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我出生在吉林延边的小乡村，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3岁那年，刚进入腊月我就开始发烧。那个年代，像感冒发烧这样的小病全靠自己扛过去。
接连5天，我高烧不退，水米不进。我妈整日整夜地抱着我，用毛巾包着冰雪为我降温，但根本不管用。
村里的老人让家里人做好思想准备，说我这是被妖魔附了体。在农村，夭折的孩子是不能埋进祖坟的。所以，就连把我扔在哪道山岗，他们都替我父母选好了。
我妈不肯放弃。爷爷奶奶和爸爸拗不过她，只好拿出家里的最后一点钱请来神婆，给我叫魂。
钱花了，神婆请了，我却开始口吐白沫，脉搏也几乎摸不到了。
神婆开始推卸责任：“这是阎王定好的命数，谁也拉不回来。这孩子再不送走，全村人都会遭殃。”
爸爸、妈妈用新棉被将我包裹起来——这是他们能力范围内，为我进行的“厚葬”。
在山脚下，我妈流着泪对我爸说：“你在这儿等着，我想跟儿子再说几句话。”
我爸始终没等到我妈——我妈抱着我翻山越岭地逃走了。那一年，我妈26岁，到过最远的地方就是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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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深夜到黎明，我妈只管朝最宽的路走。一路上，她逢人就问：“你们这儿有大夫吗？”
也不知到了哪个小镇，有人告诉她，镇上有个“药匣子”，平时就喜欢上山采草药，但老头儿性格古怪，很少给人看病。
我妈一路狂奔到“药匣子”家，二话不说就跪下磕头，求对方救她的儿子。“药匣子”被我妈吓到了，表示可以试试，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医死医活，她不可以跟外人说。
用药之前，“药匣子”对我妈说：“这孩子病得太重，狠病用猛药，就算救活，他将来是傻是呆，我都不能保证。”
我妈就说了一句话：“只要我儿子能活，不管是精是傻，我养他一辈子。”
汤药一点点喂进去，我妈不停地搓着我的手心和脚心。时间慢慢过去，终于，奇迹发生了——我的脉搏从弱到强，呼吸也均匀起来。我睁开了眼睛。
我妈号啕大哭，掏遍全身的口袋，也没摸出一分钱。她像突然想起了什么，拿起“药匣子”用来剪草药的剪子，将自己两条齐腰的麻花辫剪了下来。她恭敬地把辫子放在桌子上，然后抱着我转身离开了。
“药匣子”没有推辞，也没出门相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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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我们母子平安归来，在村子里产生了多大的轰动。从此，村里的大人看到我，都会感慨：“你的小命可是你妈捡回来的。”
我妈从不说这句话，她精心照顾我的饮食起居，默默地观察我的一言一行。小学入学后的第一次数学考试我就考了100分，我妈一边往灶里加柴火，一边落泪。
那时候，我只觉得我妈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家的孩子因为考得不好，被大人打得满街跑。但我妈面对我优异的成绩非常淡然，她唯一关心的就是我的身体。哪怕我只是偶然咳嗽几声，她也会仔细观察，还时不时摸摸我的额头。
高考那年，我问她希望我考到哪里。她说，她不懂，但当年抱着奄奄一息的我去求医的经历，给了只有小学文化的我妈一条最朴素的人生信念：走大路，它一定通向更大的地方，有着更好的出路。
我报考了厦门大学。
大学期间，我辅修了双学位，大三时就开始跟师兄一起创业。敢想敢干，是老师和同学对我的评价。后来我想明白了，那是我妈给我的命运做了“编程”——那年，她不是捡回了我的命，而是教会了我如何绝地逢生。每当遇到困难，我就想，还有比我妈翻山越岭求医更难的吗？
赚得人生第一笔钱时，我兴奋地问我妈：“是把现金给你背回去，还是存进你的卡里？”我妈没有立刻回答。第二天，她给我打电话，有点不好意思地问我，可不可以买几台雾化制氧机带回来——北方冬季寒冷，村里有几位老人患上不同程度的肺气肿。每次看到他们喘得“两头扣一头”，她就觉得特别难过。
那时候，我努力赚钱，一心想翻新老房子，让父母在寒冷的冬天能舒服一点。可是，我妈跟我说，房子能住就行，那些老人咳得连睡觉都躺不平。
回乡送机器时，那几个老乡拉着我妈的手直流眼泪，又说起我妈当年为我捡回一条命的经历。在家里，我妈一边给我做饭，一边对我说：“当年，他们都劝我放弃你，还说你是灾星。我就是想让他们知道，生命永远都是最金贵的。”
那一刻，我觉得我妈的胸怀比我想象的还要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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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秋天，已在厦门成家立业的我像往常一样，给自己放了“秋假”，回家帮爸妈秋收。
