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仁山，唐山丰南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并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白洋淀上》《日头》《麦河》《唐山大地震》《天高地厚》《金谷银山》等，中短篇小说《大雪无乡》《红旱船》《九月还乡》，长篇纪实文学《感天动地》《太行沃土》等，出版十卷本《关仁山文集》，达千余万字。作品曾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中宣部第十一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第九届庄重文文学奖，及香港《亚洲周刊》华人小说比赛冠军等。长篇小说《麦河》入选2010年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日头》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14年度小说排行榜。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韩、日等文字，多部作品分别被改编拍摄成《天高地厚》《御姐归来》等电视剧和话剧、舞台剧上映。
关仁山至今念念不忘的事情是唐山大地震，他被埋在废墟里三个多小时，母亲为了保护他，右眼被摘除，母爱和生死体验，让他对生命有了深层理解。2017年雄安新区横空出世，关仁山受到鼓舞和震撼，觉得不做艺术抒写会是天大的遗憾，于是赶紧去白洋淀体验生活。很快，白洋淀的大美攫住了他的灵魂，风土人情自然而然地流露于笔端。三卷本、近两百万字的《白洋淀上》，描写了雄安新区这片土地的前世今生，塑造了具有家国情怀的乡村新人的形象。其实在此之前，关仁山已经写出了《日头》《麦河》《天高地厚》《金谷银山》等长篇小说，几乎都是写农村变革的。他觉得农民可以不关心文学，文学万万不能不关心农民的生存。关仁山表示：“我爱农民和土地，这份爱转化成了作家的责任，有了这份责任便产生了源源不断的创作激情。”
一、我是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中国作家里可能仅我一人。
青年报：你曾经就没有想过起一个笔名吗？你的名字，尤其是中间的“仁”字，对你有没有产生影响？
关仁山：当初写作的时候，曾经想起个笔名，不知道能不能写出来，所以就用了原名。母亲说我这个名字是爷爷给起的，你提到了“仁”字，是希望我对人亲善、仁爱，希望仁义和善永远伴随，所以我性格里有尊崇“仁义”之道。厚德载仁，仁者乐山，“仁”对生活和创作确实有着影响，作家怀有仁爱之心多么珍贵。感谢命运给了我性格中的仁义，让我平静地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生活和创作。
青年报：你是河北省唐山人，你能简单介绍一下你的故乡吗？请问一下，如今故乡还有哪些令你念念不忘的人和事？
关仁山：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热爱着故乡。是的，我们怀着赤子之心热爱唐山。我出生在故乡唐山丰南县，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如果说念念不忘的事，还是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我是这场灾难的幸存者，地震时候埋在唐坊镇的废墟里三个多小时，天亮时候被邻居扒了出来，这种感受终生难忘。中国作家里有这种经历的可能仅我一人。灾难到来之前，据说有一道蓝色的地光，后半夜三点多钟，母亲刚刚从外面看鸡回来，看见地光和雷鸣电闪的样子，以为要下雨了，就赶紧进屋。还用毛巾擦了擦我额头上的汗珠，我没有醒，是地震给我摇醒的。大地处于一种强烈的痉挛中，先是猛猛地跳几下，然后又左右摇晃着，我听到一种从没听过的撕裂声。“哐哐”，时间很短，只见墙上的水泥片生硬地砸在我的身上、脸上。母亲和姑姑喊着：“坏啦！”母亲护着我的身子，有一块砖砸在母亲的右眼旁，马上就流了血。母亲不顾自己，使劲儿护着我，把我搂在怀里……我们被埋住了，但有一个小小的空间。天亮的时候，邻居们纷纷赶来了，很快就扒出了我们，我没有受伤，可母亲的腿和眼窝在流血。母亲的右眼摘除了，母亲是为了保护我才伤了眼睛。这种母爱和我们共同经历的生死体验，让我对生命有了深层理解。
