区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017年，思南路街区设立“思南露天博物馆”，借鉴露天博物馆“自我展示”的思路，将建筑物、行道树、空间节点等作为展品，向公众免费开放，游览者可以自由出入。所有的展品都以微信二维码作为标识，微信二维码也是开启由语音、文字、图像合成的“展品叙事”的“密钥”，游客只要拿出手机扫一扫，街区的历史就会以文字、图片、语音等方式并置呈现出来。“思南露天博物馆”不定期举行“素人导览”活动，导览者或是街区居民，或是搬离街区的“原住民”，也可能是工作生活与街区有着密切关联的“编外人员”，他们以不同的主题规划游览路线，带领其他市民和访客、游客，讲解街区作为曾经的“义品村”以及黄浦与卢湾合并之前的“老卢湾”的历史，并由此续写街区的“新历史”。此外，参与者还可以通过微信朋友圈即时分享体验，引发评论、转发等“在场”与“不在场”的交互叙事。导览者可以自由设计路线、选编“展品叙事”，参与者可随时加入，多重叙事既在现场交汇，也同步留下轨迹与档案，形成可编辑的超链接文本，持续地挖掘街区历史、书写地点记忆。

由二维码串联而成的“移动博物馆”，将历史记忆重新注入街区空间，公众通过“素人导览”等基于地点的记忆实践，重建时空、重塑历史，这也正是思南露天博物馆的理念：“我们继承历史的方式，就是和你们一起创造历史”。地理媒介的出现，促使历史街区跳出消费主义与建筑文物的窠臼，在承继历史、承载记忆的同时，拓展与公众互动的向度，成为正在进行时的“超历史”街区。

其二，公众通过具身性的公共文化实践，为特定场域赋予独特的历史文化意义，重塑城市传统、延续城市文脉。

2014年2月至今，思南公馆长期承办一个由上海作协主办的公共阅读活动——“思南读书会”，每期邀请两到三名国内外作家、文学评论家，就某本书、某个主题展开对谈，与读者进行交流。常态化的读书会逐渐积累了一批忠实的读者，他们自称“思南读书一家人”，以创办《思南读者札记》电子杂志等方式深度参与读书会，经由社交网络与媒体报道的双向互动而逐渐“出圈”，成为沪上小有名气的“思南读者群”。在读者心目中，曾氏父子组织的“真美善文学沙龙”是“思南读书会”的“前曲”，“文学沙龙”赋予思南路独特的“文学品质”，“思南读书会”承继“文学沙龙”的海派文化基因，沿袭“来者自来，去者自去”的开放性传统，彰显上海这座城市异质、多元、包容的地方文化精神。奈保尔、莫言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龚古尔文学奖得主蕾拉·斯利马尼、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等海内外作家先后走进思南读书会，“思南读书会”的读者通过集体阅读与公共交往，拥有了一种别样的与世界连接的方式。

“思南读书会”等常态化公共文化活动将读者带入一个具体地理空间——复兴中路505号，空间也是可阅读的文本：门口挂有“思南露天博物馆”展品二维码，手机微信“扫一扫”即跳出建筑物的历史以及思南读书会等公共文化活动的简介。读书会放置于特定空间的历史文脉之中，被赋予了双重意义：既是一种公共文化实践，也是传承城市文化精神的表征。传播学者孙玮认为，以“思南读书会”为代表的集体阅读活动通过各种媒介方式将与城市有关的象征素材（如建筑、地点、历史、文化、记忆）都融合在了一起，创造了一种“身体在场的城市文化仪式”，这一感官融合的具身实践反转了“读”与“写”的关系，公众以此获得城市主体的地位。此外，复兴中路505号还是“上海文学地图朗读接龙”和“全球文学十二时区”等城市及全球文化事件的“现场”。常态化与仪式化的公共文化活动共同将复兴中路505号形塑为具有高象征性的特定地点——“思南文学之家”。随着“思南读书会”等系列公共文化活动影响力的扩大，思南路街区成为上海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新样本。

从“文化目的地”到“文化枢纽”

地理媒介正在消弭虚拟空间与物理空间的界限，由移动媒介嵌入地理空间引发的新型传播实践随处可见，公众借助“思南露天博物馆”的定位叙事与移动导览，解读街区历史、延续地方记忆；并以“思南读书会”等“身体在场的城市文化仪式”延续海派文化基因，重塑开放的交流场所、共享的文化空间，消解消费主义对历史街区的侵蚀，促使街区跳出景观化“文化目的地”的逻辑，逐步演变为融入市民日常生活、嵌入城市文化网络的“文化枢纽”，达成“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保护传统风貌的完整性和保持街区生活功能的延续性”的平衡。

当“微更新”成为城市规划与建设的主导方向、技术革新促发公众成为城市的设计者，历史街区作为城市遗产与城市生活的基本单元，在“新”与“旧”的动态交织之中被重新激活，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城市空间的连通性与共享性，也有助于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延展。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新基建”“智慧城市”“数字社区”等理念正在付诸实践，媒介技术全面渗透城市物质网络之中，物理空间与数据空间的融合趋势已引发城市空间的结构性调整和重组。我们应当立足于历史街区的“社会开发”，关注公众的日常交往实践，进一步挖掘数字技术重构城市空间、重组社会关系的潜能。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曾娇丽.地理媒介与历史街区的“再地方化”——基于上海市思南路历史街区的考察[J].青年记者,2023(24):74-76+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