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12期P72—P73

作者：张泰苏  单位：耶鲁大学法学院，摘自《北京大学学报》2022年4期，晁天义，郭飞摘

过去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史领域最经久不衰的两大议题大概是“唐宋变革”以及“大分流”。这两大议题虽然各自在唐宋史领域与明清近现代史领域起到了学术枢纽的作用，但相互之间却鲜少有互动与交集。

学界对于“唐宋变革”的定义有若干种，其中最常见也最具争议性的是所谓的“内藤湖南假说”。内藤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由唐到宋的这一段历史是中国走出“中世纪”、迈入“近代”的核心转折点，具体体现在从贵族制到君主独裁制的政治转变之中，以科举制度的相对强化、相权相对于皇权的逐步衰弱等制度变化为主要支点。数代学人以多种语言对内藤假说进行了细致的讨论，或支持、或反对，进而产生了若干种新型的“唐宋变革论”。

其中比较著名的是郝若贝（Robert Hanwell）提出的“宋代政治精英地方化”观点。郝若贝认为，宋代相比于唐代有更强的政治与社会离散趋势：唐政权主要掌握在少数居于中央的政治家族手中，世代相传，但这些“中央家族”（或可称为贵族阶层）的政治权威性在宋代逐步衰落，被人口基数更大的地方士人所取代。从此，中央政府的人员构成有了相对较强的流动性，中央—地方之间的政治平衡也随着地方士族的兴起而开始倾向后者。与此同时，成规模涌现的民间宗族群体为地方社会的自我治理能力开始提供较强的制度基础。

相比于内藤湖南假说，郝若贝在部分继承了“贵族制瓦解”这一大前提之下，将唐宋变革的核心维度由中央政体引向地方社会，由政治理论引向社会与文化史。时至今日，这一思维范式依然在西方的唐宋史研究中占据着比较主流的地位。

以郝若贝学说为出发点的“新型唐宋变革”从政体走向宗族、从政治走向社会、从中央走向地方，这一套新体系的学术生命力明显要强于内藤假说，过去几十年里虽然不乏针对变革程度、起点、终点等技术元素的争议，但大体结构始终为大量学者所接纳，因此得以逐步扩张。

如今比较主流的唐宋变革/转型学说实际上是以地方社会的政治地位提升、自我治理能力加强为核心元素的学术体系：随着地方的政治地位与自我治理能力上升，中央政权的外部正规化控制能力也相应减弱，而其内部的组织与管理机制反而因此变得更加严谨。此外，这些权力分配与治理能力层面上的转型也顺理成章地响应甚至推动了经济体的市场化与商业化，并进一步促成了宋代的间接税收改革。

相比于唐宋变革论，学界关于“大分流”的讨论既有更统一的一面，又有更碎散的一面。

所谓“大分流”，一般指中西之间在17到19世纪之间所发生的经济分流，以18、19世纪率先发生在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为核心元素。对于该如何解释经济分流的发生，学界历经上百年的争论，至今也没有达成显著共识。

最经典的观点来自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中国宗教论，认为中西文化之间在纯物质与政治理性层面存在根本性差异，因此在经济增长层面出现大幅落差。到了20世纪末期，它虽然还保留着一定数量的支持者，但已不再被学界主流所接受。

学者们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个体行为之外的环境因素，包括自然资源环境、地缘政治环境与制度环境三大类。

在这几种最主流的研究路径之外，近十年以来，还有些学者试图通过人口、科研环境等因素去解释大分流，但尚未形成特别清晰的学术派系。

总而言之，大分流研究的各个分支之间虽然存在比较统一的问题意识，但至今依然缺乏解释性层面上的共识。破局的关键或许在于更换视角和问题。如果学者们无法在“中国的工业化脚步为何慢于欧洲”这个传统问题上达成基本共识，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一些提问角度和方式：比如，“在工业技术已经传入东亚之后，它在中国的普及速度为何相对偏慢？”或者，“中国最终到底是怎样完成工业化的？”

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不能被直接嫁接到传统的中西大分流问题之上，但两者之间必然有一些深层关联：首先，假如我们能找到清末民初工业技术普及速度偏慢的原因，那么这些原因多半也存在于清代前中期的经济局面之中，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当时的技术更新速度。其次，清末民初工业技术普及速度偏慢的原因也应该可以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化进程中找到若干提示，因为后者最终确实是打破了前者所造成的经济困境。

顺着这个思路，可以找到如下几个推理支点：第一，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工业化进程是一个由国家主导并推动的过程，工业技术在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推广普及和国家能力的增强有着极为清晰的关联，80年代之后的市场经济腾飞也是建立在这个早期工业化进程之上的。第二，晚清和民国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国家能力缺陷。第三，政府的财力缺陷确实拖延了清末民初的工业化进程。

在这三个支点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经济分流的部分原因作出如下反向推理：第一，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国家能力建设似乎解决了阻碍晚清民国工业化发展的资本积累困境。第二，1870年之后的中日经济分流以及中国工业化追赶速度整体偏慢这些现象，都可以部分归结为由政府能力缺失所引发的资本积累问题。

更重要的是，“政府的财政、行政能力偏弱”与“国家能力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资本积累”这两个基本的叙述性论点在清代中期依然是成立的。对于绝大多数研究大分流的学者来说，清代的国家能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

清代相对孱弱的政府能力（尤其是财政能力）很有可能是大分流的核心成因之一。

一旦我们从国家能力维度入手，似乎就有了真正打通唐宋变革与大分流问题的可能性。假如大分流和清代国家能力的孱弱有关，而清代国家能力的孱弱又和唐宋变革所带来的某些长期结构性社会变化有关，那么能够连接唐宋变革与大分流的逻辑链条似乎已经呼之欲出了：唐宋变革带来了政治精英地方化的大潮流。这一潮流增加了地方社会所拥有的政治资源，并进一步强化了它们的自我治理能力。于是，地方社会对于中央政权的制度依赖愈发薄弱。这些变化为之后几个世纪的财政收缩提供了必要的社会环境：即使政府的地方行政能力随着财政的退化而衰减，地方社会依然有能力维持基本的治安与经济活动，不至于陷入混乱。

在这一套宏观历史假说里，有几个具体的叙事点的措辞需要格外小心：首先，它认为唐宋变革为长期的“国进民退”提供了条件，但并不认为前者直接导致了后者。从宋到清的数次财政能力收缩各有各的政治背景与具体语境，并不是从唐宋变革时期开始就成为功能性必然的。

其次，这套假说并没有为大分流现象提出任何充分条件或必要条件，而仅仅是给出了一些影响因素而已。从逻辑上讲，政府能力的不足仅仅会使工业化过程更加困难，但不会让它变得完全不可能。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这真的只是一套假说而已，最多可以说是一套基于文献梳理而衍生出来的、合乎基本逻辑的想法，但无论如何不是一套得到过实质性论证的“观点”。日后的实证研究是否会支持它，甚至是否会支持它的任何组成元素，都还是未知数。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提出这种假说？

本文提出的这个宏观假说有两点价值：第一，它力图在既有文献的夹层中找到一些贯穿宋元明清的长期线索，或许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唐宋变革”与“大分流”这两套学术文献各自的思维脉络。第二，它起码为解释大分流这项“永恒的学术工作”提供了一些逻辑上可行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