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5月6日，孙中山与宋庆龄赴广东韶关督师北伐。

1月27日，是宋庆龄诞辰纪念日。回顾宋庆龄的一生，她紧紧跟随时代脚步前进，为党为国为民、为人类进步事业立下了永不磨灭的卓越功勋。宋庆龄与广东有着深厚的渊源，这里是她的祖居地，更是她从事民主革命运动和指导抗战事业的主阵地。

协助中山开府广州

1917年至1924年底，宋庆龄陪伴孙中山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奔赴革命的前线桂林、梧州、韶关，共度艰难险阻，迅速成长为一名坚强的革命女性。

宋庆龄来广州之前，跟随孙中山已有三年多，她在致友人的信中明确表达“为了国家的利益和得救，我必须冒许多危险”“我是他忠实的崇拜者”。孙中山在1917年7月于广州发动护法运动，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后，征用广东士敏土厂办公楼，设立大元帅府。1917年9月，宋庆龄首次来到广州，此后数月陪伴在孙中山左右，“处理英文函电及法文翻译外，又加紧学习俄文和德文，为加强联系苏俄做准备。”1918年十月革命胜利，孙中山发贺电给列宁，其中大部分内容就出自宋庆龄之手。

孙中山在广州三次建立政权，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和妻子，首次绽放独立人格魅力是在第二次建立政权时期。1920年11月，宋庆龄第二次到达广州，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一时期，宋庆龄始终站在孙中山的身边，坚定支持孙中山的主张和行动。宋庆龄亲自组织广东妇女界支持粤军西征广西桂系军阀的“出征军人慰劳会”并任会长，发表演说，慰劳会募集到十几万元，她和何香凝等带捐款和物品到广西梧州前线慰问。她们组织妇女救助团担任救护伤兵的工作。她率红十字会员亲临广西组建北伐大本营，又随孙中山赴韶关督师，经受了各种各样的考验。对于这段历史，曾任大元帅府警卫的李洁之回忆说：“这期间，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夫人和秘书，夜以继日地负责处理大量机密书信和其他日常工作，协助孙中山起草文件和讲稿，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

宋庆龄不仅在工作和生活上支持照顾孙中山，还多次亲往前线，身染顽疾也未放弃。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馆藏的一件文物“民国十四年（1925）宋庆龄馈赠毛焕章之镜匾”，正是宋庆龄在广州革命历程有力的佐证。镜匾水银镀字，全文如下：

毛焕章医生大鉴：

庆龄随先总理奔走革命凡十余年，出入军伍之中，致感染一种皮肤病，两掌脱皮，痕痒刺骨，似癞非癞，似癣非癣，屡医无效。

民国十三年冬，先总理再次北伐，设行营于韶关。庆龄亦随营，军次，时医学士毛焕章适任行营侍卫军医兼大本营附属前方医院院长，因请为配方医治，不数日而愈。感其学术精深，特志数言，聊表谢悃。

中华民国十四年冬

孙宋庆龄赠

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时，在形势危如累卵之际，宋庆龄镇静异常，恳请孙中山先行离开，自己坚持留下，喊出“中国可以没有我，但不可以没有你”这句惊世之语。送走孙中山后，宋庆龄妥善销毁无法带走的重要文件后，才冒险脱身。这充分表现出一名逐渐成熟起来的女性从容不迫的气度和以国家大局为重的革命勇气，宋庆龄独当一面的形象开始显现出来。

1923年初，拥护孙中山的粤、桂、滇联军将陈炯明部赶出广州，孙中山于2月21日抵达广州，重建陆海军大本营。5月2日，宋庆龄第三次来到广州，仍住在大元帅府。从这时起至1924年11月随孙中山北上为止，除了1924年1月10日至4月10日宋庆龄在上海照顾母亲外，她一直在广州陪伴孙中山，参与了孙中山在广州的一系列重要活动，如改组国民党、成立黄埔军校、参与筹备中央银行等。这段时间宋庆龄还随孙中山视察炮台、舰船、航空局、飞机制造厂（第一架国产飞机就是以宋庆龄英文名字“乐士文”命名的）、岭南大学、兵工厂、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到医院慰问伤员和前线战士，出席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五次评议会开幕式等大小活动。在孙中山与苏联顾问或中共代表会谈时，宋庆龄都在身边，可以说她见证了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产生和实施的过程。

