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和儿子梁思永（右）、梁思达（左），摄于20世纪20年代。

梁启超先生认为，“注射式教育”和“课目太多”都会摧毁学生的学习兴趣，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亦是如此。图为江门学子把艺术与国学融合搬上舞台。

梁启超致梁思成信，现珍藏于新会区博物馆。

曾几何时，教育焦虑盛行，教育“内卷”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当我们回顾梁启超生平，不难发现一个教育的传奇：广东新会一个偏僻的村庄，一个寒素之家，竟诞生了这样一位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伟大人物，而梁启超又进一步传承和发扬清白寒素的家风家教，培养出了一大批梁家子弟，创出了“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家风成就。

梁启超教育子女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写家书。现存梁启超给子女的家书400余封，前后持续15年，少则每年数封，多则每年几十封；有时清晨写，有时深夜写；或寥寥数十字，或洋洋数千字；内容有时事，也有家事……无一例外，字里行间洋溢着浓浓父爱。

近日，我们翻开梁启超的家书，砚海拾遗，如获至宝。关于教育，早在百年前，梁启超先生就已经说透了本质，提出了“趣味教育和教育趣味”这一理念，并践行在学生和子女教育中。本期报道聚焦“家风家教、趣味主义”，跨时空“对话”梁任公，揭开趣味主义教育的现实意义并探讨如何应对教育“内卷”。

策划/黄创快 谢敏

统筹/曹乃付 王鼎强 黎禹君

采写/曹乃付 黎禹君

摄影/黎禹君 吕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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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与学术顾问

李翠叶 李丹 赵楠 邓文华

A “趣味是教育的目的而非手段”

江门日报：任公先生，梁氏家风与家教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便是，“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这种情形的确使人羡慕，也引起许多年轻父母对先生教子之道的兴趣。能否分享一下您在治家教子方面的心得和体会？

梁启超：作为父亲，看到自己的儿女都能为国家、为社会尽一份自己的力量，我自然感到欣慰。我常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包括院士之类的名头，都不必太在意。说到教育子女，本没有什么奥妙，不过是把做人的本分告诉他们，求知识固然重要，做人更为重要。所谓家教，就是教育子女做一个具有独立人格、不随俗流的新人。

江门日报：我们当前“双减”政策倡导的教育理念与您的想法不谋而合。时至今日，先生的教育理念非但不过时，还相当超前，符合国际化的现代教育理念，实在令人钦佩。

梁启超：何为“双减”政策？我未曾耳闻。

江门日报：“双减”，在我国教育领域中指的是要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从近年来教育政策实施的情况来看，“双减”政策的执行力度之大、辐射面之广、影响力之深前所未有，是当前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其核心是以培养孩子的综合素质为目的，全面发掘学生的潜力，帮助孩子培养和谐的身心和健全的人格，从而回归教育的本质。

梁启超：这是一个铸魂育人的好政策，想必在此背景下，孩子可以自主安排的课余时间大幅增多，学习生活更加具有弹性、个性和趣味性。我一直以“趣味”为最大人生价值、人生观念。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趣味教育”这个名词，并非我所创，近代欧美教育界早已通行了，但他们还是拿趣味当手段。我想进一步，以趣味当目的。我一直认为，趣味是教育的目的而非手段，教育不可以摧毁趣味，只有有趣味的教育才能使教育变得圆满，才能使人受益终生。

一次，我给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读书的女儿思庄写信说，现代生物学是中国目前的空白，建议选择这个专业。没想到，思庄的志趣不在生物学，进入这个专业以后，学起来很吃力，苦恼万分。了解到自己的想法影响了女儿的选择，我十分后悔，马上写信纠正说：“我所推荐的学科未必合你的式，你应该自己体察做主，不必泥定爹爹的话。”这让思庄得到鼓励，及时调整，选择了图书馆学重新开始。

江门日报：如果您不顾思庄的兴趣硬要将其拉在没有“趣味”的生物学上，恐怕当时中国生物学空白不一定能填补上，还很有可能痛失一位出色的图书馆专家。先生依据孩子的兴趣让孩子“趣味”学习和工作，无疑是最明智的。对于培养孩子学习的趣味，您认为有哪些技巧？

梁启超：人生在幼年、青年期，趣味是最浓的，成天价乱碰乱迸，若不引他到高等趣味的路上，他们便非流入下等趣味不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固然容易如此；教育教得不如法，学生在学校里头找不出趣味。然而，他们的趣味是压不住的，自然会从校课以外乃至校课反对的方向去找他的下等趣味。结果，他们的趣味是不能贯彻的，整个变成没趣的人生完事。我们主张趣味教育的人，是要趁儿童或青年趣味正浓而方向未定的时候，给他们一种可以终身受用的趣味，这种教育办得圆满，能够令全社会整个永久是有趣的。

B “趣味教育要‘无所为而为’”