一进家门，我就吓了一跳。我妈面色枯黄，两颊深陷。
我立刻带着她去长春的医院做检查，最后她被医生确诊患有胃癌。我难以接受这样的结果，连夜带着我妈进京，结果得到了同样的诊断。那一年，我妈60岁。
我妈特别坦然地对我说：“妈不亏，看着你成家立业，妈没什么可牵挂的。”
可是，我有牵挂。无论是3岁，还是37岁，无论待在老家，还是漂在异乡，我妈都是我的主心骨。
容不得我胡思乱想，我放下工作，联系医生给我妈做手术，放疗化疗……手术前，老妈的体重是97斤；手术后，她只有83斤。
我心疼不已，夜夜噩梦。第四个化疗疗程结束，医生遗憾地告诉我，我妈开始耐药，让我做好思想准备。我眼前一黑，晕倒在地。
“儿子，咱俩跑吧？”这是我醒来后，我妈跟我说的第一句话。
看着我吃惊的眼神，我妈接着说：“妈这辈子连长城都没去过，你说多遗憾。”说这话时，我妈眼里放着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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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站，长城。
我妈一直走在我前面，并坚持走完全程。返程时，我强行背起了我妈。趴在我的背上，我妈开心地说：“妈饿了，想吃饺子，想喝鸡汤，还想吃咱东北的大碴粥。”没有比我妈有了食欲更令我幸福的事情了。
爬过长城，我妈又“钦点”了泰山。她说自己就是山里人，跟山格外亲。
我们自带灶具和食材，走走停停，开车到山东。
我们用9个小时登顶，看到了泰山日落。看着那一轮红日，我妈眼眶湿润，默默地掏出一个药瓶递给我，那里装着她患病期间攒下来的近百粒安眠药。我妈对我说：“儿子，妈想活下去。就冲这跟仙境一样的美景，就冲着这么好的儿子……”
我和我妈相约，我们俩一个好好工作，一个好好生活，然后，一起走遍万水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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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峨眉山之前，我领我妈做了一次体检。虽然癌症没有复发，但其中一项指标特别高，这让我的一颗心又悬了起来。
到了峨眉山山脚下，我先坐索道把我妈送到万佛顶，然后，一个人下山，学着别人的样子，三步一磕头地匍匐着拜到山顶。我反反复复地祈祷着，脑海里涌现的，是我3岁那年，我妈抱着垂死的我寻医的场景。那一晚，她应该如此时的我一样惶恐不安吧。
当我一路磕行至距万佛顶不到500米时，我看到了我妈。她也三步一磕头地前行着。我急忙赶到她身后，听到她念念有词、反反复复地说着一句话：“愿我儿子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我妈是我最灵验的护身符，而我，也要做她的平安符。
2020年9月，我妈的复查结果令人欣慰，我决定带她去看看国外的山。我们去了瑞士的阿尔卑斯山。
在阿尔卑斯的诸多山峰中，我妈最爱的是马特洪峰。
那天，我们坐着小火车到海拔3820米的采尔马特冰川天堂观景台。这里地处瑞士和意大利边境，是距离马特洪峰最近的观景地点。
我妈看着近在咫尺的马特洪峰，激动得隔空触摸马特洪峰三角形峰顶，说那里一定是神仙住的地方。我把望远镜递给我妈，让她看看周围的风景。
不一会儿，就听我妈激动地喊：“儿子，我看到勃朗峰了。”
我不相信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的我妈能认出勃朗峰，但我妈无比坚持：“是阿尔卑斯山的最高峰，我不会认错。”我向周围的人求证，得到了肯定的答案。
那一刻，我妈高举双手，又蹦又跳，激动得像个孩子。
回程途中，我妈看着车窗外的美景，突然红了眼眶，嘟囔了一句：“这天堂样的景色，要是你姥姥能看见该多好。”
我愣在当场，有些好奇地说：“妈，姥姥都去世50多年了。”
我妈的眼睛更红了：“没有人会把妈挂在嘴边，但吃到好吃的，看到好看的，听到别人喊妈，就会想自己的妈……”
直到那天，我才知道，当初患病后，我妈先后三次想吞下她攒下来的安眠药。最终让她放弃这个念头的，是她常常想到的一个场景：我风尘仆仆回到老家，推开大门就喊妈，但再也没有人应了。听了这话，我的眼泪淌了一脸。
我一直以为这些年和我妈的高山之约，是自己在鼓励她；直到这一刻，我才明白，我妈也是为了我才会向死而生的。
2022年11月28日，是我妈65岁生日。她现在很健康、很快乐，不时跟着老爸进山采蘑菇、挖人参，然后把“战利品”寄给我。42岁的我，还能被我妈如此惦记，真是无比幸福。
作者：刘小念，来源：选自《读者》杂志2023年第12期。浮躁的日子里，《读者》送你片刻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