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侯军

（一）

元月2日，夤夜时分，临睡前习惯于刷一刷朋友圈。忽然，一行小字刺入眼帘：“孙犁是他的全部月光——纪念孙犁研究专家刘宗武先生”，感觉异样，急忙点开细看，不禁愕然——文中赫然写明：“著名孙犁研究专家、原天津市孙犁研究会秘书长刘宗武先生因患脑梗抢救无效，于2022年12月31日上午去世，享年87岁。”

刘宗武先生

怎么可能？就在几天前，刘老师还给我发来微信，评点我的一篇“重读孙犁”系列随笔，有冇搞错？

一时间，呆坐床前，无语有泪。北望窗外，暗夜无垠，星河隐没，灯光尽熄。在无尽的黝黯中，唯有手机屏幕的那一点幽光，闪现着被迷蒙浊泪遮蔽得模糊不清的一行冷冰冰的文字——刘宗武先生驾鹤去矣，这是真的，此前毫无迹象，去后无踪无痕，就这样悄然离去了！

凭窗北望，我在想：刘老师带着无数真知灼见，是去往天国，与等在那里的孙犁先生，畅叙别情了！

（二）

我与刘宗武先生，相识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忘记是在什么场合相遇的，总之，是一见投缘，遂与订交。三十多年来，若论对我坚持业余从事孙犁研究，支持最多、理解最深的学者，当首推刘宗武先生。因此，我对他一直执弟子之礼，并将其引为在孙犁研究方面的同道。

刘老师跟孙犁先生一样，不习惯打电话，有事喜欢写信。我的“青鸟之巢”里，经常会有他的“青鸟”光顾，从天津到深圳再到北京，一路相伴，从未间断。他每每编出新书，总是第一时间寄我，并附一便签，那一笔倚斜见棱的钢笔字，个性是如此鲜明，一望可知作者的爽直耿介之个性。

当然，我们交流最多的还是孙犁先生的近况，这是我们书信往还的“固定”主题。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南下深圳，他在信中总要详述他近来见到孙老的情形：近来精神不错，近来有点烦躁，近来吃不下东西，近来不愿意讲话……有一次，刘宗武先生信中说：孙犁先生，真是老了——我从他的中年看着他一步一步地走到老年，一直还不觉得他是老人，头脑那么清晰，反应那么灵敏，文章写得那么精彩……可是，现在真是老人了——他刚刚宣布封笔，是真的封笔了！

看得出，刘老师笔下流露出的那种无奈那种惋惜，我甚至从信笺背后依稀看见他的表情，听见他那带有浓重山东口音的低语…

大约又过了一个多月吧，忽然又收到刘老师的一封信，里边附着两张复印纸，纸上是歪歪斜斜，显然是随手写下的一些人名和地名——刘老师在信中告诉我，孙老封笔以后，虽不再写文章了，但是手边如果有笔纸，他还会信笔写字，多是一些人名。这是此时此刻，孙犁内心唯一外露的笔痕，可能对解读他晚年的心态，有些用处。我利用便利，从他那里带出几张，特意复印给你，或许，你将来研究孙犁时，会用得着……

收到这份馈赠，我的眼角湿润了：一为孙犁先生封笔而叹惋，二为刘宗武先生对我的这份期许和真情而感动。世间真情，有手足相亲，有同袍相护，有知音相惜，有挚友相携，而在我看来，唯有同道相重，其情感浓度和纯度最高，杂质亦最少，故而岁月的耐久力最强。这是因为，同道之间，无半点功利因子，杂糅其间；亦无任何外界侵扰，断其根脉。杂言碎语，无间其诚；岁月烟尘，无损其色。因此，我历来最看重“同道之谊”——而刘宗武先生，无疑是我在孙犁研究领域一位真诚可敬的师长兼同道！

（三）

记得2002年孙犁先生逝世之时，刘宗武先生作为治丧事务的操办人员之一，专门给远在深圳的我发来一份讣告。几乎同时，天津日报也发来一份。然而，我当时正忙于刚刚创刊的《深圳都市报》，杂务缠身，无法亲临送别。刘老师很体谅我的境遇，特意打来电话安慰。当我谈及送花圈及代为致祭的想法，刘老师当即慨然应允，表示会亲自办理。丧仪过后，他给我寄来写有我名字在现场摆放的花圈照片…

如此细心周到，如此设身处地，令我在感激的同时，更真切地体悟到：此非同道者，无以为之也！

还记得十几年前，有一次刘老师带着夫人来南方旅游。我知道对年逾七旬的老人来说，这次出行很不容易。因此，在他们来到深圳时，我和李瑾尽量安排得周到一些。这本是理所当然之事。事实上，自我南来，迎来送往所接待的天津老乡，多得无法计数，但刘老师对我们的这次接待，却始终念念不忘。直到2014年秋天，当《集印为诗》在天津展出时，刘老师应邀参加为展览所举办的理论研讨会时，他还专门讲到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那天，刘老师是作为学术界嘉宾，莅临开幕式并参加研讨会的。他的发言，天津的朋友根据录音整理出来了，其中谈到我们二人多年的交往，令与会的诸多艺术界同仁深受触动，也令我十分感动。如今，为追忆刘宗武先生的嘉言懿德，我也不避自炫之嫌，在此摘录一段他的发言实录——倏然之间，他那动情讲述的音容，又浮现在眼前。他讲道：