青年报：我查了一下资料，发现唐山的文化名人特别多。我想问的是，你的文学理想是这些人培养起来的吗？
关仁山：我的文学理想是在故乡培育出来的，特别得到了管桦老师的直接帮助，至今难忘。
1990年春天，北京老作家管桦老师回故乡，我有幸跟管桦老师见面了。当时还有管老的爱人李婉阿姨和他的儿子鲍河扬。鲍河扬很有思想，给我讲了好多尼采等国外哲学家的理论，给我推荐了十二本好书，还将老作家冯至的一段话抄写在笔记本上送给了我：“真实的造化之工都在平凡的原野上，一棵树的姿态，一株草的生长，一只鸟的飞翔，这里包含无限永恒的美。所谓探奇访胜，不过是人的一种好奇心……我爱树下水滨明心见性的思想者，却不爱访奇探胜的奇士。”这句话我反复琢磨，成为我由通俗文学转向纯文学的朴素而深刻的理论支柱。我深深感激我文学创作的引路人。
l989年，我的故乡有一片海湾，叫黑沿子，我主动要求到那里的小渔村涧河挂职副村长深入生活。在村里，我跟渔民出海打鱼。海能养育生命，海同样能养育文学。渤海湾的一隅，我起名为“雪莲湾”，我在这块黑坦坦、雾蒙蒙的地方留下了一串足迹。1990年冬天，我创作了雪莲湾系列第一个短篇小说《苦雪》，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1991年第二期，并获得了当年《人民文学》杂志优秀小说奖。管桦老师专门为我的另一个中篇小说《太阳滩》写过评论文章《源于生活的艺术》。
海里啥都有，有鱼，有虾，有蟹，海里也有我的小说《落魂天》《红旱船》《蓝脉》《太极地》《醉鼓》。雪莲湾是一个有特殊历史、民俗风情的地方，这里的一切都成为我写作的载体，载动我的小小思索，走着这样寂寞的路程。我发现，海浪就是一条纤细而又刚强的白线，雪一样的白，穿过无限的时空，比生命长久，越过历史和传统把我的欲望与激情、希望与梦想以及忧患和悲伤结合在一起了，自由的大海使人的精神自由。
青年报：你一直生活在京津冀地区，有没有向往过其他的地方？现在是一个大移民时代，很多人都有着城市化进程中的漂泊感，你有没有那种情绪？很多人已经找不到自己出生的地方，生养你的那个地方现状如何？
关仁山：我生在唐山丰南县谷庄子村，居住在北京，工作在石家庄，所以说游走在京津冀地区是合适的。城市飞速变化，农民融不进城市又回不了故乡，这种漂泊感农民工身上有，我们也同样有。生我养我的村庄还在，经常回去，乡村振兴政策落地后有了一些变化。乡里开发了大旅游，也惠及我们村。清朝洋务运动时挖的一条煤河从村头经过，乡里引资重新修整煤河，变成了一条旅游河道，水上快艇、农家乐、垂钓园都有了。
我回望故乡时，故乡也在望着我。对于搞文学创作的人，故乡就是他思想和精神的源头。我十岁那年，喜欢钻草稞子玩耍。蒿草高高的，没了大人的腰，我钻进去就没影了。母亲是种地能手，当过县里的劳动模范。听见母亲喊我，就从蒿草丛里钻出来。有一次，母亲领着一位手执竹竿的盲人，我一眼就认出是唱乐亭大鼓的。这位盲人怀里抱着麦穗，他给我算了一卦，说我长大“吃笔墨饭”。说完，母亲给了他一些黄豆和鸡蛋，盲人给了我一根麦穗儿。我有些不解，险些把麦穗儿扔掉。
我以故乡滦河为背景的小说《麦河》里，对小麦文化进行了挖掘。当时并不知道，这就开始了对麦子的崇拜。对麦子的崇拜，也就是对土地的崇拜。我记得家乡过去有一座土地庙，乡亲们把土地神叫“连安”。连安虽小，“管”的事挺多，庄稼生产，婚丧嫁娶，生儿育女，每天都忙忙活活。传说连安有着非凡的神力，他手里有一个“麦穗儿”。他想去哪里，把“麦穗儿”往两腿间一夹，就像鹰一样飞去了。举个例证吧，有一年大旱，人们到土地庙祈雨，一道白光闪过，连安手里“麦穗儿”一挥，滂沱大雨就落下来了。这些传说，更加印证了小麦和土地的神奇。连安手里的“麦穗儿”，表达出对小麦的热爱，对善的呵护，对恶的惩罚。人只有脚踩大地，才会力大无穷。我塑造的农民才能找到力量的根基。
