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楠（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第21期

当下许多应用软件具备“已读回执”功能，该功能备受争议，也出现了被人们疯狂吐槽的现象——“已读不回”，关于此现象的讨论也频频登上微博热搜。在数字媒介时代，个体时刻处在信息环境之中，在很多场景下，人与人的线上交往甚至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带来新的社交压力，当人们无法选择较为合适的方式处理时，就出现了“已读不回”。面对社交的复杂性，既不想被他人“已读不回”，某种情境下又不得不选择“已读不回”，在“选择性回避”与“永久在线”之间的抉择，让人们陷入困境。伴随各类社交App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实现几乎全方位的“即时连接”时，这类连接逐渐开始走向其反面——反连接，越来越多的“社恐”也由此产生。当“连接一切”成为数字媒介时代的标志时，我们有必要关注过度连接带来的各类问题。

“已读回执”与“已读不回”现象

“已读回执”是指信息接收者在收到并浏览信息之后，后台发送给信息发出者的浏览反馈。过去，人们经常会在电子邮件中设置此功能，以便了解对方是否查看了所发邮件。现在，这种回执功能已经广泛出现在社交媒体平台，特别是工作类软件中，以追求沟通效率的提高[1]。目前，在众多App应用市场中，线上购物类、办公类、恋爱交友类等社交软件均有“已读回执”功能。那么对于产品开发者而言，设计该功能的初衷又是什么呢？

2005年，加拿大黑莓公司正式推出了BlackBerry Messenger（BBM），这款信息交流软件可显示用户接收和阅读信息的具体时间，“已读回执”自此正式诞生，该功能成为BBM的一个亮点。2006年，黑莓申请了专利——“处理即时消息系统中的通知”，之后各类App也争相引入该功能，如苹果公司也于2011年在其iMessage相关操作中，向用户展示该功能。

2022年9月初，腾讯全媒体智库全媒派向读者发起关于网络社交中“已读不回”现象的调研，并回收190份有效问卷，调研结果显示：从接受程度来看，选择“特别在意”“比较在意”以及“有点在意”的受访者占比约为96%，从占比数据可以明显看出，大部分受访者还是很重视他人对自己的信息是否有积极的反馈。同时，对于忍受他人“已读不回”的时长，调研结果显示：可接受1天以内或更长时间的人数占比约达44%，≤3小时、≤半小时、≤15分钟以及≤5分钟这四类忍受时长的人数相近，约占12%。由该数据可看出，虽然大多数人都不愿意自己的信息被“已读不回”，但对于“已读不回”的忍耐时间并没有很短，且约有94%的受访者坦言自己也有过“已读不回”他人信息的经历。关于“已读不回”他人信息的缘由，约28%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无意识忘记回复，约24%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意念回复”（以为自己回复了，实则没有回复），约22%的受访者称自己有意识地不想回复[2]。因此可知，当下人们在网络社交中“已读不回”的行为已是常态，成为人们在互联网空间中人际社交关系的映射。

“已读不回”背后的社交倦怠

从互联网诞生开始，连接一直是其基本功能，在互联网的各类连接中，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是其核心内容，人要完成社会化的过程，就需要一定程度的社会连接，不同的连接内容满足人们不同的需求，互联网空间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发展得更为立体与丰富。

社交媒体经历井喷式增长之后，其不受人们欢迎的一面也逐渐展现出来，社交软件的使用让人们几乎“全天候在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社交媒体产生一种逃避、抵触甚至厌恶的情绪，这与社交媒体中的人际关系有着直接的联系[3]。1973年，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提出“弱关系理论”，他认为在人们的社交活动中存在着一种浅层的社交关系，如我们所说的“点头之交”，而社交媒体将每个人的社交圈结为一张相对稳固但传播范围有限的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强关系”[4]。

