鎏金熏炉（现藏于齐文化博物院）

“国宝”牺尊（现藏于齐文化博物院）

鎏金编钟（出土于淄博市临淄区稷山西汉洞石墓）

和平是人类最恒久的追求与梦想，也是华夏五千年的传承理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倡导的主旋律和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则。亚里士多德说，即便是战争，其目的也是和平。可以说，和平是历史的诉说，也是历史的智慧。地处海岱之间的周代齐国，工商发达、经济富裕、军事强盛，列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一。曾以“强兵慎战”“诚信礼让”“商贸止战”为那个纷乱的时代鸣响了一曲“和平”之歌，以“和而不同”的理念为中华民族的和平共处文化基因作了注脚。

知兵非好战，“强兵”更“慎战”

甲骨文的“武”即由“止”“戈”两部分组成，其含义为“止戈为武”，指的是止息兵戈才是真正的武功。齐地处海岱之间，山水相连、物产丰富，兵家必争，乃“四塞之地”。齐地自古强调军事强兵的同时，更加注重“慎战”以维护和平。

姜太公辅佐周武王灭商以首功封于齐地营丘，建立齐国，在平定“管蔡作乱，淮夷畔周”后，获得周天子特许的“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范围内的征伐大权，到战国时的疆域相当于现在山东省的范围。在齐国出现了姜太公、管仲、司马穰苴、孙武、孙膑、田单等著名军事家及《六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司马法》等军事著作。“兵家之祖”姜太公在唐宋时期被尊为“武成王”而供奉于“武庙”，享受与“文宣王”孔子同等的皇家祭祀待遇，“武庙”所配享的“武庙十哲”等名将中与齐国有关的古代军事家有司马穰苴、孙武、管仲、孙膑、田单等，《武经七书》作为北宋朝廷官颁的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教科书集，齐国军事著作《孙子兵法》《六韬》《司马法》均列入其中，可见齐国为中国古代军事理论所作的贡献相当巨大。桓管时期，齐国开始推行四民分业、三国五鄙、寄军于政的军事管理政策，为保障齐国的安全、促进和平提供了保障，齐国成为周代诸侯国中的军事强国。

作为军事强国，齐国的“慎战”思维和理念表现在：能用和平方式解决的绝不轻易发起战争。《孙子兵法》提出的“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集中体现了齐国军事的“慎战”思想。《六韬》作为周文王、周武王问政姜太公与策论记载的“文伐有十二节”军事战略，均为不采用军事手段而用政治、外交手段打击敌人的方式方法。《孙子兵法》提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可见齐国主张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争胜于天下的军事思想，以及避免直接交战而迫使敌国退让或屈服的“不战而胜”的战略战术。《司马法》倡导以仁爱为本的义战，提出“以战止战”的战略，反对轻战、妄战，指出：“国虽大好战必亡，国虽安，忘战必危”，好战的国家必然灭亡，而没有战备的国家就会处于危险之中，提出要有充分的军事准备，但不轻易发动战争，关键时期要通过正义的战争平息战祸，求得和平。

战国时期，著名的稷下先生鲁仲连，帮助田单收复了燕国占领的聊城，他所采用的方式是写了一封分析局势的劝谏信，用箭将书信射到聊城城内，使据守聊城的燕国守将放弃战事。所谓“自古知兵非好战”，“箭书下聊”正是用和平的思维与智慧解决战争问题的典型案例。

2017年中国接待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访，特意安排其参观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在彰显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文化自信的同时，传递了以“和”为贵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传承和追求的是和平和睦和谐理念，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这就是和平基因的传承和延续。

以“诚信礼让”德布天下，威服四方

齐国善于通过诚信礼让，树德立威，达到维护和平的目的。周代开国功臣之一周公旦制礼作乐奠定了以礼治国、以德治国的基调，齐国在桓公管仲春秋称霸、威王宣王战国称雄的发展高潮时期，很好地践行了“诚信礼让”的理念。《史记》中太史公评价齐桓公“以为诸侯会盟，称伯”。在古代“伯”与“霸”通用，齐桓公被各诸侯国尊为“诸侯之长”且得到周天子的承认。

《史记·齐太公世家》《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了齐桓公在前656年“伐戎救燕”的故事：燕国受到山戎的侵犯，几乎灭国。桓管率齐师伐戎救燕，一直打到孤竹。燕庄公感激相送不觉中送至齐国境内。依周礼“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齐桓公就以燕庄公相送的位置重新划定了边境线，将部分齐地送给了燕国，“诸侯闻之，皆从齐”。桓管对燕国的军事支援和尊礼让地，树立了齐国在诸侯国中的威信，天下从齐。

