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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合界:参与式新闻价值悖论刍议

日期: 来源:青年记者收集编辑:青年记者

 作者:赵明慧(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李明伟(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第5期

近年来,在社会重大事件中,诸多公众拿起手机可以就地制作、上传与传播信息,推动事件的迅速引爆,留下新闻线索由专业媒体确认与跟进。但参与式新闻也极易出现失真夸大的失范危机,导致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谣言屡禁不止。

相较于专业主义,学界与业界关于参与式新闻的价值规范的讨论相对较少。而作为数字时代公众内容生产的突出代表,参与式新闻近来已对专业新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热点历经追本溯源、概念澄清等过程,在专业媒体以重建权威为目的的职业话语运作下,陷入了困境:参与式新闻因价值规范的模糊与缺失频繁产生失范危机,可一旦被纳入专业媒体严格的规范流程,就会失去其产生于数字时代的新新闻特质。本文借由边界工作理论解读这一悖论,探索其与专业新闻之间的互动关系,并试图从中展望新闻业的新形态。

 参与式新闻的渐次展现

1990年,记者戴维·布罗德在《华盛顿邮报》抨击当时陷入狂热政治斗争的美国新闻业远离公众生活,失去了公众的关注与信任,并鼓励记者“比任何时候都坚定地支持公众从媒体中听到自己关心的事情的权利”。以纽约大学教授杰·罗森为代表的众多新闻研究者加入了这一倡议,以“将报刊与读者、读者与公众生活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为目的发起公众新闻运动,大量媒体、基金会致力于让公众成为新闻与社会决策的重要成员。尽管这一运动最终失败,但它是专业新闻向公众发出的一次邀请,对参与精神在新闻业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随着网络新闻的推广,供大于求的新闻市场很快催生了参与式新闻(participatory journalism)。21世纪初,《华尔街日报》等开始在网站提供读者个性化服务,新闻论坛等新闻生产形式紧跟其后。2005年,美国学者鲍曼与威尔斯明确将参与式新闻定义为大众在收集、报道、分析和传播新闻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提供社会健康发展所需要的可靠、准确、广泛和相关的信息。德拉吉在博客揭发克林顿性丑闻内幕是参与式新闻的早期发展,待微博、推特等社交媒体勃兴,以大众为主体的参与式新闻日益凸显。

本文认为,参与式新闻不但重视大众参与新闻生产的价值,而且以公众为中心展开内容生产与传播实践。这是公众借助新技术逐渐摆脱传统的受众角色,在新闻生产中显现自身主体性的过程。专业工作者与公众互相影响,共同建构了这一过程。

 边界扩张:参与式新闻的价值悖论

边界工作理论源于美国社会学学者托马斯·吉尔因对科学职业的研究:科学家人为地选定从业者、价值观等要素组成科学机构,同时将某些智力活动区分为“非科学”。这一过程通过扩张(expansion)、驱逐(exclusion)与自治权保护(protection of autonomy)实现。

边界工作理论认为职业并不存在自然且坚实的权威基础,其经典研究范式充满了“他者与我们”的对比,侧重通过差异与区隔展现职业的社会竞争地位和公信权威,这也是新闻业遭遇专业危机以来的主要阐释理论之一。陈楚洁、袁梦倩探究了新闻社群面对危机时如何诉诸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并重塑文化权威与合法性。尹连根、王海燕将新闻边界工作区分为对固有新闻边界的捍卫与修补、新闻边界在新技术下的变动及新闻的去边界化。白红义总结出界内界外两种面向,向内处理记者失范等危机,向外应对新媒体产生的各种威胁。每种边界工作类型都浇筑了新闻职业的正当性和权威性。其中,专业主义是新闻边界工作的核心话语力量:客观和真实性等理念不仅指导记者的工作,塑造他们的身份,更通过构建共识,醒目标注了记者与其他社会行动者之间的边界。

