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挈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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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丕烈跋《稼轩长短句》元大德三年铅山广信书院刊本 国家图书馆藏

中国藏书史上，“佞宋主人”黄丕烈是标杆人物，而所谓“佞宋”是何意？明清藏书家为何媚宋、迷宋，痴迷于收藏宋版书？这并非是黄丕烈的独创，他的前辈藏书家早已提出“佞宋”观念且发扬光大之。或者说，正是人们意识到宋元旧本古籍具备文物价值，“佞宋”风气才会兴起。对宋本最切身的体会与研究则要追溯至明中期以降苏州地区的藏书家们，常熟钱氏家族的钱曾可谓第一代“佞宋主人”。

01从绛云楼到述古堂

明清之际，常熟私家藏书之风空前兴旺，《书林清话》作者叶德辉曾言：“常熟为江南名县，其士大夫喜藏书，自为一方风气。以余所知，前明有杨五川七桧山房、赵清常脉望馆，储藏之富，远有师承。其后继之者，为毛子晋汲古阁、钱牧翁绛云楼。绛云火后，余书归族子曾述古堂。甲宋乙元，转相传授。”可见，虞山派藏书前有赵用贤父子，后有毛晋父子。清初钱氏家族不仅继承了藏书，还继承了前辈藏书家积累的古籍“嗅觉”。

钱谦益楷书《与仲雪等唱和诗》卷（局部） 常熟博物馆藏

据载，虞山钱氏为五代吴越王钱氏后代，积累数代之文教成一大书香世家，诞生了身仕两朝的文坛领袖钱谦益。钱谦益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便是大藏书家，他利用自己的名望访求古书，先后筑荣木楼、拂水山庄、绛云楼等藏书，自称“今吴中一二藏书家，零星捃摭，不足当吾家一毛片羽”。族孙钱曾因清军入关再未事科举，终身为布衣，但他在藏书史上比钱谦益更为有名。

钱曾出生时，钱牧斋年已四十八岁，但钱曾仍在牧斋的影响下度过了青年时期，其诗文、鉴赏品位无不由牧斋栽培。更重要的是，在顺治七年绛云楼失火后，千部藏书毁于一旦，钱谦益叹息“吾家庚寅之火，江左书史图籍之小劫也”。暮年的钱谦益无力重建，将绛云楼烬余之书与未完书稿都赠与年轻的族孙钱曾。自此，绛云楼不复，钱谦益收藏的精本全都汇集到钱曾的莪匪楼、述古堂、也是园。

绛云楼版刻图

钱谦益嗜书成癖，收购不到的刻本便要借抄，以防宋元旧本就此消失，抄书是最实用便捷的手段，“钱抄”技能也被钱曾继承且发扬。后世藏书家潘祖荫认为精抄“始于钱氏遵王”，“钱抄”被认为明以来抄本中的精品，所谓“下真迹一等，仿之汲古阁毛氏抄本亦无多让”。可以发现，大规模的抄本伴随着人们对宋元旧本的狂热，因为宋本稀见才急需抄写留存。经历甲申之乱后，江南藏书家逐渐意识到个人力量在时代变局前的渺小，互相借阅、传抄风气兴起。抄书某种程度上也是再生产书籍的环节，宋元以前的书籍只讲究内容文字完整准确，又何须影抄呢？

钱谦益编《列朝诗集八十一卷》清顺治九年（1652）汲古阁刻本 常熟博物馆藏

当我们透视钱曾的交游网络，发现毛晋父子、陆贻典、季振宜、冯舒、冯班、叶奕、顾湄等人都与钱曾因抄书结识。《读书敏求记》中《经典释文》条述钱曾访叶奕、叶万兄弟：“每见友案头一帙，必假归，躬自缮写，篝灯命笔，夜分不休。吾雨人购得秘册，即互相传录，虽昏夜扣门，雨家童子闻声知之，好事极矣。”雨夜与好友抄书，这或许是钱曾回忆中最为美好的场景。从侧面来看，这种对宋元旧本的狂热，也正在迅速蔓延至整个江南藏书圈。

在《述古堂书目》序中，钱曾似乎知道后人的疑惑，在自述多年藏书心路历程同时，不忘解释“佞宋”的来源：

“竭予二十余年心力，食不重味，衣不完采，摒挡家赀，悉藏典籍中……忆年驱鸟时，从先生长者游，得闻绪论经史经纬，知读书法。逮壮，有志藏弃，始次第访求，问津知途，幸免于冥行擿埴。然生平所酷嗜者，宋椠本为最。友人冯定远每戏予日：‘昔人佞佛，子佞宋刻乎？’相与一笑，而终不能已于佞也。”