江门日报：关于做学问的趣味，先生列出了“四条路”：“无所为”“不息”“深入的研究”“找朋友”，请您为我们进一步阐述。您曾说：“除爱妻外，书是我这世上的第二个知己。”能否分享一下您的读书经验与心得？

梁启超：我读书的兴趣是多样的，而且经常变幻，别人看着眼花缭乱，我自己还是很受用的。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我只嫌二十四点钟不能扩充到四十八点，不够我享用。读书也是这样，先要觉得有趣，产生兴趣，才能读下去。我对东南大学的学生说：“我并不是因为学问是道德，才提倡学问。因为学问的本质能够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最合于我的趣味主义条件，所以提倡学问。”

趣味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而读书的趣味从哪里来？据我所经历过的，有下列几条路可走。第一是无所为而为，为读书而读书，为趣味而读书；第二是持之以恒，不要轻言放弃；第三是务要深入钻研，才能引起兴味，如嚼甘蔗，越往下才越得好处；第四是找朋友切磋，互相刺激，互相启发，往往可以使趣味越来越浓厚。总之，读书的趣味总要自己慢慢领略，自己未曾领略得到时，旁人没有法子告诉你。如佛典所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江门日报：说到阅读，“四大名著”被列为世界文化宝库珍贵遗产，备受重视，同时也是当今新课标中学语文推荐读物。但有的时候很多孩子读不懂。您认为，老师家长怎样为孩子选择适合阅读的名著呢？

梁启超：名著阅读可以提升学生的赏析与审美，通过阅读名著我们可以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及语文学习的兴趣。但首先要选择适合孩子年龄阶段的名著，不同的经典适合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当然，不同孩子对不同的名著兴趣本身是至关重要的，孩子在读的时候也不一定要完全看懂。经典名著的意义就是每一次阅读都能有所收获。

江门日报：您提到的趣味主义“四条路”，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梁启超：趣味主义最重要的条件是“无所为而为”。对此，我曾在《“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等多篇论文中作了论释。“知不可而为”源出孔子《论语》，“为而不有”源出老子《道德经》。我认为，“知不可而为”主义是我们做一件事知道不能得到预料的效果，甚至于无效果，但认为应该做的便热心做去。换一句话说，就是做事时候把成功与失败的念头都撇开一边，一味埋头埋脑地去做。“为而不有”的意思是不以所有观念作标准，不因为所有观念始劳动。简单一句话，便是为劳动而劳动。“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都是要把计较一扫而空，喜欢做便做，不必瞻前顾后。所以归并起来，可以说这两种主义就是“无所为而为”主义。

江门日报：现在看来，您提出的“趣味教育要‘无所为而为’”的理念，仍然不失生命力。过去几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口号让无数家长焦虑，中国父母面对教育时的“拼娃”“鸡娃”并不罕见。对于如何解决教育“内卷”，也请您给我们一些启发。

梁启超：“注射式教育”和“课目太多”都会摧毁学生的学习兴趣。填鸭式教育就是老师强行将知识灌输给学生，让学生如同嚼剩饭，毫无趣味可言。课目太多的教育会让学生们应接不暇，只不过是走马观花，最终导致各个方面如蜻蜓点水，无法形成趣味。以前我们把八股当作敲门砖，“门敲开了自然把砖也抛却，再不会有人和那块砖头发生起恋爱来”，如果我们把学问当作敲门砖，断不能有深入和持久的趣味，“所以教育家最要紧教学生知道是为学问而学问，为活动而活动；所有学问，所有活动，都是目的，不是手段，学生能领会到这个见解，他的趣味自然终身不衰了”。

江门日报：如今，“双减”政策已经实施一年多，但是有高校老师表示，学校为了招生，得追求升学率，升学率高，家长才会更愿意让孩子去读。在这种“生存环境”下谁敢减负？然后就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为了升学率，学校会给老师施压，因为跟老师的奖金、绩效、职称都挂钩，老师无奈就得给学生施压……对于这类现象，您怎么看？

梁启超：如果有所为而为，表面上看似乎是通往成功之路的捷径，但其实因为所作所为都是以外在目标作为考量标准，反而是不断地自我吞噬和内耗，最后导致的是内心的荒芜。无论是人生、学问还是教育，都需抱持着一种趣味的好奇心和沉潜的钻研心，日常的生活就不会无聊，心智生命更不会干枯。

因此，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我们要警惕社会功利性思想，注意培养孩子的情感智能和创造力，让其做一个适应社会环境并且能从中获得幸福、快乐的人，切实把素质教育落实到位。

江门日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这是在全面总结党领导的人民教育事业百年奋斗伟大成就特别是新时代新成就新变革基础上，对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征途上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确定的重要纲领性原则，指导意义极为重要而深远。

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新时期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内在要求和新的突破口。在您看来，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民族国家的重要作用表现在哪些方面？