“下面在座的都是书法界、篆刻界、绘画界的行家，我是外行，我说的可能都是外行话。我和侯军先生认识二十多年了，所以我讲的内容，大部分和侯军有关。

从侯军离开天津到南方以后，我们就一直有书信来往。侯军的信每次都是毛笔字，拿过来一看就是一件艺术品，非常清秀。所以我把他的书信大部分都保留着，不时拿出来欣赏一下。

说到侯军的为人，我要说两点：一是特别谦虚，我们不是师生关系，但每次在书信里，都叫我老师，落款是学生。我在大学工作二十多年，学生也不少，也有不少有成就的，当省委书记的也有。但像侯军这样尊敬老师的，还真没有，所以你称我为老师，我感到骄傲，太荣幸了！

二是非常热情。有一年我和老伴去香港玩了几天，回来时在深圳停一站，侯军和他爱人非留我们多住几天不可，全都安排好了。可是我们在港澳玩了七八天，很累了，我就想早点回津。让我没想到的是，他们知道我的情况后，立即给我们买好票，让我们回来了，这让我非常感动。连我的老伴都说，你的朋友这么对待你，我都没有见过！

我和侯军有共同语言，特别谈得来，经常有交流。其中说得最多的，就是孙犁先生。孙先生对侯军是非常喜欢的。他去了南方以后，每次回天津都要到孙先生家里拜访。今天，我看了侯军的这次展览，我就想，要是早弄十几年，孙犁先生肯定是非常高兴的……”（引文见《集印为诗》，线装书局2016年出版，第167-168页）

声犹在耳，斯人远行。当年，刘老师为孙老未见我的展览而遗憾；如今，我又将为刘老未见我的新书而遗憾矣！

（四）

写作《报人孙犁》一书，是我三十多年前就与孙犁先生多次谈到的话题。当孙老仙逝后，这个选题就化为我对孙犁先生的一个承诺了。以前，一直身在报海，心无旁骛，故而未能动笔。自退休返京之后，我决定重拾此题，以酬夙愿。在这一动念实施之前，我和李瑾专门去了一趟天津，主要是想拜访两个对我写作此书至关重要的人物，一位是孙犁先生的女儿孙晓玲大姐，一位就是刘宗武先生。

不巧的是，当时孙晓玲大姐身体不适，我就约请了她的女儿张璇和儿子张帆——他们都已成长为媒体专才了，可谓薪火传人。我们就写书事宜，作了深度沟通。翌日，刘宗武先生则在家中，与我们热情而深入地交谈了两个多小时。我就此书的架构、主旨和写法，向刘老师作了详尽的汇报。他对我的大部分想法都表示认同，但也就一两个提法，与我进行了论证和切磋。这种纯学术的交流，对我而言是求之不得，也是异常珍贵的。当今之世，真诚论道者，如凤毛麟角；虚与委蛇者，则比比皆是。在择定一个颇具挑战性的选题时，能遇到既学识渊博，又诚笃率真的诘问者，往往比单纯的鼓励和赞誉，更具砥砺和启迪之功用，因而弥足珍贵——刘宗武老师恰恰是这样一个诘问者和引导者。我之所以闻知噩耗，顿感痛失同道的切肤之痛，原因即在于此也！

彼时与刘老师尽兴畅谈，见他精神矍铄，谈笑风生，我们都深感欣慰：八十五岁的老人，能有如此硬朗的身板，真让我等羡慕。看着他的家中，书报堆叠，箧盈架满，甚至阻塞通道，堆满座椅，几无容身之地——我们的来访，肯定是老人家把原先堆满的书籍资料，临时移往他处，才腾出两个位子，供我们安坐。我问刘老师，您这么大年纪了，每天还这么忙啊？他笑道：“事情太多，总也忙不完——我现在是把忙当养生啦！”言罢，朗声大笑！

从他家出来，我对李瑾说，这些年，“孙犁热”持续升温，刘老师只会越来越忙了。但愿他这么忙着，精神总是愉悦的，手脚总是运动着，倒真的能起到养生的作用呢！

（五）

回想至此，不禁扼腕而叹：刘老师的“以忙养生”论，最终并未给他带来更多的时间——八十七岁，固然也算是长寿了，可相较于他那些未竟事业，还是走得太匆忙了…

本来，我还想在《报人孙犁》全书完稿后，恭请刘老师给此书写篇序言，哪怕题个词、写几句赠言也好啊！如今，这个愿望已成“梦幻泡影”了。我只能将这本小书，作为献给孙犁先生和刘宗武先生，这两位恩师灵前的一份微薄祭礼了…

2021年3月17日，我在刘宗武家中与其合影留念。

元月3日凌晨，我在朋友圈转发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那条讣闻。同时，也把我在转发时写的一段话，转发给孙昕晨先生。此时，子时已过，万籁俱寂。我没想到，转天清晨，孙昕晨先生又给我转来一帖，其文曰：侯总，我从微信中找到一段与刘先生的对话，他提到了你们夫妇——“我是很钦佩侯军先生的。他与夫人女儿的艺术活动，在国内是很罕见的。所以，比较多的来往……现在喜爱孙犁作品的读者很多，我也很愿意与他们交流阅读心得和研究成果……”

读到这段由远方友人“转述”的刘宗武先生的珍贵话语，我再次泪目了——友朋之间，当面赞誉你的，或许含有“溢美”的成分；而在背后对素不相识的人赞誉你的，方为足金足赤的金玉良言——刘宗武先生之于我这个晚辈，堪称此类。今得孙昕晨先生所转述者，正可作为一个明证！

痛别良师，悲已难持；痛失同道，情何以堪——刘宗武老师，晚生不忍为你送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