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众婆子去后，探春问宝钗如何。宝钗笑答道：“幸于始者怠于终，缮其辞者嗜其利。”探春听了点头称赞，便向册上指出几人来与他三人看。平儿忙去取笔砚来。他三人说道：“这一个老祝妈是个妥当的，况他老头子和他儿子代代都是管打扫竹子，如今竟把这所有的竹子交与他。这一个老田妈本是种庄稼的，稻香村一带凡有菜蔬稻稗之类，虽是顽意儿，不必认真大治大耕，也须得他去，再一按时加些培植，岂不更好？”探春又笑道：“可惜，蘅芜苑和怡红院这两处大地方竟没有出利息之物。”李纨忙笑道：“蘅芜苑更利害。如今香料铺并大市大庙卖的各处香料香草儿，都不是这些东西？算起来比别的利息更大。怡红院别说别的，单只说春夏天一季玫瑰花，共下多少花？还有一带篱笆上蔷薇，月季，宝相，金银藤，单这没要紧的草花干了，卖到茶叶铺药铺去，也值几个钱。”探春笑道：“原来如此。只是弄香草的没有在行的人。”平儿忙笑道：“跟宝姑娘的莺儿他妈就是会弄这个的，上回他还采了些晒干了辫成花篮葫芦给我顽的，姑娘倒忘了不成？”宝钗笑道：“我才赞你，你到来捉弄我了。”三人都诧异，都问这是为何。宝钗道：“断断使不得！你们这里多少得用的人，一个一个闲着没事办，这会子我又弄个人来，叫那起人连我也看小了。我倒替你们想出一个人来：怡红院有个老叶妈，他就是茗烟的娘。那是个诚实老人家，他又和我们莺儿的娘极好，不如把这事交与叶妈。他有不知的，不必咱们说，他就找莺儿的娘去商议了。那怕叶妈全不管，竟交与那一个，那是他们私情儿，有人说闲话，也就怨不到咱们身上了。如此一行，你们办的又至公，于事又甚妥。”李纨平儿都道：“是极。”探春笑道：“虽如此，只怕他们见利忘义。”平儿笑道：“不相干，前儿莺儿还认了叶妈做干娘，请吃饭吃酒，两家和厚的好的很呢。”探春听了，方罢了。又共同斟酌出几人来，俱是他四人素昔冷眼取中的，用笔圈出。
一时婆子们来回大夫已去。将药方送上去。三人看了，一面遣人送出去取药，监派调服，一面探春与李纨明示诸人：某人管某处，按四季除家中定例用多少外，余者任凭你们采取了去取利，年终算帐。探春笑道：“我又想起一件事：若年终算帐归钱时，自然归到帐房，仍是上头又添一层管主，还在他们手心里，又剥一层皮。这如今我们兴出这事来派了你们，已是跨过他们的头去了，心里有气，只说不出来，你们年终去归帐，他们还不捉弄你们等什么？再者，这一年间管什么的，主子有一全分，他们就得半分。这是家里的旧例，人所共知的，别的偷着的在外。如今这园子里是我的新创，竟别入他们手，每年归帐，竟归到里头来才好。”宝钗笑道：“依我说，里头也不用归帐，这个多了那个少了，倒多了事。不如问他们谁领这一分的，他就揽一宗事去。不过是园里的人的动用。我替你们算出来了，有限的几宗事：不过是头油，胭粉，香，纸，每一位姑娘几个丫头，都是有定例的；再者，各处笤帚，撮簸，掸子并大小禽鸟、鹿、兔吃的粮食。不过这几样，都是他们包了去，不用帐房去领钱。你算算，就省下多少来？”平儿笑道：“这几宗虽小，一年通共算了，也省的下四百两银子。”宝钗笑道：“却又来，一年四百，二年八百两，取租的房子也能看得了几间，薄地也可添几亩。虽然还有敷余的，但他们既辛苦闹一年，也要叫他们剩些，粘补粘补自家。虽是兴利节用为纲，然亦不可太啬。纵再省上二三百银子，失了大体统也不像。所以如此一行，外头帐房里一年少出四五百银子，也不觉得很艰啬了，他们里头却也得些小补。这些没营生的妈妈们也宽裕了，园子里花木，也可以每年滋长蕃盛，你们也得了可使之物。这庶几不失大体。若一味要省时，那里不搜寻出几个钱来。凡有些余利的，一概入了官中，那时里外怨声载道，岂不失了你们这样人家的大体？如今这园里几十个老妈妈们，若只给了这个，那剩的也必抱怨不公。我才说的，他们只供给这个几样，也未免太宽裕了。一年竟除了这个之外，他每人不论有余无余，只叫他拿出若干贯钱来，大家凑齐，单散与园中这些妈妈们。他们虽不料理这些，却日夜也是在园中照看当差之人，关门闭户、起早睡晚、大雨大雪、姑娘们出入、抬轿子、撑船、拉冰床，一应粗糙活计，都是他们的差使。一年在园里辛苦到头，这园内既有出息，也是分内该沾带些的。还有一句至小的话，越发说破了：你们只管了自己宽裕，不分与他们些，他们虽不敢明怨，心里却都不服，只用假公济私的多摘你们几个果子，多掐几枝花儿，你们有冤还没处诉。他们也沾带了些利息，你们有照顾不到，他们就替你照顾了。”