北方狄人进攻邢国（今河北邢台），灭亡卫国。齐桓公与宋、曹合兵救邢，驱逐狄人，并将邢国迁到夷仪（今山东聊城西），又帮助卫国建了新都，恢复卫国。为了维护华夏民族的共同利益，无偿支援卫国、邢国，在诸侯中树立起霸主权威，这一做法体现了桓公作为诸侯长的胸怀和度量。《史记》记载桓管时期“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齐桓公以各诸侯国团结为目的，共同尊重周天子为宗旨，通过会盟维护了华夏共同体利益和天下诸侯的和平、和睦相处。《论语》中孔子评价管仲“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桓公管仲不以军事攻伐为目的，为构建和维护“华夏诸侯国命运共同体”号召各诸侯国“尊周室，攘夷狄，禁篡弑，抑兼并”为春秋时期天下诸侯国立下了和平发展的规矩，挽救了“四夷交侵”的时代危局。难怪孔子盛赞管仲道：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

春秋时期“会盟”成为天下诸侯温和的外交方式，也是当时的时代主题。《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在柯地会盟时，鲁国曹刿私藏匕首挟持齐桓公返还鲁国土地。在管仲的劝说下履行了诺言，“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齐桓公作为遵守规则的一方，即便在被挟持的情形下也让出了城池，却得到了诸侯国的尊重从而树立了威信，为齐桓公的霸业奠定了信誉基础。

《管子·枢言》曰：“诚信者，天下之结也。”和平发展思想是中华文化的内在基因，讲信修睦、协和万邦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内涵，强调的就是诚信礼让对于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性。

在战争的边缘“以商止战”，避免硝烟

即便到了战争的边缘也可以避免硝烟。商贸发达是齐国的重要特征，齐国一以贯之推行“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策略，实行“官山海”“优商惠贾”等通益工商的富民政策。春秋时期齐都临淄城有4万余户，战国时“临淄之中七万户”，西汉时期“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人口众多、鱼盐官营为齐国成为贸易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管仲首倡用经济贸易手段代替军事征伐，开“以商止战”之先河，使敌对诸侯国臣服。如在对待楚国、衡山国、鲁国时，首先使用贸易手段使衡山国的兵器、楚国的生鹿、鲁国梁国的绵绨价格飙升，从而放弃粮食生产，而齐国通过囤积粮食、高价销售的手段，使敌对国家遭受严重的经济打击。衡山国“奉国而归齐”，楚国“三年而楚服”，鲁国和梁国“三年，鲁梁之君请服”。通过商业贸易取得胜利，在避免战争的基础上，打击瓦解“对立国家”，体现了齐国“阔达多匿知”的天性，避免生灵涂炭。

“和而不同”是和平的核心内涵和哲学智慧

“和而不同”是齐国和平思想的核心内涵和哲学智慧。《六韬·发启》记录了姜太公的主张：“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管子·九守》记载“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说明齐国推崇公天下思想，就要以天下人的利益为出发点，达到天下人和平共处、和谐共生的目的。晏婴主张“和与同异”“和而不同”的观点，正是说的这个问题。《晏子春秋》《左传》均记载了晏婴和齐景公在遄台“和同之辩”的故事。晏婴列举了烹饪煮肉羹、君臣、乐舞等三方面的例子指出“和与同异”，如：在君臣关系方面，臣子要善于修正完善国君的决策为“和”，一味逢迎附和为“同”；对于蒸煮肉羹来讲，要添加酱醋等不同的调料，只用水煮则无味。从音乐的角度来说，想要弹奏出一首美妙的音乐，就必须注意协调不同音阶才能和谐。“和”的关键在于个性不同、意见不同、种族不同，要维护和谐共处的关系。这也是和平的重要特征和理念基础。后来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也是在晏婴“和与同异”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处理人与人乃至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持有的“和而不同”的态度和基本原则。在国家和民族、种族等层面“和平”的理念不是盲目要求其他国家民族与自己完全一致，而是在各国维护自己的领土主权完整，各民族保持自己的民族习俗，实现和谐共处。

正是“和而不同”，才有齐国当年的“襁至而辐辏”“天下归齐若流水”，才有桓管当年的“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才有稷下之盛。

（作者：韩伟东，系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作者：马国庆，系齐文化博物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