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妇女做军鞋
“沂蒙红嫂”是源于革命战争年代的沂蒙地区女性英模群体，并不特指某个人，而是代表了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的众多沂蒙妇女的整体形象。本文从概念史的视角追溯“沂蒙红嫂”概念的产生与衍变，探析“沂蒙红嫂”英模形象与精神内涵的时代性变迁，为新时代更好传承和弘扬“沂蒙红嫂”精神提供借鉴。
“沂蒙红嫂”的产生
沂蒙地区位于鲁东南山区，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9月，日军侵入鲁境，山东各地相继沦陷，地处偏僻的沂蒙地区也被卷入战争的漩涡。沂蒙地区虽然交通闭塞、生存条件艰苦，但是其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提供天然的屏障和广阔的战略回旋区间，是建立根据地的绝佳地点。1938年5月，中共中央向中共山东省委发出创建以沂蒙地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不久，中央便派遣大批革命干部到沂蒙地区开展工作。同年12月，根据中央指示，八路军山东纵队在沂水王庄成立。1939年3月下旬，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代师长陈光率部到达沂水王庄，沂蒙革命根据地自此形成。抗日战争时期，沂蒙地区是山东省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驻地和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的创刊地，逐渐成为全省的政治、军事、宣传中心，至解放战争时期又一度成为共产党在华东地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驻地。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对妇女的动员和组织工作。本着“教育为长期抗战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方针，党在沂蒙地区普遍开展妇女教育，向广大妇女宣传妇女解放的道理，组织各阶层妇女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翻天覆地的革命运动为沂蒙妇女走出家门、投身革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识字班”“妇救会”等妇女组织的建立，使原本处于社会边缘的沂蒙妇女有了家庭之外的社会活动空间，承担起更加丰富的社会职责，如缝制军衣、运送情报、救护伤员、创办战时托儿所等，在革命烽火的洗礼下实现了从囿于灶台的“农家妇女”到投身革命的“沂蒙红嫂”的转变。
“沂蒙红嫂”群体涌现之初并没有“红嫂”的概念，“红嫂”一词最早出现于作家刘知侠的短篇小说《红嫂》，是小说女主人公的名字。1960年8月，刘知侠在结束出访苏联由莫斯科返回哈尔滨的火车上，与时任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的李子超叙谈今后的创作打算。他说：“沂蒙山区人民在战争年代付出了很大代价，作出了巨大贡献。你是从沂蒙山区过来的，请你介绍一下沂蒙人民的斗争事迹，我准备写一部有关沂蒙人民支援解放战争的书。”李子超向他讲述了自己在1947年解放战争期间去沂蒙地区战地医院慰问时亲闻的一位沂蒙大嫂用乳汁救伤员的故事。刘知侠听后连声说：“太好了，太感动人了，我一定把它写成文章，教育人民，启迪后代。”不久刘知侠便赴山东，到沂南、沂水一带寻觅这位大嫂。由于只知道被救的战士是孟良崮战役中在青驼寺一带山上打阻击战时负伤的，并不知道这位沂蒙大嫂的姓名和村庄，被救的战士也杳无音信，刘知侠苦心寻觅多日没有结果，于是便在蒙山沂水间展开更为广泛的寻访。最终，他没有找到故事中的沂蒙大嫂，但是却发现了祖秀莲等一大批为抗战胜利作出巨大贡献的沂蒙妇女。原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党的教育下沂蒙山区涌现出不计其数的对拥军支前有过突出贡献的模范人物，可以说“村村有烈士，家家有红嫂”，李子超讲述的故事中的大嫂仅是其中之一。以这些见闻为灵感，刘知侠于1961年创作出短篇小说《红嫂》。
在小说《红嫂》中，刘知侠沿用了“压迫——解放”的阶级话语和革命叙事模式。小说的大致情节是：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某警卫团排长彭林身负重伤后，和部队失去联系，昏死过去，被女主人公“红嫂”发现后用乳汁救活，“红嫂”冒着巨大危险千方百计地为彭林疗伤，使其重返战场。小说关于“红嫂”形象的描写是：“红嫂的娘家在河东的王家庄，那里是革命老根据地，她是一个贫农的女儿……参加过减租减息、反奸诉苦的群众运动，斗争过地主……随着经济的翻身，文化也翻身了，妇女也得到解放。她参加了识字班……部队的同志也常住在她家……这些年轻战士不仅待人亲热，而且常给她讲革命的道理，她的思想愈提高，就愈热爱这些战士了。因此，每当部队离开的时候，她就送出好远，常常难过地落下泪。”将“红嫂”塑造成一个出身贫农、追求进步的革命妇女形象。小说还通过刻画“红嫂”丈夫——出身中农的吴二胆小怕事的性格来反衬“红嫂”的心红志坚、机智勇敢；通过刻画反面人物——无恶不作的国民党还乡团小队长刁鬼以及“红嫂”对她的厌恶和仇恨来反衬解放军和群众之间军民同心的鱼水情。小说发表于《上海文学》1961年第8期（后收入其《沂蒙故事集》一书），小说中乳汁救伤员的“红嫂”形象在各地引起强烈反响，“沂蒙红嫂”的概念也由此诞生。