《钱遵王述古堂藏书目录》清抄本

钱曾以“佞宋”自居，实质上是“以古为师”理念的一种体现，认为越早的版本越贴近原始文本，读宋本便能触碰圣人之心。藏书室述古堂得名源于《论语》“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述而不作”的立场要求后世儒者遵循“经”而过度阐释，否则原初的圣人义理将无法再现，钱曾更是将藏书活动看作是“述古”的实践，云：“遗经旧史，不与古人俱往者，俨然在此堂也。”

如此看来，黄丕烈说出“佞宋出述古堂书目序，予恒引为窃比”时，已经站在了虞山钱氏、乃至前辈苏州藏书家所构筑的“佞宋”高峰上。

02宋本鉴定开山大师

明末清初宋版书已不可多得，当宋版书被沈周、吴宽、文征明等前辈书画鉴赏家带火之后，江南地区的书籍市场开始出现伪造的宋版，于是才有了鉴别版本真伪的需要。钱曾一生勤于校勘、编目、题跋，除《也是园藏书目》、《述古堂藏书目》等总目外，《读书敏求记》更值得一提，此书或许是版本学成为学问的开始。

《龙龛手镜》四卷 辽释行均撰

明影宋钞本 国家图书馆藏

有“虞山钱曾遵王藏书”印

《读书敏求记》前身为《虞山钱遵王述古堂藏书目录题词》，即他自己“手批目览，类而载之”的成果，共四卷，收录六百三十四种善本题跋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藏书目录。钱曾在标注卷数、作者名氏之外，还客观描述了书籍内容、版本，或详述藏书授受，或加以考证评论，有时还睹物思人、抒发感想。因此，若将《读书敏求记》视为解题目录也是不合适的，此书更像是钱曾个人阅读空间与藏书趣味的漫谈随笔。

《读书敏求记》清雍正四年赵孟升松雪斋写刻本

钱曾不仅关注宋版书的资料价值，同样重视书籍的实物形态，赏心和悦目对他而言同等重要，完全以书画鉴赏家的眼光在做藏书家。钱曾平生经眼书籍千册，因此对宋版书的特点高度敏感，开本阔大、字迹娟秀、用纸讲究、版式疏朗是他手上珍贵旧本的“文物鉴定点”。《读书敏求记》中提出从书籍序跋、版式、印章、字体、刀法、纸张、墨色等方面来鉴定刻本的时间、地点和主持者，从祖本、子本、完缺、翻刻等角度来判断古本的价值，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南宋绍兴本《白氏文集》国家图书馆藏

如《白氏文集》条论宋本授受源流：“庚寅一炬，此种本种子断绝，自此无知有庐山本者矣。予昔从娄东王奉常购得宋刻，卷次与世行本无异，后亦归诸沧苇。是金华宋氏景濂所藏小宋板，圆记宛然，古香可爱，更精于奉常本。”

又如《云烟过眼录》条论唐刊本旋风装：“相传彩鸾所书《韵》散落人间甚多，余从延陵季氏曾睹其真迹，与达卿所藏者异，逐叶翻看，展转至末，仍合为一卷，张邦基《墨庄漫录》云旋风叶者。即此，真旷代之奇宝。”

唐写本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故宫博物院藏

钱曾对书籍外部形态的重视，也恰恰意味着人们将宋本视为文物，超越了前人的“善本”观念，“善本”由以前单一的校勘资料转变成文物。“真旷代之奇宝”可能有夸张成分，但也说明此时稀见之本的价值与地位已等同古董书画。值得关注的是，《读书敏求记》中的版本鉴定与书籍鉴赏往往是合为一体的，钱曾既是敏锐、理性的藏书家，同时也是闲适淡泊的江南读书人，他的生命历程与书籍浮沉轨迹道道契合。

《高常侍集》条云：“今宋椠本流落无闻，予本久已归诸沧苇。此乃怀古堂录本也。聚散不常，阅人成世，三君墓木已拱，独予抱断编残简，栖迟于鱼蠹之中。良夜，静言思之，吾家典籍，异日传于不知何人。”在学者眼中，此条著述了《高常侍集》的版本存佚，他们多少带着对学问的执念与焦虑而读书，但钱曾则心境大不相同。他年少时抄录的宋本如今不知去向，师友也已不在，不由产生百转千回的孤寂之情。又如“庚申帝史外闻见录二卷”条云：“先君广觅是书，仅见之《眉公秘笈》中，脱落舛讹，十亡其五。予后得完本，缮写藏弆。惜先君之不及见，每检此书，即为泣下如雨。”钱曾父亲钱裔肃对他影响极大，他对书籍的回忆往往交杂着鲜活的祖辈记忆，看似琐屑的笔触蕴含着钱氏一族以藏书对抗时间的努力。