继承遗志担当重任

孙中山去世后，宋庆龄决心“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接过革命接力棒，继续维护三大政策，推动革命不断向前发展。1925年宋庆龄主要寓居上海，但她仍关注广东发生的大事，如沙基惨案、廖仲恺遇刺案、省港大罢工等，声援广东革命运动，对国民党内部反对国共合作的行径进行批驳，谴责帝国主义的罪行，1925年7月2日宋庆龄在广州《民国日报》发表《为力争两广关余向英帝国主义斗争的孙中山》一文，极大鼓舞了民众抗击帝国主义的信心。

1926年1月7日，她第四次重返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会上，宋庆龄一方面肯定了国民党取得的进步和成绩，另一方面严厉谴责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鼓励与会代表继续努力，不忘孙中山的遗愿，“勉承先志，竭力进行”，被选为国民党二大妇女运动报告审查委员会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二届一中全会上，宋庆龄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工作由何香凝代理），直接参与国民党中央的重要工作，开始以独立身份进入政治舞台。在宋庆龄及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下，国民党二大通过了《大会宣言》及青年、工人、农民运动的决议案等，还决定继续聘鲍罗廷为顾问，避免了革命阵营过早分裂。作为亲密的战友，宋庆龄理解孙中山生前为什么要与苏俄和共产党人合作，为什么要改组国民党。因此，在孙中山逝世后，她一直以继承孙中山的遗志为己任。

在宋庆龄等国共两党妇女领袖的共同推动下，国民政府任用女职员增多，各地妇协组织还为众多受迫害的妇女伸张正义，妇女运动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为支援省港罢工工人，宋庆龄曾向北方同胞、海外侨胞募集了10余万美元捐赠省港罢工委员会，极大地鼓舞了罢工工人的士气。她担任了黄埔军校的特别演讲员，协助鲍罗廷工作，一起接待陆续来华工作或访问的苏联顾问、国际友人、记者。她还与其他国民党要员一起担任中国国民党党立红十字会会长，后又兼任该会征募部部长，“为开展北伐战争的救护工作，发动进行劳军等事宜”。

1926年3月4日，为了参加将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陵墓奠基典礼，她与孙科等离开广州。后又于3月26日、9月23日两度赴粤，编辑出版孙中山遗集，向海内外人士征集文稿，参加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典礼、孙中山诞辰活动等，并积极为北伐做好各方面工作而努力。10月15日，宋庆龄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各省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北伐军攻下武汉后，11月16日宋庆龄与鲍罗廷及政府各要员一起离粤赴武汉，调查和部署迁都事宜。为国民政府顺利由粤迁往武汉打下基础。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分别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宋庆龄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明确指出实行三大政策与否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随后脱离武汉政府，8月22日赴莫斯科。此后，宋庆龄与违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当局越行越远。

鼓舞斗志团结抗日

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以其崇高的声誉和威望、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和号召力，广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全面抗战爆发后，宋庆龄抵达香港，指导省港抗战工作。华南重镇广州频遭日机轰炸，广州大批壮丁避难香港。宋庆龄在香港目睹此况，于1938年6月2日致函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提出“改善省市防空设备，迅予设立难民收容所”的建议。8月至10月期间，宋庆龄不顾日机频繁来袭，曾两度由香港抵穗，鼓舞抗战意志和加强统一战线。

视察灾区，鼓舞斗志。1938年8月20日至25日，宋庆龄冒着敌机空袭的危险，视察广州被炸灾区，到各医院慰问抗敌受伤的将士及被敌机炸伤的难民，仔细了解各医院受伤难民的生活，并对敌机的残酷暴行，尤表愤慨。在穗期间，宋庆龄会见了中国共产党派来的邓颖超，了解共产党关于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多次接见广州市妇女团体的代表，勉励妇女发扬当年支援北伐战争的高昂斗志，做好当前支援抗日运动，为保卫广州和华南作出更大贡献。

宋庆龄瞻仰了1931年落成的中山纪念堂，目睹被日机轰炸的屋檐弹痕；凭吊了由华侨捐资建立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到中山大学参观，还视察了黄埔港、沙基惨案纪念碑等。8月23日，宋庆龄在广州向在美国召开的世界青年大会发表广播演讲，强烈控诉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不设防城市的狂轰滥炸、惨无人道的屠杀，谴责英美等国的所谓“孤立主义”与“中立政策”，同时也表达了中国人民永远不能被征服的精神。

广泛发动，呼吁团结。1938年9月14日，在广州局势进一步恶化时，宋庆龄再度抵达广州，逗留了一个多月，直至广州沦陷前夕才离开。这次宋庆龄主要出席各种大型活动、成立“粤妇女救亡协会”和中国保卫同盟广州分会，接待来自海外的援华团体等，目的是联合广东、香港及海外力量，开展慰劳、救护、捐输的工作。9月15日上午，宋庆龄参加了华侨抗日动员总会第二届代表大会，被推荐为大会主席之一并作演讲，认为加紧动员华侨参加抗战具有极重大的意义。

