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ChatGPT很火爆，人工智能会如何影响世界？这个问题也引发了社科学者的诸多讨论。2022年上海社联年度论文《世界经济增长分析框架：新变量及其创新发展》（原载《学术月刊》2022年第7期）一文中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前瞻性思考。文章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权衡。
权衡认为，世界经济增长实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以往流行的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和方法，未能充分考虑新的变量，越来越难以适应现实需要。当前有八个重要变量在影响世界经济走向，分别是：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国际投资贸易规则新变化、全球经济区域化周边化、大国经济政策溢出效应、“一带一路”倡议、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全球减碳战略实施以及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发展。
权衡在论文中指出，上述八个重大新变量、新因素，正在深刻冲击和改变传统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客观上也在影响和重塑传统经济增长的速度、总量、资源配置结构、企业组织、产业结构、规制结构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等新机理，潜在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实践和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那么，这些变量背后的成因是什么？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有了怎样的新变化？更重要的是，人文社科类学术研究如何发挥它的现实作用？近日，记者就一系列现实问题专访权衡。
记者：我们当前面临怎样的世界经济增长新格局与新变量？
权衡：过去我们研究经济增长理论总是基于传统的分析框架，缺乏考虑和体现新的变量和新因素的出现及其影响。
第一，近三年疫情的冲击，对世界经济的总需求和很多公司都带来了影响，这并不是一个短期的影响因素。疫情从需求侧、供给侧等对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带来深刻变化；原来侧重关注短期需求变动和冲击，也有相应的理论支撑；这次疫情同时也带来了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重组和变化，这也对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带来影响。
第二，经贸规则的变化。中国的发展在2000年迎来了重要的历史机遇，我们加入WTO，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也一直认为世界经贸会按这一框架来运行。然而，近年来，WTO机制也陷入了停摆状态，这背后的深层逻辑在于，投资和贸易之间的关系在世界经济增长中发生了变化。如今，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更为重要，因为自由贸易的背后，其实是全球资本的流动，跨国公司的重构，这都将带来世界经济的新增长和新变化。
第三，过去我们研究世界经济短期增长态势，一般不太考虑技术进步因素，因为我们分析短期内投入和产出时，通常假定技术水平短时期内往往是不会有大的变化的。但是，近年来科技飞速变化，特别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因素，在短期内可能会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变化。技术已成为一个外部冲击因素，可能在短时期内对原有的经济基于技术不变的假定条件构成影响，因此需要有新的分析思维，才能更准确、全面地刻画经济增长的格局和变化。
尤其是人工智能、数据要素甚至平台经济等这一变量，它与原有生产要素和生产函数的关系更加深入和密切，包括可能是互补性，也可能是替代性的关系。替代性导致的结果，不仅是生产效率的改变，更重要的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产业模式的深刻改变。这一技术突变可能在短期内就会发生，甚至产生颠覆性的作用，因此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科技革命，大数据、平台经济等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第四，事实证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以美国、欧洲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从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到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货币政策，但难以带来世界经济的根本性复苏和持续增长。如何激发世界经济的新的活力、动力，以积极应对危机冲击。
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明确指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五通”，这实际上分别与经济增长框架有关的“国际合作、基础设施、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以及文化交流”等相对应，它有力地推动了内陆型地区和国家开放发展的新理念和新实践，推动传统国际投资和贸易理论的创新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开放和国际贸易理论，一般总是强调沿海地区的开放，“一带一路”则强调向全方位开放，包括沿海开放与内陆开放联动发展，这就极大地带动了内陆型开放经济发展和贸易升级转型。
不过，“一带一路”现在在国外面临一定的压力和挑战。原因在于，现在世界经济增长趋势放缓，因此“一带一路”面临顶风而上的挑战，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加快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趋缓注入新动力；其次，“一带一路”也面临着来自某些西方的曲解和误读，特别是一些国家把“一带一路”意识形态化，需要我们保持清醒。此外，“一带一路”本质上还是坚持市场经济的逻辑，各类市场主体需要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以收益最大化、成本分摊的原则推进，要尽可能推动当地人的福利、就业和收入增长情况，同时项目本身也要有收益和利润，做到共商、共建、共享。