众婆子听了这个议论，又去了帐房受辖治，又不与凤姐儿去算帐，一年不过多拿出若干贯钱来，各各欢喜异常，都齐说：“愿意。强如出去被他揉搓着，还得拿出钱来呢。”那不得管地的听了每年终又无故得分钱，也都喜欢起来，口内说：“他们辛苦收拾，是该剩些钱粘补的。我们怎么好‘稳坐吃三注’的？”宝钗笑道：“妈妈们也别推辞了，这原是分内应当的。你们只要日夜辛苦些，别躲懒纵放人吃酒赌钱就是了。不然，我也不该管这事，你们一般听见，姨娘亲口嘱托我三五回，说大奶奶如今又不得闲儿，别的姑娘又小，托我照看照看。我若不依，分明是叫姨娘操心。你们奶奶又多病多痛，家务也忙。我原是个闲人，便是个街坊邻居，也要帮着些，何况是亲姨娘托我。我免不得去小就大，讲不起众人嫌我。倘或我只顾了小分沽名钓誉，那时酒醉赌博生出事来，我怎么见姨娘？你们那时后悔也迟了，就连你们素日的老脸也都丢了。这些姑娘小姐们，这么一所大花园，都是你们照看，皆因看得你们是三四代的老妈妈，最是循规遵矩的，原该大家齐心，顾些体统。你们反纵放别人任意吃酒赌博，姨娘听见了，教训一场犹可，倘若被那几个管家娘子听见了，他们也不用回姨娘，竟教导你们一番。你们这年老的反受了年小的教训，虽是他们是管家。管的着你们，何如自己存些体统，他们如何得来作践。所以我如今替你们想出这个额外的进益来，也为大家齐心把这园里周全的谨谨慎慎，使那些有权执事的看见这般严肃谨慎，且不用他们操心，他们心里岂不敬伏。也不枉替你们筹画进益，既能夺他们之权，生你们之利，岂不能行无为之治，分他们之忧。你们去细想想这话。”家人都欢声鼎沸说：“姑娘说的很是。从此姑娘奶奶只管放心，姑娘奶奶这样疼顾我们，我们再要不体上情，天地也不容了。”（第五十六回）
【讲解】
协助探春理家的，除了李纨之外，还有薛宝钗。李纨是平庸的，而薛宝钗不仅像探春那样才、德、貌完美结合，而且她有着比探春优越的出身，更重要的是，她有着比探春更成熟圆浑的心理素质。她比凤姐、探春等人更适合做贾府的理家人。
一谈起薛宝钗，人们总是把她与林黛玉相提并论。其实，她只是在爱情婚姻上与黛玉构成为对手，此外，她有着更为重要的使命，这就是，贾宝玉是被宁、荣二公列为贾府中唯一“略可望成”的希望之星，她则要成为这颗希望之星的贤内助，成为贾府唯一的理家人。
毫无疑问，薛宝钗与林黛玉代表两种对立鲜明的势同水火而又相倚相生的人格典型。王昆仑说：“注重现实生活的人们，你去喜欢薛宝钗吧！倾向性灵生活的人们，你去爱慕着林黛玉吧！人类中间永远存在着把握现实功利与追求艺术境界的两派；一个人自己也常可能陷在实际福利与意境憧憬的矛盾中。”
人性本身本来就存在着诸多自相矛盾。独立的意向是人性的表现，合群的意向同样是由人性所驱使；憧憬理想的超越意向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征，贴近现实、保持和谐同样是人类自我调节的能动性的表现。独立与合群之间、超越与调谐之间不仅往往不能两全，相反，它们常以势不两立的姿态出现，以致人们只能选择其中一种而拒绝另一种。一旦把其中的一种划入“人性”或“道德”的范围而把另一种拒斥在“人性”或“道德”的范围之外，人们就会陷入无法自拔的窘境之中。这一点非常鲜明地表现在“钗黛优劣论”的难题上。
清代的邹弢有一则笔记常为人们所引用，以说明在《红楼梦》评论上人们的意见是如何的不能统一，他说：
