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地方史志与

文物保护利用的融合发展

陈明吉

提要 文章围绕地方史志与文物保护利用融合发展这一命题，分别以地方史志与文物保护利用工作的现状、存在问题，地方史志与文物保护利用融合发展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发展方略等进行探讨，为研究地方史志与文物保护利用融合发展提供了借鉴和思路。

主题词 地方史志 文物保护 融合发展 研究

多年来，地方史志和文物保护工作分别在各自不同领域，采用各自不同的组织形式和运作模式，对史料和文物，以“他无我有，他有我精”的求索精神和使命担当，深入进行收集整理、编纂研究、开发利用，取得了较好成效，在存史、育人、资政等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科学文化事业和人类社会发展，这种地方史志和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并驾并驱、各自发展的形式，逐渐显露出信息不畅、协作不力、资源浪费、物不能尽其所用、科学研究开发利用成本增大等弊端。而互通有无，资源共享，研究成果互补，地方史志与文物保护融合发展的需求越来越突显出来，它已成为新时代的呼唤，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历史进步的必然。

一、地方史志、文物保护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长期以来，各级地方史志和文物保护工作部门在继承人类社会遗产、传承历史文化基因等方面，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花了大力气，出了很多彩。以绵阳市安州区为例，安州区地方史志工作本着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全面系统客观记述安州历史的精神，一代又一代史志人在广阔的史志天地不辍耕耘，收获了累累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安州史志先贤们在清朝中后期，先后成书了乾隆、嘉庆、同治年间修纂的3部木刻本《安县志》；民国时期，先后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出版了3部石刻本《安县志》。同时，清朝翰林院学士、四川安县大才子李调元著有《函海》160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安县人民政府加大编史修志的步伐和力度，成立了专门机构，狠抓编史修志工作，两轮修志，完成了新编《安县志》和续修《安县志》的工作；编纂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安县历史第一卷》《中国共产党安县历史第二卷》，并指导县直各部门编修部门志，指导各乡镇编修乡镇志。从1992年开始，每年编纂一部《安县年鉴》，从2015年起，每年编纂一部《执政实录》。2013年编纂出版的《汶川特大地震安县抗震救灾志》获四川省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为传承历史，留住乡愁，有计划编纂出版“安州区第一个共产党员——沙汀”等党史人物系列丛书，这一部部精品，成就了安州区的历史文化元素。

文物保护利用工作也是硕果累累，成绩斐然。各级文物管理部门严格按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赋予的历史使命，认真开展文物搜集、征集、发掘、鉴定、抢救、修复、研究、展览，使藏在深闺无人知的珍宝，绽放异彩。依然以安州区的文物保护利用工作为例，在馆藏文物方面，通过2015年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安州区博物馆珍藏文物2944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2件、二级文物9件、三件文物312件。这些珍贵的文物中，既有历史文物，又有革命文物；既有古钱币、古陶器、古瓷器、古代金银珠玉饰品，又有古代字画、票证、军械、文献、绢帛、印章等。自2012年博物馆建成以来，分别以“自然旅游厅”“历史文化厅”“非遗民俗厅”“地震援建厅”“馆藏文物厅”等系列展览向民众免费开放。在地面文物方面，通过1987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和2007—2011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安州有文物点300余处，文物保护单位40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处、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5处、绵阳市文物保护单位6处、区级文化保护单位6处。这些不可复制、不可再生、沉睡千年的瑰宝，在文物管理部门的精心呵护下，显露峥嵘，成为安州历史变迁活的见证。

虽然地方史志和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在现有体制下运转正常，发展势头良好，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纵向管理多，横向联系少；各自研究多，统一部署少；资源分散多，集中利用少。在机制体制等方面，也存在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空间，地方史志和文物保护融合发展迫在眉睫。

二、地方史志与文物保护融合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随着社会各个领域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和公益事业资源共享，知识信息全面公开的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作为服务民生、服务社会的地方史志与文物保护融合发展，自然成为新时代的呼唤和历史发展的必然。

（一）地方史志与文物保护融合发展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

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先有新生事物的出现，再有管理工作的跟进，这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管理形式必须服从服务于客观存在。地方史志和文物保护工作，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管理体制上形成了现有管理模式和组织机构序列。在业务管理上，地方史志工作归属于中指组和省市区县地方志办，而文物保护工作则归属于文旅部、文厅、县市区文旅局（文体局）；在行政管理归口问题上，地方党史工作部门归属于党委组织部，地方志工作部门归属于政府办，文物管理部门归属于党委宣传部，在安州区同为文物，馆藏文物由博物馆进行管理，不可移动文物由文管所进行管理。这种管理上的多头，不利于事业的统筹发展，有待从管理体制上进行整合调整，适应社会事业发展需要。