第五，原有的国际分工体系发生了改变。目前，更强调全球要素更加便利化、自由化流动。但全球化本身已经面临一些挑战，这一挑战背后，不是全球化自身出了问题，而是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失衡，全球收益不平等现象在增加，财富分配不公平程度也在增加，这才是引发逆全球化背后的逻辑。
与此同时，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带来新贸易、新形态、新经济、新产业，尤其是数字贸易的背后是数据要素自由流动，大数据驱动服务贸易的比例越来越高。贸易便利化的背后是投资自由化，由此海关等边境监管规则需要随之调整。比如，WTO的边境规则走向边境后规则，更关注投资涉及的便利化、生态环保、劳动保护等标准，这些都可以提到规则中来。因此，不仅世界经济的增长格局在变，更重要的是增长的规则也在慢慢演变。这背后的驱动，是投资自由化和贸易便利化的关系发生改变，是整个国际体系中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因为这些国家也需要参与国际贸易，并呼吁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不断完善。
记者：如何理解中国的“双循环”，外循环发展中需要链接哪些主要区域？
权衡：我们所说的“双循环”，强调的是以内循环为主，内外双循环相互促进。近年来，国际大循环不仅遇到了疫情的冲击，国际地缘经济、政治的格局冲突，也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不稳定。在此背景之下，中国具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通过强大的内循环可以带动国际市场的复苏和繁荣发展，这也是一种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要看到，疫情也对基于比较优势、资源禀赋条件而长期形成的国际市场分工体系带来了影响，特别是疫情全球蔓延及防疫的全球不同步，带来全球供应链不稳定、全球产业链受到严重冲击。全球分工体系正在从原来注重效率导向转向安全导向，也出现了产业链的区域化和周边化布局的新态势，全球产业链、创新链和价值链体系几乎都面临新的重构。在此情况下，布局中国的产业链和供应链，首先考虑的是，中日韩是一个国际循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国际贸易合作，也是一个国际循环，都可以带动中国和这些地区合作共赢和发展，同时也符合当下全球产业调整的周边化、区域化的新态势。当然，我们仍然要坚持全方位开放，仍然要致力于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记者：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带来什么变化，您如何看待与此相关的就业问题？
权衡：我认为还是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经济形态、社会形态的塑造和影响。因为过去，科技进步需要经过漫长变迁，但在今天，特别是互联网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这类的科技进步具有突发性、颠覆性，一旦发生变革，会突然给我们的产业生态、生活环境，包括生活方式等带来很大改变。
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就业问题主要涉及三类关系。一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可能会因为人工智能这类的技术运用而形成替代关系；二是互补关系，即人工智能技术最大的意义在于推动人机互动和相互促进，从而提高各方面的工作效率、生活效率和劳动生产率；三是人工智能可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一旦相关领域发展起来，就会产生新的就业形态，当传统就业方式发生改变，就会迫使劳动者通过自我学习提高自身能力，适应人工智能带来的更高的就业要求。这就要求就业增长与终身学习相互促进。
记者：人文社科类学术水平的提升，对城市软实力的促进作用体现在哪？
权衡：人文社科类学术研究会不断推动思想创新和思维创新，而创新性思维、创新性思想是城市软实力的一个重要体现。人文社科类工作者，如社会科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文学艺术家等，都可以积极回应现实，回应社会问题，尤其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一定会出现和面临很多社会问题，我们需要从不同侧面，发挥不同学科作用，发挥智库作用，积极回答和解释社会发展热点问题。
科学不仅包括自然科学，还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我建议加快推动这类高端智库的建设，让专家学者的学术思想转化为理论成果，转化为决策咨询参考。这也是人文社科工作者应该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也是城市影响力、软实力的组成部分。
此外，我还特别建议要加快建设人文社科人才队伍的建设培养，因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大量经济和社会问题，其实非常需要社会科学家、甚至哲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文学艺术家等来做出解答，并引领社会形成积极共识。特别是除了加快培养人文社科类领军人才，我们还要培养大量的中青年骨干，储备优秀的中青年后备力量，确保社科人才发展后继有人，社科事业高质量发展。
记者：如何发挥人文社科类学术研究的作用，学术成果转化的意义在哪？
权衡：人文社科类学术研究发挥作用，学术成果的转化是一个重要渠道，这不仅包括论文发表、著作出版，还包括将其中的思想观点转化为理论引领和政策参考，即智库研究成果，或者说是决策咨询服务的成果。学术研究成果本身不是决策，而是决策咨询，政府可以将其作为有价值的决策参考。
比如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背后的理论逻辑和依据是什么？国际经验、发展背后的规律是什么，以及需要考虑的因素、注意避免的问题有哪些，在具体推进的过程中又有什么可操作的建议。我认为人文社科通过学术成果的转化，可以有效发挥政策咨询的作用。
因此，推动学术成果有效转化非常重要，将理论研究的思想、观点、成果，转化为政策咨询和有效建议，有助于推动国家重大公共政策的有效制定，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
记者：您对上海社联的年度论文评选活动有什么好的建议？
权衡：首先，我建议扩大这一活动的影响范围，让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到年度论文的评审工作中。推荐也可以采取更为灵活的方式，包括他评、自评在内的多种方式；其次，我认为在活动后期，可以加大对中青年学者的传播和推广，通过学术成果推荐更多更优秀的年轻学人，扩大他们的影响力。
（来源： 上海社联微信公众号，权衡系民进中央参政议政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