许伯谦茂才绍源，论《红楼梦》，尊薛而抑林，谓黛玉尖酸，宝钗端重，直被作者瞒过。夫黛玉尖酸，固也，而天真烂漫，相见以天，宝玉岂有第二人知己哉？况黛玉以宝钗之奸，郁未得志，口头吐露，事或有之，盖人当历境未亨，往往形之歌咏。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圣贤且如此，况儿女乎？宝钗以争一宝玉，致矫揉其性。林以刚，我以柔；林以显，我以暗，所谓大奸不奸，大盗不盗也。书中讥宝钗处，如：丸曰冷香，言非热心人也；水亭扑蝶，欲下之结怨于林也；借衣金钏，欲上之疑忌于林也。……况宝钗在人前，必故意装乔，若幽寂无人，如观金锁一段，则真情毕露矣。余与伯谦论此书，一言不合，遂相龃龉，几挥老拳，而毓仙排解之，于是两人誓不共谈《红楼》。
赵之谦在谈到林黛玉时说：“试思如此佳人，独倾心一纨袴子弟，充其所至，亦复毫无所取。若认真题思，则全部《红楼梦》第一可杀者即林黛玉。余尝持以示读此书者，皆不为然。……前夜梦中复与一人谈此书，争久不决。……”
孙渔生亦曰：‘以黛玉为妻，有不好者数处。终年疾病，孤冷性格，使人左不是，右不是。虽具有妙才，殊令人讨苦。’余笑谓：‘何尝不是！但如此数者，则我自有林黛玉在，不必悬想《红楼梦》中人也。’渔生曰：‘怪底君恶黛玉，原来曾吃过黛玉苦头的。’”
在“钗黛优劣论”上，在对薛宝钗与林黛玉进行道德评价时，人们总是持褒黛贬钗的立场。但是，当人们选择终身伴侣时，却毫不犹豫地选择宝钗型而拒斥黛玉型。
有人说：“直到今天，很多的中国人还有‘取妻当如薛宝钗’之想。诚然的，宝钗是美貌，是端庄，是和平，是多才，是一般男子最感到‘受用’的贤妻。如果你是一个富贵大家庭的主人，她可以尊重你的地位，陪伴你的享受；她能把这一家长幼尊卑的各色人等都处得和睦而得体，不苛不纵；把繁杂的家务管理得井井有条，不奢不吝。如果你是一个中产以下的人，她会维持你合理的生活，甚至帮助你过穷苦的家计，减少你的许多烦恼。如果你多有些生活的余裕，她也会和你吟诗论画，满足你风雅的情怀。她使你爱，使你敬，永远有距离地和平相处渡过这一生。不合礼法的行动，不近人情的说话，或是随便和人吵嘴呕气的事，在她是绝不会有的。寻找人间幸福的男子们没有不想望着宝钗这样一个太太的理由罢？”
这一自相矛盾并不表明选择者的虚伪，而是人性自相矛盾的结果。然而，二百多年来的读者并不愿意作这样一种人性的自我反省，而往往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薛宝钗及其“影子”花袭人。人们不约而同地把薛宝钗、花袭人与林黛玉、晴雯分为两个不同性质的类型，对薛宝钗、花袭人持否定态度，对林黛玉、晴雯持肯定态度。这种倾向一直延续到今天，尽管翻案文章时有出现，但是这种倾向毫无疑问在整个红学史上占据了主流位置。
这种倾向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倾向呢？跨越性质不同的社会，出现在不同阶级的读者身上，这表明它具有超稳定性，它必定是一种民族精神的积淀。
这种倾向的具体表现值得注意，它所运用的“批判的武器”更值得我们进一步的辨析。不仅现代的读者批判她，清代的读者同样对她进行口诛笔伐。清代批评者的“批判的武器”是儒家正统的道德准则，批判的目的是维护儒家正统，批判的内容则是道德堕落（这自然是站在儒家正统立场上的判断）。
宝钗、袭人乃至湘云所受到的挞伐，不外以下两端：一是奸诈，二是势利（或叫贪图富贵）。
评红者谴责宝钗等人之奸诈，东观阁本评点者以正统的道德准则批评花袭人，在第六十四回正文“只见袭人坐在近窗床上手中拿着一根灰色绦子，正在那里打结子呢”处批道：“总写袭人之争宠取怜，愈恶其跟蒋玉函也。”
在同回正文“这若要叫老太太回来看见，又该说我们躲懒，连你的穿带之物都不经心了”处批道：“意在老太太看见，真会巴结。”