（一）被动化展示“后台”区域社交行为

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将人们的日常社交活动分为“前台”与“后台”，人们在前台中展示自己最想要呈现给他人的事物，在后台整理并掩饰不愿出现于前台的事物[5]，而“已读回执”无疑增加了人们在前台的呈现压力，当人们看到消息时，就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回复以此来完善自我在前台的形象。频繁且过多的互动使人们感到倦怠，甚至产生一种自我怀疑或自我否定的心理，将自我时刻沉浸于“表演”的过程中，社交行为也逐渐趋于被动化。在微信中设置好友分组、朋友圈仅三天可见、朋友圈转移至微博等，都是人们对于被动化社交环境的抵触行为。“已读回执”将本应该在后台掩盖或隐藏的信息暴露于前台，人如同机器被捆绑在一起，被动陷入技术所营造的拟态环境中，在某些特定处境下，技术反而成为熟人社交的羁绊。从这一角度看，社交媒体平台犹如“圆形监狱”，自我会根据他人的评价随时调整其表演策略，他人的评价成为人们反观自我的标准。随着连接的不断丰富与增强，这种从他者（包括想象中的他者）角度进行的自我审查变得越来越常态化。丰富的连接一方面为个体的自我认知提供了多个维度的参考；另一方面对于自我认知又产生负面影响，增加自我评价与他人评价之间的冲突，为自我认知与自我构建造成一定的阻碍[6]。

（二）强连接下社交负担与维护成本增加

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在相关研究中指出，人类拥有稳定社交网络的理想规模约为150人，并强调是指分开之后再见面，一眼就能辨别出的人数，即“150定律”或“邓巴数字”[7]。如今各类社交媒体为人们编织了远超于150人的社交网络，这也从侧面说明过多的社交关系已成为人们的负担。社交媒体的发展与变迁不断加深强关系连接的程度，线下的强关系被完全复制至线上，有时线上还会发展出新的强关系社交，社交媒体从最初的即时对话发展至全方位的连接，使得人们被困于各类圈层、各类性质关系的社交网络中难以自拔。众所周知，强关系往往需要通过持续的、积极的以及频繁的互动来维系其发展，弱关系同样也需要在特定的时期投入相应的时间和精力成本去维护，因此人们的社交连接越多，为其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成本也随之增加，对自我社交网络的管理与维护成本也越大，但个人的社会关系管理能力是有限的，基于上述状况，人们产生社交倦怠等负面情绪是可想而知的。同时，社交媒体使多种连接并发式存在，有时需要人们同时与多个社交对象进行沟通交流，虽然人们会对不同的社交对象采用不同的社交策略，但未必都能够实现最有效的互动管理，出现发错信息、造成对方误会等尴尬的情况是时常发生的，错乱、顾此失彼不仅影响到社交的质量，有时甚至会让人们陷入社交困境之中，影响到重要的人际关系。

（三）社交考验技术升级加剧社交关系弱化

“已读回执”功能若出现在强关系连接的社交媒体平台中，那么对于个人社交关系的考验不局限于线下面对面的社交情境中，线上“已读回执”的时长也成为直观的社交考验形式。同时，现有的强关系连接的社交媒体平台也越来越呈现出“泛社交化”的发展趋势[8]。如微信用户的不断增加与应用本身涉及范围的拓展，用户的个人社交圈不局限于家人和亲密的好友、同学、同事等，还包括微商、一面之交的朋友，甚至是陌生人等，均可通过扫描二维码添加好友，因此微信的公共性越来越强，这在无形中增强了微信的商业性，同时降低了微信的私密性。由于每个人的社交习惯不同，仅凭“已读回执”时长判断与好友之间的关系，将其作为判断与好友关系强弱的衡量标准，很可能导致社交关系的持续弱化，甚至出现使强关系连接弱化的社交危机。

“已读不回”的实质：反连接

从互联网诞生之初，“连接”始终是它的基础，伴随技术的日益迭代，各类社交媒体平台都将目光聚焦于“连接”时，过度的连接使人们置身于“社交围城”，一定情境下的“反连接”成为人们面对此困境所做出的反应。

（一）反连接是一种具有情境性特征的选择

反连接并非指完全封闭自我、“一刀切”地断绝所有连接，而是指在必要的情境下，与对自我造成过多社交压力或社交负担的连接保持一种“断连”状态，尽可能还原个体必要的私域空间，强调的是对于自我的一种情境性需要。虽然与各类数字设备保持一定距离是反连接的最直接方式，但更为理想的状态是个体与外界保持必要的连接的同时，还可以对自身进入连接的程度进行把控。

