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固然是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等等，不过从他的身份来说，应该是宋朝的官员，算“公务员”。他的身份履历是比较复杂的：21岁殿试中乙科，赐进士及第，相当于考取了“国家公务员”。25岁，授大理评事、签书判官，相当于担任办公室主任这样的中层干部。最高做到翰林学士（副部长）、礼部尚书（文化教育部长）这样的朝廷高官，不过时间短暂，大部分在地方任职，知府（市长），通判（副市级），最低官阶团练副使（地方武装部副部长）。在官场起起落落的苏轼，一生动荡。最落魄是43岁那年，因“乌台诗案”入狱103天；最惬意的时光是52岁时，第二次到杭州的三年知府；他最在意的官衔称谓是“学士”。

纵观苏轼一生，是官运坎坷的一生，不是被调动，就是在调动的路上，最后的结局也是死在调动的路上。用现在组织部门评价干部的标准来说，苏轼是一位服从组织安排、工作能力强、勇于担当的“干部”：干一行，爱一行，胜任一行。用现在纪委监察部门的角度来看，苏轼是一位多次受处分的干部，甚至判刑入狱，但苏轼同志始终保持初心永不褪色，没有自暴自弃，珍惜组织给与的每一个岗位，认真履行职责。“东坡处处筑苏堤”，在杭州、颍州（安徽阜阳）、惠州期间，都兴修水利，筑长堤疏浚西湖。即使在遭受打击最大的黄州团练副使任上和一贬再贬到了海南儋州，苏轼都能认清形势，忠诚朝廷，有所作为，做出应有的政绩。

苏轼极不平凡的一生，令人叹为观止。究其缘由，从人格、性格、风格“三格”分析，便可见端倪。

首先，苏轼有执着信念的人格。忠君报国、执政为民，是苏轼一生的政治抱负。无论身处何种境况，这个初心，他是始终不渝的。在这个大是大非面前，苏轼坚守本我，不站队，不钻营，不立山头，不搞小圈子，更不会见风使舵，从而捞取政治好处。从他与王安石的关系来看，文学上可以惺惺相惜，政见理念不同导致的政治斗争，也是斗得光明磊落，两个都是具有高尚人格的政治家。王安石变法失败后，重新回到朝廷权力中心的苏轼，毫无“翻身得势”的低俗兴奋感，又因为对旧派势力执政理念的不认同，敢于公开批评，再次被贬谪流放偏远之地。

但问耕耘、不问收获，这是一种信仰的坚守、人格的坚守，这是一种无论共产主义，还是佛教文化，都推崇的奉献精神。

其次，苏轼有随缘的性格特征。无论政治遭遇如何起落变化，哪怕环境虽变越劣，苏轼的心境始终达观。如此强大的心理表征，都源于苏轼随缘的性格。随缘也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内心深处有坚定信念、放下身段贴近底层、接受现实热爱生活，这些好品格，造就了苏轼的“铜豌豆”精神。

降职到黄州的团练副使这样一个可有可无闲职，苏轼依然生活得有声有色。官场上没有了权力和责任，反而多了与民同乐的机会，带着家人在房前屋后种菜自给，号“东坡居士”；与邻居喝酒吹牛中，出品了美食“东坡肉”和美酒“东坡蜜酒”；和朋友自由旅行、寄情山水，几次三番的赤壁之游，成就了《念奴娇·赤壁》、《赤壁赋》和《后赤壁赋》等名篇大作。五十多岁了，再次被贬谪到偏远的惠州，苏轼依然还能“试问岭南应不好，此处安心是吾乡”。

安居乐业，随遇而安，是苏轼的人生秘诀，也是他的人生武器，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困境。

第三，苏轼有幽默的为人处事风格。敢说话，敢说真话是苏轼的天生秉性。假如苏轼也可以玩微信，他应该是一个经常“发圈”的官员，政治见地、生活纪录、零星感悟都可以微信“发圈”，毫无城府，是一个看得见身影、听得到声音、真实不二的“官员”。因为忠君报国，所以敢于针砭时弊；因为诚交挚友，所以敢于风趣调侃；因为自信自爱，所以敢于自嘲袒露。

苏轼知道自己脸型较长，就自嘲“去年一滴相思泪，今年方流到嘴边”。朋友吴德仁，向来惧内，苏轼便如此描写他的囧相“忽闻河东狮子吼，柱杖落手心茫然”。

好友张先八十岁那年，纳了一个十八岁的小妾，苏轼写了一首小诗《戏张先》来调侃张先，“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

至于苏轼和佛印等几位挚友的风趣笑话，更是不胜枚举，比比皆是，处处透出苏轼的幽默感。离去世前三个月，苏轼即兴写下一首诗来回顾自己一生，“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读来不免令人唏嘘不已。原来与我的“血吸虫病”肚子一般大，只不过东坡老师是“满肚子不合时宜”。

趣谈古人，意在自勉。

仅此而已。“呵呵”。

撰稿 周卫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