在第七十回正文“袭人便乘机见景劝他收一收心闲时把书理一理”处批道：“袭人偏会献殷勤。”
在第七十七回正文“袭人因王夫人看重了他，越发自要尊重，凡背人之处或夜晚之间，总不与宝玉狎昵，较先小时反倒疏远了”处有批语：“作者深恶袭人，故多用曲笔，且一刺王夫人之不识好歹也。”指出袭人“争宠取怜”、“巴结”、“献殷勤”，认为作者“深恶袭人”。
姚燮认为薛姨妈是《红楼梦》中最奸诈之人：“薛姨妈寄人篱下，阴行其诈，笑脸沉机，书中第一，尤奸处，在搬入潇湘馆。”这可谓发人之所未发。“宝钗奸险性生，不让乃母。”“凤之辣，人所易见；钗之谲，人所不觉：一露一藏也。”
涂瀛不是停留在简单的忠奸善恶之辨上，而是着眼于文化人格，点明各种文化人格的现实境遇，他认为贾宝玉是“情圣”，这种情一方面是人之常情，是一般的男女之情，但又不仅仅是男女之情。林黛玉则代表了“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的人格境遇。宝钗则“从容大雅，望之如春”，但“热面冷心”、“春行秋令”，其灵魂的幽深处偏偏为宝玉所窥见。
涂瀛深恶宝钗、袭人。他认为宝钗是“深心人”，“或问：‘宝钗与袭人交，岂有意耶？’曰：‘古来奸人干进，未有不纳交左右者。以此卜之，宝钗之为宝钗，未可知也。’”他对钗黛的轩轾是：“或问：‘宝钗与黛玉，孰为优劣？’曰：‘宝钗善柔，黛玉善刚；宝钗用屈，黛玉用直；宝钗徇情，黛玉任性；宝钗做面子，黛玉绝尘埃；宝钗收人心，黛玉信天命。不知其他。’”他指出，钗黛之间的对立是两种不同的道德人格的对立。
在陈其泰眼中，黛玉是屈原、贾谊人格信仰的化身，黛玉、晴雯是“洁白清贞”的象征。第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绢子，焚诗稿”，陈其泰叹道：“屈子吟《骚》，江郎赋《恨》，其为沉痛，庶几近之。”宝钗是奸雄的化身，“湘云只是烘衬宝钗之人，或借其老实处形宝钗之奸诈，或借其卤莽处见宝钗之深沉，不可竟作湘云文字读也。”
朱作霖认为，宝钗阴险、世故。宝钗扑蝶、惧祸规避，而嫁祸黛玉；其世故至于圆熟，“虽以熙凤之黠，黛玉之慧，湘云之豪爽，袭人之柔佞，上自贾母，下至婢媪，皆能兼容并包而无不当”。黛玉任性，宝钗徇情，徇的是人情，也即属于“乡原”。
宝钗等人受到挞伐的另一原因是她们的势利。
陈其泰说：“宝钗意中只重金殿对策，与宝玉志趣迥殊。”“宝钗艳羡黄袍，真是俗骨。”“袭人行径，处处机诈，真与宝钗一鼻孔出气。”认为宝钗之所以可厌，是因为她有贪慕富贵的“俗骨”。
解盦居士说：“此书既为颦颦而作，则凡与颦颦为敌者，自宜予以斧钺之贬矣。……薛氏专爱怡红之家世之面貌，实非爱其才与情也，更何论乎能知其心否耶？怡红昼卧斥言僧道之语如何信得，明明当面决绝回覆，不受薛氏之势利暗昧、巧言笼络，并非梦呓也。薛氏酒筹所掣牡丹花诗句云：‘任是无情也动人’，无情二字固是薛氏定评，而由薛氏以观，只贪怡红富贵，初不计其有情无情亦觉动人也耳，故此筹薛氏掣之。怡红持之不释，正以此句为双关也。”只贪富贵而不爱才情，因而必须受到挞伐。
然而，宝钗、袭人的品格何以就令二百多年来的读者如此唾弃？陈其泰在《桐花凤阁评红楼梦》第三回的总评里所表达的观点，可以视为嘉、道以来这一类道德挞伐的总纲领：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又曰：“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原乎？乡原，德之贼也。”夫世安得有中行貌为中行者，皆乡愿耳。《红楼梦》中所传宝玉、黛玉、晴雯、妙玉诸人，虽非中道，而率其天真，皭然泥而不滓。所谓不屑不洁之士者非耶？其不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卓然自立，百折不回。不可谓非圣贤之徒也。若宝钗、袭人则乡愿之尤，而厚于宝钗、袭人者无非悦乡愿，毁狂狷之庸众耳。王熙凤之为小人，无人而不知之；宝钗之为小人，则无一人知之者；故乡愿之可恶，更甚于邪慝也。读是书而谬以中道评宝钗，以宝玉、黛玉、晴雯、妙玉诸人为怪僻者，吾知其心之陷溺于阉媚也深矣。