《吕和叔文集》十卷 钱氏述古堂钞本

国家图书馆藏

左栏外有“钱遵王述古堂藏书”八字

《读书敏求记》之所以历久弥新，也得益于钱曾这些流露真情的书跋，如果忽视这些藏书往事的存在，会错失很多明末清初书籍世界的精彩图景。可以说，今天的宋本鉴定仍沿用着钱曾的许多观点，但钱曾并没有特意去建立一个客观、理性、科学的宋本鉴定体系。那是因为书中所见传抄、收购善本的种种经历，是一代虞山藏书家独特的体悟与识见，钱曾的书籍地图以他一生的际遇为坐标轴。与其说钱曾《读书敏求记》是最早的版本目录学专著，不如说版本学兴起于鉴定宋本的明清苏州藏书家中。

03苏州的“宋本热”吹彻京城

钱曾是一流的藏书家，可他是否是一流的学者？前文所述钱曾终身未入仕途，可这是否意味着他没有学术造诣？并非如此，凭借《读书敏求记》一书，钱曾在版本目录学史上已是一座高峰。《读书敏求记》四卷虽然没有标明四部名目，但仍将经、史、子、集分类列于各卷，暗含四部之意，并有二级子目，侧面展现出钱曾对学术分类的独到见解。

钱曾《今吾集一卷》清传钞本

传统目录学以四部统摄小类目，但钱曾所列的四部只收录各部重要著作，另立小类目收录其他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评价《读书敏求记》：“分别门目，多不甚可解……五经并为一，而字学、韵书、小学乃歧而三。纪传编年集史之类并为一，而器用、食经之类乃多立子目。儒家、道家、墨家、纵横家并为一，而杂家、农家、兵家以下，乃又缕析诸名皆离。”此评价是未失公允的，因为钱曾将大类目与小类目并列，造成了逻辑上的混乱。

可作为一部私家藏书目录，钱曾如此编目有他的理据所在。钱曾生活在提倡经世学问的清初，当时日用知识书籍数量激增，如时令、器用、食经、种艺、豢养等类目与“史”部并列，足见他对书籍经世致用性质的重视。在宋元旧本之外，地理舆图、别志类目中收录了相当多的地志、舆图，如《九边图论》《贵州诸夷图》《安南图志》《朝鲜八道图》等等，令人眼前一亮。这也与当时历史地理学术发展趋势息息相关，人们通过这些书籍了解异域世界，更加多元的天下观就此展开。若将《读书敏求记》放回清初江南知识人的文化语境与学术趣味，从目录反推至学者治学门径，钱曾藏书分类的标准也就不难理解。

《读书敏求记》著录《云南诸夷图》《贵州诸夷图》《安南图志》

由于《读书敏求记》著录了大量宋元旧本的版本描述，四库馆臣一边批判钱曾“于考证不甚留意”，一边却无法避免引用他的著述。《四库全书总目》处处可见《读书敏求记》的身影，以此书考察图书的流传、真伪。《总目》著录《岛夷志略》提要云：“考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及焦竑《国史经籍志》皆不载是书，唯钱曾《读书敏求记》载之，称为元人旧钞本，则此书久无刊板，传播殊稀。”此时的宋元旧本已经是藏书主流，当四库馆臣想要考证元钞本源流时，必会追溯至明中叶以降的江南私家藏书目录，集大成者便是钱曾。

私家目录往往根据个人的藏书旨趣编纂，而作为清代官修目录的《四库全书总目》接受了来自民间的“善本”理念。换而言之，清初苏州地区藏书家这一群体对宋元旧本的推崇，正在影响国家层面的目录编纂。私人目录流传愈广，也将虞山的这波宋本收藏狂潮吹到了京师四库馆，生发于民间的“佞宋”风气纳入到四库分类标准中，清代善本书目与版本研究皆发端于苏州地区。

清 王翚 《虞山林壑图轴》局部 常熟博物馆藏

由于官书目录前所未有地推崇书籍的文物属性，这也使得《读书敏求记》在乾嘉之后再次大规模流行，后世藏书家纷纷模仿钱曾撰写题跋，此后善本目录成为藏书家“标配”，宋版书成为善本永远的代名词。无论《读书敏求记》中的藏书目如何艳羡藏家，钱曾藏书却难逃流散的命运，在季振宜、徐乾学、黄丕烈、汪士钟等江南藏书家手中辗转流传。

“虞山钱曾遵王藏书”印

一日，暮年的钱曾从徐乾学传是楼得见曾属述古堂的珍宝《考古图》，不由大喜感叹：“嗟呼，此书得而失，失而复得，缮写成帙，予之嗜好可谓勤矣。然聚散何常，终归一慨，学者唯以善读为善藏可耳！”江南书香文脉世代传承，虞山藏书风气绵延千里，藏书家即使身后书散，读书之心却不会与江南士人走散。漫长岁月，等待着旧本与苏州的再次重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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