总体而言,新闻边界工作基本沿袭了经典范式,即将专业新闻视作通过专业主义进行区分自我的界内主体,而参与式新闻等则被视为具备威胁性的界外力量。但界内的单向视角并不能满足变化的社会现实,边界工作理论不断衍生发展。目前,更为多元的框架已经出现,如法律社会学者刘思达提出边界由内部、外部和跨界的社会过程共同驱动,专业人员及其工作对象、国家监管机构是同样重要的行动主体;美国学者大卫·多明戈引入行动者理论认为,创作新闻所必需的活动不是由制度化的结构和专业职位来定义,指出其他社会行动者也在积极参与新闻建设。本文认为,新闻边界也需强调边界内共同体与外部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将专业新闻与参与式新闻视作共同而平等的边界工作行动主体。

在参与式新闻的强劲发展下,专业新闻出现了一种以“透明性”为手段的边界扩张实践,体现了既有边界的剧烈变动与反应。透明性(transparency)指新闻业用核实进行自我约束、尽可能披露信源与渠道,使尊重受众、为公众服务成为新闻专业的组成部分。多数研究将透明性视作网络社会下职业自治的新手段,并与作为新闻权威来源的客观性的衰落关联起来。有学者借由透明性桥接参与式新闻与专业新闻,认为较之专业新闻,公民新闻因其集行为者、聚焦者与叙述者为一体的身份,摆脱了专业记者和编辑室的中介控制,具有与生俱来的透明性,且更有利于公众的理性判断。这一职业话语没有将公民新闻视作对专业主义的威胁,而是力图扩充透明性的定义范围,却在专业主义的错位中,忽视了透明性与参与式新闻之间的本质不同。

首先,透明性指专业新闻应向受众主动公开新闻生产流程。“主动”强调专业新闻以自上而下的开放实践来获得权威,呈现新闻由谁生产以及如何具体化的过程,依靠后天且自律获得;但参与式新闻指向公众在新技术赋权下主动进行新闻信息生产的行为,是内生且自然获得的。研究显示,目前透明性的实施主要由新闻机构主导,甚至是由制度强制要求、技术外包执行。透明性仍将专业新闻视作价值判断的第一主体,公众是接受信息公开的第二主体,但参与式新闻的出现恰恰是第二主体向第一主体的转变。其次,参与式新闻的制作在个人经历、认知与操作中完成,要求参与式新闻主动展露并书写证据来源与意图,这较之专业新闻来说更为困难。与透明性的核心要求“主动披露”相比,借助数字技术制作个性化新闻内容的参与式新闻更贴合“不必披露”。在同一社会事件中对比长篇新闻特写和个人经验性质的微博,这一差异将更加明显。

透明性与参与式新闻的桥接,本质仍是将参与式新闻的价值体系融入专业新闻。这是新闻职业主体将专业主义腾挪扩展的边界工作实践,重申透明性的职业权威力量,意图合理化参与式新闻带来的冲击。与边界维系相比,边界扩张更为灵活,既可以通过涵容界外威胁以扩大专业边界,也可以采取利用主体权力实行开放性妥协以维持某种均衡。CNN参与式新闻平台iReport.com承诺公众可以不受编辑、筛选及事实核查的限制提交新闻信息。该平台强调公众在议程上的权力,但其分类推介制度会更多地曝光更符合专业新闻要求的信息。通过巧妙地将参与式新闻纳入边界以化解威胁,背后仍隐藏着职业新闻的管辖权威。

新闻职业群体频繁地扩张边界,折射出更隐蔽的边界维护和捍卫。扩张边界更大程度上是策略性的边界工作,参与式新闻正在被纳入专业规范中。但显然,依赖新技术产生的参与式新闻无法被归类进传统新闻规范,其价值悖论与专业新闻的权威困境是这个冲突的一体两面。扩张与维系不能真正解决参与式新闻的价值问题,甚至可能阻碍建构切实可行的价值体系。这要求我们突破边界工作的思维定式,探寻新的可能。

 发现合界

具备可操作性的分析框架让边界工作理论被广泛应用,也使其陷入固化的发展危机。部分学者开始创新边界工作理论,白红义引入了刘思达的边界工作范式:分界(boundary-making)、维界(boundary-maintenance)与合界(boundary-blurring),并指出目前新闻研究基本停留在分界和维界,越发突出的合界现象有待探索。