以中道律书中之人，惟迎春、李纨、岫烟，庶几近之。若宝钗辈纯乎人欲而汩没天性，其去道也远矣。世俗之见，以宝钗为贤能，以湘云为豪爽，以元春为有福，以探春为有才。且以贾政为正直，以王夫人为英明，而不知瓮里醯鸡，安能几及云中鸡犬哉。
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所谓“中行”，即是行能得其中。孔子的意思是，既不得中行之人而与之同处，必也得狂、狷之人可也。狂者，进取于善道，知进而不知退；狷者，守节无为应进而退也。这两者都是不得中行但却守性恒一。所以，如果不能与中行之人同处，也愿意转而求其次，与狂狷为伍。
而“中行”“狂狷”的死敌则是“乡原”（或叫“乡愿”）。孔子说：“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原乎！乡原，德之贼也。”人过孔子之门不入，则孔子恨之，唯独对于乡原不入者，孔子毫无恨心。因为“乡原”是大道的死敌。所谓“乡原”，即是见人辄原其趣向，容媚合之，即是“伪君子”。
孟子说：“言不顾行，行不顾言……阉然媚於世也者，是乡原也。”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反而能阉然见爱于世，这是“乡原”的特点，也是它对于儒家正统的人格理想的亵渎与侵害。为什么是“德之贼”呢？孟子说：“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絜，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
狂狷是孔子儒家关于道德人格的理想规定，是孔子儒家的正统。“乡原”对于孔子儒家正统来说则是异端。但是在孔子之后的漫长历史时期中，在具体的封建主义实践中，这种正统思想遭到了扭曲，乡原反而成为社会的主流。于是，历来有独立思想、坚守儒家正统思想者就会挺身而出，口诛笔伐。但乡原者在夺得政治和物质利益之后便成为当权者，于是，反乡原者反倒成了异端。魏晋时期的嵇康、阮籍，明代中叶的李贽，清代的郑板桥等即是如此。
宝钗、袭人尽管身处大观园中，但大观园是一个小社会，这同样是一个可以诞生狂狷与乡愿的地方。她们受到了清代评红者的普遍抨击，是因为她们正属于这样一种乡原。
实际上，不仅宝钗、袭人违背孔子儒家正统，贾政同样是偏离了儒家正统，同属于乡愿之流。他逼宝玉读书做官、结交政客。那么，与贾政、宝钗等的人生理想和行为方式相冲突的贾宝玉、林黛玉则自然属于儒家正统的狂狷人格，所以作者拟宝玉为阮籍，拟黛玉为陶潜。——这一点则是清代评红者所尚未认识到的，只有到了20世纪80年代前后才为研究者所意识到。
人们对前引邹弢那段关于他与许伯谦之争的话，阅读兴趣大多落在“几挥老拳”的夸张描述上。但是，这段笔记更值得注意的是邹弢与许伯谦之间所代表的价值观。邹弢与陈其泰一样，以黛玉为“狂狷”，以宝钗为“乡原”。而许伯谦则依据现实生存的法则，选择了乡原，故“尊薛而抑林”，以薛宝钗为端重。
薛宝钗、花袭人等之所以受到自嘉庆以至清末民初的评红者的口诛笔伐，原因即在于她们都是属于孔子所说的“乡原”，都是儒家正统思想的死敌。而宝玉、黛玉、晴雯、妙玉诸人之所以受到这一时期的评红者的推崇与同情，原因就在于他们虽然不是“中行”之人，但他们对“乡原”嫉之如仇、揭之为快，他们是作为儒家正统思想之补充、辅助的狂狷之士。