文艺作品里的“沂蒙红嫂”
1964年，在中共山东省委的推动下，山东省淄博市京剧团率先将小说《红嫂》改编为同名京剧，在山东省巡演，演出后效果极佳。后来，为了参加文化部组织的“全国京剧观摩演出”，山东省京剧团重新组成《红嫂》剧组，对该剧进行进一步修改、加工和提升。同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戴河观看了京剧《红嫂》，并在演出结束后亲切接见了主演张春秋等剧组演职人员。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毛泽东对此剧给予了高度评价：“《红嫂》这台戏可用‘玲珑剔透’来概括，剧本编写的细致，人物表演的细腻，充分体现了军民之间的鱼水情深。演得很好，要拍成电影，教育更多的人，做共和国的新红嫂。”在座谈中，毛泽东还特别提到了《红嫂》的唱腔风格。《红嫂》选用的是张派唱腔，中间穿插了一句南梆子，被毛泽东听了出来，说：“这样不好，还是改用西皮原板好，京剧里南梆子是用来表现小家碧玉的传统人物，而红嫂是革命中的英雄人物，还是用西皮原板好。”剧中“熬鸡汤”一场戏开始是用的四平调转慢板转快三眼，毛泽东说：“不用四平调，用二黄慢板。因为传统文戏四平调表现的还是小家碧玉，二黄慢板则表现的是大家气派的人物，还是用二黄慢板好。”1964年，文化部决定将《红嫂》拍成电影，后来由于“文革”等种种原因一直改改停停，直到1976年9月才被八一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并改名为《红云岗》。京剧电影《红云岗》依然由张春秋主演，不同的是电影女主角的名字由“红嫂”变成了“英嫂”。电影《红云岗》和京剧《红嫂》一样，将戏剧冲突放在了“英嫂”的心红志坚与丈夫保守落后思想的对立上，剧中最主要的唱段就是红嫂通过忆苦思甜，来教育丈夫抛弃畏怯怕事的心理定势，投身到正义的革命队伍。在《红云岗》改改停停的过程中，1973年，中央歌剧舞剧院创作的芭蕾舞剧《沂蒙颂》捷足先登，在全国产生深远影响。《沂蒙颂》中，“红嫂”丈夫的形象由一个落后分子被改写成妻子的坚定支持者。舞剧第一幕便是一位“红嫂”与丈夫一同翘首远望，显示出他们夫妻一体、心灵互通的身份寓意，并且删掉了小说原著中“红嫂”与丈夫的家庭矛盾，将戏剧冲突主要设置在“红嫂”和国民党还乡团之间。舞剧通过添加“红嫂”被国民党还乡团拷打逼问仍然不透露伤员下落，为救子弟兵甘愿牺牲孩子等情节进一步在观众心中塑造强化了心红志坚、爱党爱军的“红嫂”形象。舞剧插曲《愿亲人早日养好伤》（又名《我为亲人熬鸡汤》《沂蒙颂》）中“蒙山高，沂水长，军民心向共产党，心向共产党，红心迎朝阳，迎朝阳，炉中火，放红光，我为亲人熬鸡汤，续一把蒙山柴，炉火更旺，添一瓢沂河水，情深谊长，愿亲人早日养好伤，为人民求解放，重返前方，重返前方”的唱段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歌颂军民鱼水情的经典之作。
2009年，在新中国60华诞之际，由赵冬苓创作、管虎执导的电视剧《沂蒙》在大量国庆献礼剧中脱颖而出。作为主旋律题材的电视剧，《沂蒙》在刻画于宝珍、心甜、心爱等沂蒙女性形象时，并没有将其概念化或简单化地塑造成“高大全”式、扁平化的英雄，而是有血有肉、充满了真实生活质感，矛盾而又复杂的形象。既表现出她们伟大而崇高的一面，又没有遮蔽她们身上的时代局限性。如剧中沂蒙母亲的典型代表于宝珍，她是村中的妇救会会长，宣誓入党、动员妇女、送子参军都冲在前头，有着极高的革命热情和真挚的家国情怀，但也存在试图包办儿女婚姻等封建落后行为。大嫂心爱和二嫂心甜都淳朴善良、孝敬公婆，她们抚养革命后代，在寒冬腊月跳入冰冷的河水中用肩膀搭起人桥渡战士们过河，有着为革命无私奉献的美德，但是在面对丈夫的出走和抛弃时，都仍旧突破不了“嫁到李家，生是李家的人，死是李家的鬼，守活寡也认”“女人的命，天注定的道理”等传统观念的禁锢，难以主宰自己的命运，体现出战争年代沂蒙妇女身上新旧思想交织并存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从1961年至今，小说《红嫂》先后被改编成京剧、舞剧、电影、电视剧等多种艺术形式，“红嫂”的感人事迹随之走出偏僻的沂蒙地区，在全国范围内产生深远影响。“沂蒙红嫂”不仅成为全国妇女拥军爱党的楷模，更衍变成为歌颂军民鱼水情深的精神符号。
“沂蒙红嫂”的时代升华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做共和国新红嫂”的倡议下，“沂蒙红嫂”逐渐成为沂蒙地区对模范女性的特定称谓。随着时代的变迁，“沂蒙红嫂”的形象和精神内涵也在不断发生嬗变，以时间为轴，大致可以将其概括为：革命型红嫂、奉献型红嫂、事业型红嫂。