合界产生于移民与种族问题。被区隔的群体以合界应对种族边界冲突,通过强调文明的共性试图改变作为分类和社会组织原则的种族性。比如,被排斥的外族通过人类普遍的道德品质和“人类家庭”的成员身份来应对歧视。也即,合界具有反霸权的潜在价值。此时合界成为被排斥在界外的群体的反话语行动,它通过强调共性、形成更广阔混杂的群体来避免边界分类策略。刘思达将其描述为与排他性极强的分界相反的混杂互补(hybridization)过程,相邻的两个职业互相模仿,使边界区域变得模糊与多孔。

必须指出,如果说边界扩张是制度扩散与同质化的过程,那么合界则是两个不同的主体混杂并生成新事物的过程,二者并不相同。作为一种新边界工作范式,合界否定了所有职业主体都通过排他和区分获得权威的假设,从反霸权的角度为两个相邻却不同的社会主体建立互动关系提供新的路径。

合界给予新闻业的启发是,在新闻的不同形式中找到共性,探索新闻向更广阔的社会伦理与价值标准转型的可能。一方面,新闻的基础是非专业工作者组成的社会,其目的也是回到非专业工作者中去。与医生、律师等设立实质性准入门槛的职业不同,新闻职业相对特殊,更倾向于在专业话语层面建构文化权威。如美国学者泽利泽所言,记者是共享职业规范与价值观的“阐释社群”而非专业人士。新闻的发展进程与技术变革紧密相关,社会渗透性极强——它必须能被不同教育背景、广泛且非专业的受众理解,具备清晰易读的特征而不像医学、法律等专业那样艰涩难懂。当前,合界在平衡客观性和摄影美学的专业摄影记者身上已经显露出来,面对摄影技术的普及和大众摄影记者的增长,影视后期制作的伦理标准不断模糊,专业摄影记者开始改写专业规则来应对变化,形成个人风格并重视专业实践和公众参与在技术进步、审美习惯上的多动态关系。

另一方面,参与式新闻生产主体松散多变,不是具有明确边界的职业共同体,甚至极少以新闻生产者自居,所搭载的平台也并不致力于发布新闻。虽然如此,参与式新闻的海量主体、个性化信息、互动式传播等特征都与新闻职业的特殊性相互呼应,足以构成新闻生产。不可否认,公众广泛地通过微博、抖音乃至小红书来获取和传播信息,这些实践切实承担了新闻的部分职能。在“非专业”却强大的公众力量下,专业新闻也可能遭遇公众的反制。

合界在新闻业的引申,首先意味着反思经典边界工作理论下的扩张和维系。它们忽视了新闻作为一种文化实践和知识生产形式的特殊之处,在参与式新闻的价值悖论中陷入分裂与对立的困境。这继而启发我们克服将边界想象成社会分类和区隔的工具,在不同形式的新闻中积极探求交汇之处。事实上,参与式新闻的种种特征是数字时代新闻职业特殊性的体现,这构成了两种新闻形式的共性,也提供了两者交汇并产生新职业边界的启发。

 结  语

经由边界工作理论的分与合,参与式新闻的价值悖论与作为职业的新闻的发展紧密相关。本文从合界中展望一种混合而反权威的新闻业,不再将边界视作区隔的工具,而是不同群体的交汇点。

“当我们开始拆除分隔我们的墙时——包括规范的墙——我们的共同点确实变得更清晰了。在创新的社会环境中,记者周围的界限越来越具有渗透性,这些共同点就是一个职业生存的关键,这个职业再也不能在孤立的环境中成长了。”目前,合界之后的价值构建在新闻伦理规范社会化的探索中初见雏形,具备很大的研究空间。未来新闻业的发展需要审视新新闻特质,而不是采取区隔他者的边界扩张和维系。参与式新闻及其他公众生产内容不可阻挡,新闻也将从消息来源变化为大众的生活方式,多样主体、情感化叙事等等已经先于新闻职业规范成为社会惯习。面对这些新特质,专业媒体的价值体系、基本操作原则都需要随之作出改变,毕竟变化的现实不能被拖进不匹配的框架里。总之,我们需要更加开放、广阔和社会化的新闻业,以集体的智慧、权威和专业为出发点来构建“新专业主义”。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赵明慧,李明伟.发现合界:参与式新闻价值悖论刍议[J].青年记者,2023(05):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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