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平淡无奇。幼年随父母宦游于川，青年因战乱中途辍学，14岁经胞姐舒赛引入革命队伍，开始文工团的军旅生活。1947年到延安从事音乐专业后，至1989年离休前，四十余载均工作于中国歌剧舞剧院（及其前身），大半生奉献给我所热爱的歌剧艺术。”这是94岁的音乐家、作曲家、新四军老战士舒铁民对自己人生的总结。

舒铁民14岁就参加新四军，当了文艺兵，至今他还记得进入文工团后唱的第一首歌，是由塞克作词、冼星海作曲的《救国军歌》：“那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我们是铁队伍，我们是铁的心。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

1943年底，在指导员梅伯坚的介绍和大姐舒赛的鼓励下，舒铁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记得入党仪式是在一个隐蔽的屋子里面举行的，由指导员带着我宣了誓。当时我年龄小，是作为青年党员入党，直到18岁之后才转为正式党员。”舒铁民说。

同年，舒铁民调到鄂豫皖边区洪山公学的青训班学习。洪山公学是一所为边区培养干部的综合性随军学校，当时，舒铁民经常去校内和校外的露天集会上教唱抗日歌曲，由于他个头小，不得不站在桌椅上打拍子。“这里敌、伪、顽、特活动十分猖獗，每当日本人或者伪军进行疯狂扫荡时，学校也要随部队一起离开，一晚上就要走几十里的路，风雨无阻。”舒铁民回忆，“我们随军四处转移，晚上走到哪里就睡在哪里，敌情紧张时，只能和衣而卧，一般都是住在老乡的家里。而且，也没有固定的课堂，走到哪个村子，就在哪个村子上课。老师找一块简易的门板当作黑板，拿木炭代替粉笔来写字。我们则拿出背包垫在屁股下面当凳子，拿着学校发的钢笔就开始上课。”

1945年，舒铁民离开洪山公学文工队，调到三军分区文工队任孩子队队长。当时，襄南敌后抗日根据地遍布河湖港汊，舒铁民所在的文工队经常去湖区进行慰问演出。一次与日寇的近距离遭遇战，让舒铁民终生难忘。“有一次在警卫班的护送下，我们到白鹭湖区慰问演出一周，圆满完成了任务。在返回驻地的途中遇到了假扮商船的日寇船只，敌人向我们疯狂扫射。排长和警卫战士奋力还击，掩护我们沿着芦苇的河道后撤。后来，我们退回芦苇荡中，最终化险为夷。但掩护我们的排长和3名警卫战士却被敌人俘虏，他们宁死不屈，被残暴的日寇用鱼叉活活地叉死了。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我们情不自禁地放声痛哭。谁都明白，他们的死，是为了我们的生。”舒铁民说。

▲ 舒铁民与参加中原突围的战友（后排右一） 受访者供图

抗日战争胜利后，舒铁民被调到中原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这是边区最具专业性的文艺团体。当时蒋介石执意发动内战，调集重兵对中原军区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文工团随军参加“中原突围”，在国民党机械化部队不断围堵和追击之下，转战两月余，途经豫、鄂、陕、甘四省，行军2500多公里，最后全团只剩下6个人到达延安。“对我们这些从大后方来的知识青年而言，这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为了顺利突围，我们扔掉了幕布、服装、乐器等难以舍弃的‘演出家当’。在部队向陕甘宁边区靠拢的时候，被敌军包围在荆紫关以南、郧西县东北的鲍鱼岭地区，鲍鱼岭一战是突围以来最严酷的一次战斗，由于敌人的强势，我军必须在敌军完成部署发起进攻之前突出包围。当时，文工团随旅直机关一起向山下冲去，周围山石重叠，没有道路，人们跌倒了又爬起来继续前进。当我们冲出包围圈后，紧随于后的干部旅和警卫团又被敌人包围起来，干部们都拿起武器和警卫团一起与敌人拼杀，终于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圈。”舒铁民说。

▲ 舒铁民在晋冀鲁豫人民文工团乐队的演出照（第二排右一） 受访者供图

新中国成立后，舒铁民投身于歌剧事业中，曾创作了《红云崖》《救救她》《贺龙之死》等多部歌剧作品。“文革”后他率先创作了歌颂周恩来总理的歌曲《敬爱的周总理 人民的好总理》（乔羽词）。晚年的舒铁民笔耕不辍，撰写了他姐姐舒赛三陷囹圄、以身殉志的人物传记《烈女传奇》，参与了《中国歌剧史》的创作，撰写了自传《艺文轶事——我的音乐之路》和编纂了新中国第一个艺术剧院老北京人艺的图文史料，以及一些短篇回忆录。

如今，虽已年过九旬，离开歌剧院已30余年，舒铁民依然关心歌剧的发展。在他看来，目前中国歌剧发展仍不成熟，受群众欢迎、很接地气的歌剧作品没有广泛出现，“歌剧不能光是自己欣赏，也要老百姓能够欣赏。搞歌剧创作不能高高在上，光写一些浮华的内容。一定要接地气，贴近老百姓的生活，要关注偏远地区农民的生活，反映他们面临的问题和生活的变化。”舒铁民说，“歌剧事业，特别是我国民族歌剧，需要几代人的探索、实践；再探索、再实践，才能创造出既为国人所喜爱，也为世界人民所赞赏的中国民族歌剧。我坚信这一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