这些评红者并没有把林黛玉、晴雯等的保持人格独立视为“反封建”，也没有把薛宝钗、花袭人的人格堕落视为代表封建主义。这些评红者与《红楼梦》的作者一样，在封建主义的范畴中展开其道德评判，站在儒家正统立场否定宝钗、袭人，肯定黛玉、晴雯。正因为如此，这些评红者可以在表达上述道德判断的同时，肯定《红楼梦》中符合理学精神的人物。
东观阁本的批者在第六十六回正文尤三姐“吃长斋念佛不再嫁人”处批道：“匹妇不可夺志。”此可见批者的理学精神、礼教观念。
张新之的《红楼梦读法》首先要求读者从理学的、道学的角度理解这部小说，他说：“《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是书大意，阐发《学》、《庸》，以《周易》演消长，以《庄》、《骚》寓本旨，以《国风》正贞淫，以《春秋》示予夺，《礼经》、《乐记》，融会其中。”从这个角度，他认为《红楼梦》的主题是“讥失教”，即认为贾府没有在贾宝玉小的时候即给予及时的教育，导致长大以后一发不可收。
鸳湖月痴子在为张新之的《妙复轩评石头记》所作的“序”文中进一步强调了张新之在《红楼梦读法》中所表达的观点——“《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他说：“然太平闲人乃正于此中得间，为一二拈出，经以《大学》，纬以《周易》，较之金氏圣叹评《三国》、《水浒》、《西厢记》，似圣叹尚为其易，而闲人独为其难。何也？圣叹之评，但评其文字之绝妙而已；闲人之评，并能括出命意所在。……似作者无心于《大学》，而毅然以一部《大学》为作者之指归；作者无心于《周易》，而隐然以一部《周易》为作者之印证。使天下后世直视《红楼梦》为有功名教之书，有裨学问之书，有关世道人心之书，而不敢以无稽小说薄之。”
赵之谦对于《红楼梦》的道德评价承张新之的观点而来，即把《红楼梦》当成一部“性理”之书、“讥失教”之书。他说：“《红楼梦》，众人所着眼者，一林黛玉。自有此书，自有看此书者，皆若一律，最属怪事。余于此书，窃谓其命意不过讥切豪贵纨袴，而尽纳天地间可可愕之事，须眉气象出以脂粉精神，笑骂皆妙。”
在赵之谦看来，《红楼梦》全书主旨即是把贾宝玉当成一个反面教材，一个不回头的浪子。于是，在他看来，林黛玉则是一个把贾宝玉引入邪路的“眩惑”之物。他说：“试思如此佳人，独倾心一纨袴子弟，充其所至，亦复毫无所取。若认真题思，则全部《红楼梦》第一可杀者即林黛玉。”只不过人人有贾宝玉的劣根，所以人人对于林黛玉这一眩惑之物反而深爱之。
青山山农把贾宝玉与大观园“众女儿”的关系理解为“淫行”，宝玉与秦可卿、花袭人的“淫行”表明绣鸳鸯、眠芍药、扑蛱蝶、解石榴、栊翠听琴、怡红开宴等都是曲笔之淫行；而他之所以有如此“淫行”却是因为自幼“失教”，家长未能及时进行道德教育。“使能迪之以诗书，匡之以师友，希圣希贤，未可量也。……《红楼梦》于第六回大书曰‘贾宝玉初试云雨情’，讥失教也；于一百十九回复书曰‘中乡魁宝玉却尘缘’，嘉悔过也。”“讥失教”是站在家族利益的立场上而表现出来的恨铁不成钢。
20世纪中叶以来的读者把薛宝钗当成封建制度的卫道者而否定她，80年代以来的读者则出于拒斥“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反过来同情她。
作者对待薛宝钗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对薛宝钗的道德人格有诸多微词；另一方面，他写出了这种道德人格与中国文化的和谐的一面。正是着眼于薛宝钗身上这种现实和谐性，作者把她作为贾府的家族悲剧抗争主旋律的最后一个音符。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她的协助探春理家一事上。