当下短视频的盛行，已将碎片化获取信息的行为习惯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由此带来难以专注注意力、知识体系碎片化等消极的影响，虽然广泛的连接带来的碎片化阅读可以拓展人们的视野与知识面，但仅仅如此阅读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培养深度学习的能力、注意力的专注能力、逻辑思考能力以及知识体系的建构等，需要对人与人、人与内容之间过度、无效的连接有所抑制[9]。同时，当人们自身希望在某些情境下将自我空间与社交空间、公共空间进行分离时，也需要在某些方面实现反连接。在现实空间中，有时更需要一定程度上的反连接作为其保障，适当地从互联网空间中“逃跑”，才可能更好地投入现实交流与互动中。

（二）反连接是对社交媒体用户的一种“赋权”

选择连接还是反连接，不仅影响用户的社交需求，而且是数字媒介时代对于用户的一种新赋权。个体在网络空间中的“在线”是连接的一个重要前提，如在QQ中可以设置个人在线状态，当人们不愿意被好友所打扰时，可将自己的状态设置为“隐身”，但目前其他社交App中鲜有该功能，也就意味着人们可以被随时打扰，被强迫性地保持时刻在线状态。

在当下媒介技术高度发达的环境下，人们看似拥有了更多主动权，其生产生活方式在技术的加持下变得更加便捷，实则被技术诱入数字虚拟的深渊。个人几乎所有的信息与数据都被互联网所记录，个人犹如置身于“数字监狱”之中。从一般性出行记录、购物记录、浏览记录等，到相对具有私密性的网络偏好、聊天记录、位置定位、健康状况等，均被记录在案，这些数据几乎构成个人生活的全貌，在技术和算法的处理加工下，这些数据被转化为利益获取方所需要的形态，并将人们的视野不断向利益获取方靠近。这一过程中，人们虽获得了便利与快捷，但自身隐私权不断被侵犯，个人的生活变得数据可视化[10]。赋予个体隐身权利，是个体选择反连接的一个有效方式，个体对其互联网数据收集与处理拥有足够的知情权与决定权，这不仅有助于保护个人隐私，也有助于互联网空间的良性运行。

（三）反连接是个人主体性的有效发挥

适当选择反连接的意识和能力在数字媒介时代是很有必要的一种网络素养，这种素养是个体在数字媒介时代发挥个体独立与自主性的一个前提。能否真正减少不必要的连接，主要依靠的是个体的判断力与自制能力，对于已深陷连接包围的个体而言，是一个挑战。主体性的发挥首先会引起个体对于理性认知的思考，促使个体重新评估自身与媒介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从而引发实际的反连接行为发生，对反连接的影响的判断又会促进个体建立起对自我主体性的再建构。在反连接的实践过程中，个体虽然未能实现与媒介的完全断连和完全摆脱媒介的束缚，但是对于个人主体性的追求让个体理性客观地看待媒介对于个人生活和社会运行的影响，并与媒介技术保持适当的距离[11]。

反连接的主要目的并非针对媒介技术本身，而是反对媒介对个人主体性的侵蚀和媒介技术背后所隐匿的资本控制。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受众不再处于被动角色一味接受媒介的“喂养”，而是尝试跳出媒介所创造的信息围墙，重新审视与思考媒介在个体生活中所饰演的角色，个体意识与反思精神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崛起。

结  语    

“已读回执”是技术发展为人们获取信息提供便利的体现，但其在社交媒体中的影响具有双面性。“已读不回”是个体在数字媒介时代对于社交倦怠的反应与反击实践。虽然连接是互联网应用的核心目标，但当互联网产生过度连接时，其后果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们在网络社交中耗费过多的时间与精力，很容易被社交关系所束缚与控制，不论是“已读不回”还是“秒回”，其本质都是人们对于媒介的过度依赖。当然，反连接并不是让人们完全弃技术于不顾，而是适当远离网络媒介，避免沦为机器的奴隶，其核心在于尽可能保持人的主体性，也是个体意识的崛起与媒介素养提升的表现，这种提升可以使人们看到社会进步与技术向善的可能性。同时，对于该问题，反连接并非唯一或终极的答案，媒介的发展以及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更迭，犹如一种钟摆式的运动，未来依旧会如此继续下去，但无论是冲破障碍寻求连接，还是断开连接，其目标都是营造更为健全、健康的信息环境与社会环境，使媒介技术更多地回归主体，并增强其人文色彩，为个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提供更好的铺垫，更好地为人类生活服务。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朱楠.线上“社交围城”：“已读不回”背后的社交危机研究[J].青年记者,2023(21):5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