为争取更多的力量参加抗日战争，宋庆龄出席了广州各界举行的纪念“九一八”事变七周年活动，又与秘书廖梦醒和邓颖超等参加广东各界举行反对侵略者的火炬示威大巡行，民众参加者达20万人。出发前大家劝她不要参加，因汉奸、特务很多，暗杀事件时有发生，但宋庆龄不惧危险，手持小旗一直走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

9月下旬，为使前方将士及后方难民得以度过即将到来的寒冬，宋庆龄召集广州各妇女团体开会，商议募集寒衣的办法，她发出“不许一个广东妇女不捐制一件寒衣”的号召，并以身作则，捐出5000元，号召得到了广东各界妇女的积极响应，短期内就顺利完成捐制50万件棉衣的任务。宋庆龄经多方推动和联络，在广州亲自召集广东女联会、省妇女抗敌会等10多个妇女团体，举行联合代表会议，成立了统一的“粤妇女救亡协会”，被推选为协会名誉主席。该协会的成立，促进了广东妇女团体的大联合。

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当广州局势危急时，她呼吁“更需要我们及时团结起来，应付转变”。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汪精卫竟表示愿与日本谋和。宋庆龄致电蒋介石等国民党政要，痛斥当广州弃守之日，汪精卫此举，使“举国惶惑，今我政府既宣布抗战决策，则对于淆乱人心，影响抗战言论，必当明令禁止，并向国际否认；而主和分子，必当摒弃”。离开广州后，宋庆龄于11月6日致函一位旅美友人，告以中国军民的抗战情况，还说：“我们非常忙，从未在凌晨1时以前就寝，总是最晚4时半起床……我很累但从未这样兴奋过。这仍然只是部分动员。如果整个广东省都动员起来，我们的抗战将会多么有力量。”表明宋庆龄坚守不放弃的精神，坚信广东乃至中国一定能取得抗战最后的胜利。

成立保盟，争取援助。1938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发动中外社会名流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任主席。9月，保盟广州分会成立，宋庆龄主持了第一次会议，邀请当时在广州担任美国合众社记者的爱泼斯坦进入保盟一同工作，二人结下了终生的友谊。爱泼斯坦回忆说，她给广州这个城市带来了坚决的意志，并鼓舞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诚。保盟广州分会成立不到一个月，广州即沦陷，被迫停止活动。宋庆龄回到香港后，联合何香凝、陈友仁等6人，致函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蒋介石和孙科等人，提出4点紧急措施，其中有“迅速启用知兵宿将，保卫广东”。在广州期间，宋庆龄还与邓颖超等亲自到码头欢迎英国援华委员会代表何登夫人、司徒永觉夫人等，商谈援建国际和平医院事宜，决定将晋察冀边区五台山医院命名为国际和平医院，并请白求恩出任院长。宋庆龄还会见了印度国民大会党援华医疗队，此医疗队最后去了延安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救治八路军伤病员，其中柯棣华大夫接替了牺牲在岗位上的白求恩，最后也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他们还接待了世界学生联盟派出的一个援华代表团；英国的中国运动委员会捐助2450英镑，保盟筹划3950英镑，支援了国际和平医院的建设。

为了广东人民的生活和抗战事业，保盟在宋庆龄的率领下，多次组织国内外人士进行专项募捐活动。1943年广东发生旱灾，1943年7月和1944年2月，保盟在香港组织了义演，共筹款国币58万多元，分送广东万国救济会和曲江万国医疗队等进行救济。

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信任宋庆龄。据爱泼斯坦回忆，“他们一致相信，他们为支援战火中的祖国而捐献的款项，只要是交付给孙夫人的，那就绝不会有一分钱被侵吞或浪费。”为了使包裹不被随意扣留，顺利抵达游击区，宋庆龄亲笔签上“孙夫人”。正是由于她的努力，使得广大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加深了对中国抗战的了解，有效地争取了他们对中国抗战的援助，维护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从护法运动到国民革命再到抗日战争，宋庆龄曾先后九次涉足广东，几乎都是与战争相伴随。面对战争，她从不畏惧，勇往直前，以弱小之躯，造就了伟大的事业。她身上闪耀着的爱国主义的光芒，照亮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李穗梅系民革广州市委会原副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