探春理家的具体措施是节约开支，实行责任制。在园子的管理上，探春决定让几个老妈妈专管，这样，对花木的管理、对老妈妈们的利益、更主要的是对贾府的命运，都有好处。李纨把这概括为“使之以权，动之以利”。
当探春准备选定园子监管人的时候，宝钗表现出一位管理者的精明干练、洞察秋毫和任人避嫌的风范。在这一过程中，凤姐并不出面，但平儿的到场便展开了新老两代管理者之间的较量。平儿声称，探春的这些改革思想她的主子凤姐早就想到了，只是不好出口。宝钗毫不客气地揭穿其伎俩。平儿投石问路般地笑道：让宝钗的丫环黄莺儿的母亲来当监管人，宝钗立刻反对：“我才赞你，你到来捉弄我了。”宝钗力避任人唯亲之嫌。她推荐了另一人选：怡红院老叶妈。
宝钗的这一推荐可谓老谋深算而又冠冕堂皇。表面看来，她拒绝推荐自己丫环的母亲，而推荐他人，实际上，老叶妈乃茗烟之母，茗烟乃贾宝玉之贴身仆人，而莺儿还曾认了叶妈做干娘。薛宝钗与贾宝玉之间的关系，读者了然于心；莺儿与茗烟两家人之间的非同寻常的关系，读者只有在这时候才略晓一二。
有的研究者指出：“莺儿曾经多次积极地在宝玉面前为‘金玉良缘’大卖力气，毫无疑问，她为此也决不会不在宝玉的贴身小厮茗烟面前大下功夫。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断言，与其说莺儿是要认老叶妈这个干娘，倒不如说她实在只是要认茗烟这个干兄弟，而其目的则是显而易见的。”“莺儿这个认干娘、干兄弟的行动，从情理上来推测，自必要得到薛宝钗的允许的……正是薛宝钗有意地促使的结果。”也许有人会觉得这种分析把薛宝钗说得太于阴险，但是，它起码显示出薛宝钗对贾府里各种微妙的人际关系了然于心，就连仆人丫环们的错综关系，她也洞若观火。不管她的推荐是否出于私心，她推荐的结果将大大有利于她与贾宝玉之间的关系。
在年终分配问题上，薛宝钗表现出比贾探春高出一筹的管理水平。探春把贾府的管理理解为节约开支，所以她决定在年终归账时不归到贾府的账房，她的改革是在经济体制的层面上展开的。薛宝钗则始终着眼于贾府的“大体”，是贾府的统治地位和命运。
所以她认为探春的“省”（节约）并未抓住根本，“纵再省上二三百银子，失了大体统也不像。”她的方法是让每一个付出劳动的人都得到一点小好处，这样就可以避免“怨声载道”的局面，就不失贾府的大体。反过来看，“你们只管了自己宽裕，不分与他们些，他们虽不敢明怨，心里却都不服，只用假公济私的多摘你们几个果子，多掐几枝花儿，你们有冤还没处诉。他们也沾带了些利息，你们有照顾不到，他们就替你照顾了。”这是一种“官逼民反”的政治意识。她以“小惠”去成“大体”，得到了家人们的“欢声鼎沸”。
然而，尽管薛宝钗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她的“小惠成大体”却并不是一种政治体制的改革。这只不过是在贾府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多设置了一个缓冲的空间。作者曾在身系贾府命运的秦可卿的判词中说：“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第五回）不管是贾探春的经济改革，还是薛宝钗的政治手腕，都只能在贾府的园子里展开。但导致贾府衰败的直接原因则在于荣府之“不肖”与宁府之“造衅”。
改变贾府命运，这显然不是贾府里的王熙凤、贾探春、薛宝钗这些女人们所能做得到的，或者说，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如何理家”的问题。王熙凤们前仆后继、力挽狂澜，但是，最终都难逃折戟沉沙的厄运，贾府的内忧外患已不是贾府自身能够解决的了。
《红楼梦精读》
陈维昭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