梁启超：我年轻时曾有过激烈反传统的举动，欧战结束之后在欧洲考察一年，让我重新认识许多问题，其中就有对文化传统的再认识。我在东南大学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提出“如何而能应用吾先哲最优美之人生观，使实现于今日”。这里涉及两个问题，其一，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之调和问题；其二，个性与社会性之调和问题。这两个问题，说到底，就是现代性在其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如何解决人的完善与全面发展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我国先圣很早就给予过我们暗示。

C “教育最重要就是教人学做一个现代人”

江门日报：总的来看，随着当今“双减”政策落地落实，学生过重作业负担、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负担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均有所减轻，家长更加关心孩子身心健康成长。但依然会有很多学生家长产生“教育焦虑”，担心减负让孩子学的知识变少了。您认为，孩子学习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梁启超：我对待儿女，不仅关心他们的学业、工作、生活、健康，更注重对他们的品性、为人、立身、处世给予细致入微的指导。在我看来，教育不是别的什么，教育最重要就是教人学做人，而且是学做一个现代人。何谓“现代人”？我所理解的是，身子坏了，人便活不成或活得无趣，所以要给他们种种体育；没有几件看家本事，就不能养活自己，所以要给他种种智育。此外，人不是单独做得成，总要和别的人连带着做。教育家教人做人，不是教他学会做单独一个人便了，还要叫他学会做父母、做儿女、做丈夫、做妻子、做伙计……乃至做国民。

讲到求知识与学做人的关系，我曾告诉年轻人：“你如果做成一个人，智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智识却是越多越坏。”我们经常会说“学习为了儿女的发展”，这肯定是对的。但难道学习仅仅是促进他们的发展吗？其实更重要的还在于能让孩子幸福地学习和生活。

江门日报：先生对于子女的学业用了很多心血，但您似乎并不在意他们一时一地的得失。您曾写信道：“庄庄今年考试，纵使不及格，也不要紧，千万别要着急，因为他本勉强进大学。你们兄妹各个都能勤学向上，我对于你们的功课绝不责备，却是因为赶课太过，闹出病来，倒令我不放心了。”对于子女能否在学业上取得优异成绩，您真的不很看重吗？

梁启超：我并不轻视子女的学业，我甚至很强调他们要术业有专攻。但做人是第一位的，求学是第二位的，斯固然矣。求学的终极目的还是为了做人。不过，我们既要做人，总要各有一件专门职业，这是立身的根本。我的几个孩子，思成、思永、思忠、思庄，从报考专业到在校学习，再到毕业后的职业选择，乃至成家以后的生计问题，我都亲力亲为，尽量帮助他们做出妥善安排，绝不敢掉以轻心，就是希望他们能在社会上自立，有自己的事业，使他们有一点做人的资本。

我理解，“双减”政策的实施，就是要纠正以往在部分家长、学生中存在的“为考试而学”“唯分数论”的不正确学习价值观。学习成绩一时的优劣得失，倒不必斤斤计较。我对自己的孩子还是有把握的，他们都会自己用功，所缺只是方法和遇到挫折时的心理准备。故我在此时最放心不下的，是他们因灰心而气馁。因此，要讲一点不贪图虚名、不急于求成的道理给他们。一次考试不及格，未能马上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

江门日报：您是如何教育您的孩子和学生做人的呢？

梁启超：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对此，我主张教育应分为智育、情育、意育。智育要教人不惑，情育要教人不忧，意育要教人不惧。养定其根本智慧，保护好其自由意志，最终要让其拥有自己的人格和人生观，做个“不惑、不忧、不惧，顶天立地的人”。

如何不惑？首先要有判断力。养成判断力首先要有相当的常识，再有专门的智识，进而养成有遇事能断的总体智慧的判断力。拥有常识学识和总体的智慧是智育的重要因素，目的是教人做到“知者不惑”。

如何不忧？我们拥有“仁”的人生观，也就不会忧成败，不会忧得失。有了这种人生观，自然会“无人而不自得”。我们的生活会趣味化艺术化，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目的教人做到“仁者不忧”。

如何不惧？一定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在活得坦荡的基础上，遵从自由意志。当一个人人品中正，意志磨炼到家，才能拥有最勇敢的心，做任何事都不会再迟疑，扛起来便做，才能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江门日报：先生的思想成就对当代之中国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同时深深影响着家乡的后辈。2021年，江门正式启动开学思政第一课活动，并推动开学思政第一课常态化。首堂课就以您的名言“不惑、不忧、不惧，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为主题，通过学会选择、自律、热爱三个关键词，深情地与学子们分享人生体会，给他们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梁启超：趣味主义对我而言是一种信仰，一种人生观，很欣慰能给后辈一些启发。学问的最终目的在于学做人，做人要做到不惑、不忧、不惧。总而言之，我的趣味主义教育理念其实就想揭示教育的三个基本问题——“学什么”“怎么学”“为什么学”，其中育人是根本的目的，是学问的最终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