（二）地方史志和文物保护融合发展，是整合资源、物尽其用的需要

由于地方史志和文物保护多年来分属于不同序列，在搜寻、占有资源过程中，各自都以不同方式和途径获得了一些史籍、文物上的珍品，并以此作为自己的“镇馆之宝”。如建国前，安县有清朝、民国年间的古籍志书《安县志》6部。其中乾隆板的木刻本藏于安州档案馆；嘉庆、同治年间的两部木刻本和民国二十七年、民国三十二年的两部石刻本藏于安州图书馆；民国二十二年的石刻本藏于安州区史志办。而作为广收博纳、包罗万象的博物馆因建馆较晚却缺少这类藏品。如果有朝一日对古籍《安县志》进行研究、开发，势必费时费力，增大周折。而且由于保管条件限制，也不利于藏品安全。出于整合资源、保护珍品、物尽其用，地方史志与文物保护乃至档案保护的融合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三）地方史志与文物保护融合发展，是史志与文物互为作用、相应生辉的需要

史志与文物不是各自孤立的客观存在，而是无法分割，有着深切的不解之缘。它们之间互为作用，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相互转化。史志可以转化为文物，如《安县志》《抗震救灾志》《中国共产党安县历史》等史志书籍已成为安州的文物。而文物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每一件文物的背后都隐藏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它是史志编纂研究的客观载体和宝贵史料源泉。从历史上看，北宋司马光之所以能成功编纂《资治通鉴》，完全得益于英宗、神宗两代皇帝的大力支持。其一，是英宗皇帝特批，专门为编修《资治通鉴》成立了一个书局，专事修鉴工作；其二，是英宗皇帝特批，赋予司马光以特权，即可以自由借阅皇家图书馆和龙图阁、天章阁两个宫廷图书馆的书籍，这些重要文物和档案为《资治通鉴》成书提供了很大帮助。从现实看，国内唯一的一处称“王”的羌寨——安州羌王城的研究开发，则得益于重要的考古发现和同治年间《安县志》、北宋初年《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安州区茶坪、高川通往茂州的两段茶马古道的发现，则得益于茶坪河上的东方廊桥——姊妹桥和雎水河上“鱼洞山前悬半月，虎头山下见长虹”的神秘古迹——太平桥。

（四）地方史志与文物保护融合发展的理念与基层的呼声形成共振

我们走访了与地方史志、文物保护相关联的部门，大家普遍认为地方史志与文物保护融合发展很有必要。他们谈到，近几年随着爱国主义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全域旅游发展，农业、工业、水利、交通等重点工程建设都在向古人请教，请历史帮忙，一时间探究历史、寻宗问祖成为一种时尚。但遗憾的是，大都是单一的、零散的、功利化的、临时性的研究，缺乏全面、系统、深度和可持续性，不能形成合力。在加强联系、互通有无、资源共享等方面，安州博物馆一位负责人谈到，史志、文物、档案、图书都是性质相当、功能接近的文化事业，但相互之间不了解、不认识，同是一家人，难进一家门，希望通过融合发展得到改变。

三、地方史志和文物保护融合发展方略探讨

（一）对管理体制试行改革

在现有管理体制中，地方史志、文物保护、图书、档案在其具体管理工作中，都是各有班子、独立门户。然而这些单位普遍人员偏少，多者十来人，少者五六人。而且麻雀虽小，肝胆俱全，繁杂的行政事务和社会工作，不堪其负，从而冲淡了主责和主业，影响了事业的快速发展。就其属性和功能，地方史志、文物保护、图书、档案大致相当，基本相同。因此，可以设想在馆所不撤的情况下，将地方史志、文物保护、图书、档案的管理职能进行整合，成立诸如“XX地方历史研究所”之类的管理机构，将宝贵的人才资源从繁杂的行政事务和社会工作中解放出来，以更多的精力投入主责和主业。在管理体制上，变多家为一家，变松散的“朋友”关系，为亲密的“兄弟”关系。

（二）对资源进行整合

在实施管理体制融合改革的基础上，可按职责、功能定位，在体制内部进行专业分工。如史志工作以史为本，以志为本；文物保护以人为本，以物为本。在资源上进行整合，将多家保存的重要古籍、史料、文物，如安州区古今各个时期的《安县志》，李调元、沙汀等重要历史人物的书籍、文稿、文献、实物等移至具有上乘保藏、展示条件的博物馆进行集中保藏，以利科学管护和方便查阅、研究、开发、利用。如果“镇馆之宝”不便转移，可分别开列清单，在各个部门之间互通情报，互通有无，研究成果互补，实现资源共享。

在资源整合上，安州区史志办已开始尝试。如在制定《安州区红色历史文化资源保护方案》时，将占地1000平方米的安州区“红色记忆馆”在场地富裕、条件优越的安州博物馆进行拓展，并获得区人民政府认可。

（三）对历史文化进行统一规划，科学发展

在机构、资源改革整合的基础上，对各项业务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科学规划。统一制定工作目标，统一制定工作流程，统一纳入考评考核。定期召开座谈会、联系会、汇报会、研讨会，使历史文化的收集、整理、编纂、研究、保护、维修、开发利用得以科学有序发展。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陈明吉〔中共绵阳市安州区委党史研究室（绵阳市安州区地方志办公室）编辑，绵阳市安州区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