二、白洋淀真是太美了，它的容颜攫住了我的灵魂。
青年报：你1981年从昌黎师范学校毕业后，当过小学语文教师、乡文化站站长和县志办公室干部。你能不能举例说明，这些经历对你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什么影响？
关仁山：1981年10月，我师范毕业后，就回到老家的唐坊镇小学教书。地震后的小学建设得很漂亮。我在小学教书时写了一篇散文《亮晶晶的雨丝》，在《唐山劳动日报》上发表了。严格说来，这才是我真正的处女作。皆因这篇小作，我走出了校园。有人说文学是改变命运的。在我身边那么多文学爱好者都换了工作，我不想用文学去换什么，还是处于从心底的热爱。1982年的阳春三月，我被调到唐坊工委文化站当了站长，是煤河旁的一座古镇。父亲在这里当工委副书记。我想进县城，求父亲托人，但父亲不愿我离开小镇。还是因了这篇小作，我被当时的县委办公室主任看中，抽调我到县城做县志和党史征集工作。我在县志办公室工作时，到处奔波、采访、收集资料，没承想为我后来的文学创作铺了一条通路。历史和民俗都进入了我单纯的视野，使我深感这方土地的厚重和风情。我认识了唐山市群艺馆的杨帆里老师之后，开始了通俗小说创作。先是与杨老师合写了一部长篇历史通俗小说《胭脂稻传奇》，后来一鼓作气写了几年中篇侦破、社会传奇一类的通俗之作，大概有两百万字。如今回想起来，我觉得通俗小说写作，也不能说是走弯路，锻炼了我的写作速度和想象力。
青年报：我们赶紧来说说你最近的力作《白洋淀上》，你怎么想着要写雄安新区的？
关仁山：三卷本《白洋淀上》原稿是160万字，出版时删减到117万字。2017年4月1日，雄安新区横空出世，我是受到鼓舞和震撼的。首先写了一篇散文《仰望雄安》，在《中国作家》杂志发表。我对雄安的认识有个过程，再次到白洋淀采风，雄安作协诗人阿民带我去了白洋淀的纯水村王家寨。连续住了几天，忽然有了写作长卷小说的想法。当时我想，这个“国家战略、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落户河北白洋淀，是千载难逢的好机遇，如果不做艺术抒写会是天大的遗憾，河北作家不能缺席。水有灵魂，人有风骨，要真正写好白洋淀，必须熟悉白洋淀的百年历史，没有历史感的纵深，是写不好今天乡村的意义，更把握不好城市的未来。我在王家寨和雄安三县深入采访期间，读三县的县志，查阅历史资料。我在等待新区规划的时候，先创作了小说《白洋淀上前传》，当大规模的雄安建设铺开后，我继续投入那里的生活，写人，写人的命运，写新时代错综复杂的人的关系。乡土文学关联着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见证着社会生活的沧桑巨变，形成了独特的审美传统，打破传统乡土文学的书写，以独有的眼光发现新的生命哲思，走出一条属于新时代的艺术创新之路。因为我们作家的劳动成果，不仅要接受当代眼光的评估，还要经受历史眼光的审视。
青年报：《白洋淀上》是以渔民王永泰和他三个儿子王决心、杨义成和王德为核心展开的命运故事，重点描绘了王决心从一个打鱼人成长为央企工匠，妻子乔麦从养鸭女成长为具有家国情怀的乡村新人。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故事原型，或者说是人物基础？
关仁山：因为《白洋淀上前传》已经写完，雄安规划已经结束，后三卷是对现实生活的创作，时间点选在2017年4月1日雄安新区成立到2022年五年跨度，雄安建设恰好与乡村振兴政策落地叠加，是人物命运展开的催化剂。人物选定了“前传”主人公铃铛老人的儿子王永泰一家，王永泰的儿子王决心是一号人物，他是有原型的。他的原型就是王家寨的渔民，后来到雄安工地打工，被中铁建招收当了组长，还有一位农民在高铁站搞炼电焊，成为正式的央企工匠。两个渔民的故事合并了。另一个人物杨义成，他为什么姓杨？因为他小时候白洋淀发大水，抱着树木漂流到了雄县码头，被吹笙的杨三笙营救，过继给了雄安的杨家。