“革命型红嫂”是指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拥军支前、不怕牺牲的沂蒙妇女，典型代表有祖秀莲、沂蒙六姐妹等。她们大多数出生于动荡的20世纪初，抗日战争爆发时她们正值精力充沛且容易接受新思想洗礼的中青年时期。她们大多数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幼时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文化水平较低，但是，幼年艰苦的生活造就了她们勤劳刚毅的性格底色，摆脱旧社会的苦难、向往新生活是她们投身革命的动力源泉。她们用最后一尺布缝军装，最后一碗米做军粮，为革命牺牲自己的物质利益；她们送子参军、送夫支前，在动员会上高喊“谁第一个报名参军俺就嫁给谁”，为革命牺牲自己的骨肉和婚姻；她们夜以继日进行高强度的劳动生产，情急之时毅然跳进冰冷刺骨的河水里搭起“人桥”让子弟兵通过，因此落下疾病甚至终身不能生育，为革命牺牲自己的身体；她们在敌人的刺刀面前宁死也不暴露我军伤员的藏身之地，在刑场上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为革命牺牲自己的生命……“革命型红嫂”的精神内核是爱党爱军、革命大于天的牺牲精神。她们在党的培养下，从囿于灶台、目不识丁的农家妇女，成长为为革命胜利作出巨大贡献的共产党员、优秀妇女干部，具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奉献型红嫂”是指在和平年代拥军优属、无私奉献的“军嫂”和“兵妈妈”，典型代表有戚洪桂、周锡芳等。她们大多数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后，成长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她们从小受到浓厚的革命思想的熏陶，继承了爱党爱军的精神基因。在婚姻选择上，以嫁给军人、成为“军嫂”为荣；待孩子成年后，又以送子参军、成为“兵妈妈”为荣。例如，1996年度“沂蒙十佳新红嫂”戚洪桂，她力排众议将18岁的小儿子送到西藏某边防部队服役，为了让儿子安心服役，她含泪拒绝丈夫临终前见儿子一面的要求，并且向儿子隐瞒丈夫去世的消息，忍着剧痛独自承担起家庭的重担，精心照料老人，并且多次带着亲手缝制的鞋垫和沂蒙特产不远万里慰问部队官兵，先后被授予“边防战士的好母亲”“模范军属”“十佳兵妈妈”等荣誉称号；另一位“沂蒙十佳新红嫂”周锡芳，年轻时顶住各种压力嫁给了家庭极度贫困的军人陈方升，用文弱的肩膀担起了军人家庭的重担。为国防建设，她先后把4个儿子全部送到了部队，三儿子在部队为国捐躯。她组织发动全村妇女，像当年支前一样，为子弟兵们缝制鞋垫，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拥军活动，先后被授予“十佳兵妈妈”“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奉献型红嫂”的精神内核是拥军优属、舍小家为大家的无私奉献精神。在家庭领域，由于家中男性劳动力的缺席，她们不得不独自承担起繁重的家庭劳动以全力支持丈夫、子女献身国防事业；在社会领域，她们热心公益事业，依靠聪明才智带领广大妇女劳动致富。
“事业型红嫂”是指在改革开放之后自主创业、爱岗敬业的沂蒙妇女，典型代表有朱呈镕、高娟等。她们大多数出生于20世纪60、70年代，是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成长起来的一批女性。她们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拥有更高的学历和综合素质。以2016年临沂市妇联评选出的“十佳沂蒙新红嫂”为例，自主创业的企业家、妙手仁心的医生、教书育人的大学教授、秉公执法的政法干警、弘扬传统文化的表演艺术家……这些“事业型红嫂”作为新时代的独立女性，既继承了勤劳勇敢的品质和深厚的家国情怀，又充分体现了“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时代精神，在时代浪潮中将人生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相结合，用奋斗创造精彩人生。“事业型红嫂”的精神内核是干事创业的奋斗精神。她们有着自立自主的独立意识，积极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与价值，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余论
革命战争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动员领导下，沂蒙妇女们从囿于灶台的农家妇女成长为为革命胜利作出巨大贡献的“沂蒙红嫂”；新中国成立后，“沂蒙红嫂”这一红色人物形象借助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从沂蒙山区走向全中国，逐渐成为拥军爱党的精神符号、名扬四海的女性楷模。“红嫂精神”并没有随着革命战争的结束而消散，而是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发展。从“革命型红嫂”到“奉献型红嫂”再到“事业型红嫂”，从强调女性在男性背后为国家和家庭作出的牺牲奉献到重视女性作为独立的个体取得的职业成就和社会贡献，这是沂蒙妇女个人的主体意识和综合素质不断提高的体现，也是社会进步给予了女性更多发展机遇和空间的体现。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家国情怀。
（作者：于 洋 王克霞；单位：中国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