乔麦是小说女一号，在雄安没有原型，人物的胚胎在保定博野县，她是养鸭出身，婚变之后走出王家寨，在千年秀林与腰里硬的斗争，在萍河流转土地中与各种势力的较量，在粮站为农民卖粮的义举，靠个人魅力吸引来了科技专家，最后又将成果献给国家。这样的思想感情历程，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新农人的诞生。有的专家说，正是作家用自己整个的心灵和爱，给予他所创作的人物形象以生命，以感染人的力量。
青年报：你的老家唐山丰南到雄安还有几百公里，风土人情还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你的作品中，白洋淀水乡生活气息浓郁，景色描写也十分传神，洋溢着诗情画意之美。你是怎么融于这片土地的，或者说你是怎么把握这片土地的气息的？
关仁山：白洋淀在雄安新区成立前，属于保定的三个县，雄县、安新县和容城县，确实距离我的故乡很远。但是，我过去经常去白洋淀搞文学活动。白洋淀是水和花的世界，也是我梦中的天堂。小学的时候，读了孙犁的文章以后，我就做梦了，梦乡里几乎被浩渺的烟波、如雪的芦荡、欢蹦的鱼虾溢满，我乘坐一叶小舟顺风而行，船下浮水一线分开，犹如盛开的荷花，让人浑身清爽。醒来后还沉浸在美妙的梦境中。我知道，自己孩提时代对白洋淀就心驰神往，与白洋淀便有了一个美丽的约定。后来去体验生活，我们坐在一条木船上，穿行于纵横交错的芦苇丛中，但见绿水碧波，清亮得能够照见人影；洁白的芦花，像下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白得夺人眼目，白得摄人心魄……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水好，荷美，景更好，人更美”的赞誉，它的容颜攫住了我的灵魂。在王家寨和荷花大观园，听到的是鸟语，闻到的是花香，看到的是明净，感受到的是清凉，真是一个充满诗意的世界。真正走近了，这里的美景和风土人情就自然流露笔端了。
青年报：你这些年创作一部部长篇力作，比如《日头》《麦河》《唐山大地震》《天高地厚》《金谷银山》等。你觉得《白洋淀上》有哪些超越和不同？我们可以看出，你对这片土地一直充满着热爱，你是如何保持这种创作激情和对生活的新鲜感的？
关仁山：我的中短篇小说，一直书写海湾和农村，后来很少写中短篇了，集中精力写长篇，比如你前面提到的几部。除了《唐山大地震》，几乎都是书写农村变革的，偏重塑造新的农民艺术形象。我在小说《天高地厚》后记中有一句话，“农民可以不关心文学，文学万万不能不关心农民的生存。”我们应该向农民学习，永远做人民的学生。故事可以虚构，但是我们的感情不能虚构。所以要去亲身体验，注重内心的感受和情绪上的变化，关心他们悲苦，分享农民的幸福。在土地上反复耕耘，在创作中不断调整自己，就要在提高文学性，增强艺术感染力上下功夫，真实地记录、艺术表现新时代的山乡巨变。我爱农民和土地，这份爱转化成了作家的责任，有了这份责任便产生了源源不断的创作激情。
三、我爱农民和土地，这份爱化作源源不断的创作激情。
青年报：你以《感天动地——从唐山到汶川》获得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唐山和汶川，两地相隔2000公里，地震发生时间相隔三十二年，你把两者联系在一起去写，真实的意图是什么？
关仁山：《感天动地》本来不是写两地跨度的，是直接写汶川地震的报告文学，但是，我到了灾区见到救灾的唐山人，被他们的英勇义举感动，感受到一股燕赵侠风。我想出版社之所以约我去写这部书，因为我是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不如把两场大地震以联系、对比的方式来写，就有了厚度，可以共同反思灾难，还能看出时代的变迁，从变迁折射出时代的进步。这样也许会产生不一样的艺术效果。
青年报：我看过改编的电视剧《唐山绝恋》，灾难是残酷无情的，而你写得特别感人，揭示了人性的温暖。我想问的是，温暖或者说是爱，对于文学的意义是什么？
关仁山：这是一部纪实性的长篇小说，记得是当年电影《泰坦尼克号》热映，陕西一家影视公司通过著名作家杨争光找到我，希望将唐山大地震写成一部电视剧。我邀请唐山作家王家惠一起，开始做这个剧本。二稿剧本写好再修改，我就将其改成了长篇小说。
人间呼唤真情，大爱和温暖弥足珍贵，电影里的故事是从唐山采访来的，确实有点像《泰坦尼克号》的生死恋情。这种美好的爱情永远动人。如果说文学上的意义，还是人类在灾难面前，对人的灵魂和良知的勘探，表现人心灵的高贵。人把宝贵的生的希望留给别人，爱情在巨灾的考验下艰难地守住纯真，同时也揭示大自然的变化莫测和人类对命运抗争的英雄主义精神。
青年报：其实你的很多小说都被改编成了影视剧，这些影视剧都特别火，你觉得这是小说本身的功劳还是影视改编的功劳？你觉得小说的改编给你带来了什么？
关仁山：只有《唐山绝恋》是由剧本变成了小说。其余，都是小说或报告文学改编的电影或电视连续剧。我参与编剧的电影《亲兄弟》是由我的长篇报告文学《执政基石》改编的，正规的院线电影，获得过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九月还乡》和《天高地厚》都是由同名小说改编，连续剧《家大业大》根据长篇小说《麦河》改编。
现在提倡文学“破圈”，影视改编成为一个潮流，我认为小说应该借助影视提高影响力，影视反过来带动图书销售，小说为影视提供鲜活的人物和故事，为影视的成功打下坚实基础。比如电视剧《人世间》《平凡的世界》和《繁花》的成功改编。娱乐至上的时代，小说面临生存困境。我的作品改编影视不少，但是爆款的不多，所以希望《白洋淀上》的电视剧改编取得突破。
青年报：说实话，我特别佩服你。鲁迅文学奖、全国骏马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图书奖、庄重文文学奖，现在仅仅剩下茅盾文学奖了。我记得，你的《天高地厚》《麦河》分别入围了第六届、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回过头来看看，对于评奖和获奖，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关仁山：有一个说法，体育靠比赛，文学靠评奖。作家的作品如果获奖，说明是专家和读者的认可，是一种荣誉，得奖当然高兴。不得奖，也不要气馁，更不要失落，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作家对待奖项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同时更好地反思和矫正创作上的问题。我感觉创作是非常庄严的事业，面对火热的现实生活，面对广大读者，没有丢掉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全身心地投入创作。我感觉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作家，如果还有好的体力，多读书，多到基层体验生活，永葆创作激情最为重要，现在正在创作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滹沱河上》和《活泉》，创作过程依然是激动的，快乐的。
青年报：现在的年轻人都沉迷于网络，乐于碎片化的轻松的阅读。你觉得读书对年轻人的人生有何影响？
关仁山：我们说阅读环境，也就是文学的生存环境。我们现在实用性、消遣性的阅读太多，真正心灵的阅读比较少。人与世界，人与人，常常被置换为人与数量繁多而格调单一的图像时代接触。图像让人失去了拷问、私语和默然会心的机会。语言的美感和沉重感从人的感知中淡出，世界被最大程度地抽象和简化，这是文学衰落的原因之一。我们谈科学发展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着自然生态危机，但很少有人关注文化生态危机。在图像化、视频化的时代，对于作家来说，存在的勇气就是写作的勇气，而写作的勇气和精神资源来自哪里？对于青年人来说，应该培养深度阅读的兴趣。
青年报：你业余生活是怎么样的？还有其他的兴趣爱好吗？
关仁山：我的爱好是写书法和画画。写作写累了，就铺好宣纸写书法，画一些国画。书画与文学是同源的，这是我多年的业余爱好，然后是走路或跑步。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