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济阳对于张尔岐先生（明末清初山东济阳人，字稷若，号蒿庵。），可以说人人皆知，知道张尔岐先生是个神仙人物，很了不起，能剪纸成人，撒豆成兵；能上知五千年下知五百年，死后还脱壳升天；又知道张稷若是个很有名的教书先生，他的学生艾元徵考上了顺治朝的进士，成了顺治和康熙皇帝的老师，做了康熙朝的刑部尚书，成了我们济阳的骄傲，等等。在学术界盛传“南有顾炎武，北有张尔岐”之说。那么真实的张尔岐又是怎样一个人，这里从先生的教学治学生涯的角度作详细的介绍。

张尔岐的生平事迹

张尔岐先生，济阳西乡人，即今济阳区回河街道张稷若村（原村名柳树王庄）人，生于明万历四十年七月二十二日，即公元1612年8月18日，卒于清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即公元1678年1月20日；字稷若，号蒿庵，又号汗漫道人。张尔岐出身于世代农耕之家，到了父亲张行素这一代，才由耕而读，耕读并举。张尔岐幼年受家学熏陶，稍长从师学习举子业。取得诸生资格后，三次参加科举考试，竟然都未能考中。明崇祯十二年（1639），满族军队入侵，大掠山东，其父及三弟死难，四弟死里逃生。遭此横祸，张尔岐深受刺激，一日忽然狂作不安，一把火烧掉了自己的科举书籍，欲投水自尽；又想身着道士服，弃家出世，遁入山中，都因顾念堂上老母，才强自抑制，一一作罢。

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天崩地解，明清鼎革，君父之仇，家国之恨促使张尔岐彻底放弃了科举。此后张尔岐还有两次科举出仕的机会，一次是清顺治三年（1646），清王朝举行第一次科举考试，地方主事官员知道张尔岐学问精深，推荐他参加秋试，他以贫病而婉言谢绝；一次是顺治七年（1650），张尔岐被选送到北京国子监学习，他以母亲年迈而辞谢。
     张尔岐之所以决绝于科举，不做清朝的官，是因为君父之仇创巨痛深，直到六十岁时仍然“心期一点终难了”。他曾作《满江红·杜宇》来写其“当年情事，遭逢太酷”：
       杜宇何来，抵死的、冷啼热哭？
       都只为、当年情事，遭逢太酷。
       万里山河铺锦绣，一朝世运成反覆。
       最难堪、骨肉寄谁行，怜孤独。

矜巧舌，文章熟。夸善斗，爪趾秃。
       论君臣旧礼，空名何赎。
       百口难传亡国恨，群雏且饱官仓谷。
       借东风、寄语绿杨枝，愿多福。

因为“当年情事，遭逢太酷”，张尔岐取《诗经·小雅·蓼莪》“蓼蓼者莪，匪莪伊蒿”之意，自题其所居草庐曰“蒿庵”。蒿莱柴门，蓬茅败屋，起居其中。

张尔岐放弃科举后的生活道路，基本上是教学和治学双重奏。教学，为童子师，为应付科举的需要，焚弃了的八股文重新拾起，聊以养家糊口；治学，夜以继日，长年坚持，潜心研究经史子集，有多种著作传世，如《仪礼郑注句读》《周易说略》《老子说略》《蒿庵集》《蒿庵闲话》等等。

张尔岐一生不离乡土，其足迹大致不出济阳一县范围。从现有资料来看，他一生中似乎只有一次短暂的出门远行，即顺治十年（1653）的北京之行。此外，他曾数次往返于济水对岸的济南和章丘。顺治十四年（1657），四十六岁时，在章丘与顾炎武相识并订交。康熙十二年（1673），张尔岐六十二岁，应聘前往济南参与修纂《山东通志》，与顾炎武、薛凤祚、李焕章、刘孔怀等共事，共三年。这是张尔岐一生中离家在外时间最长的一次。山东通志修完后，张尔岐回到家不到二年即病逝。

对张尔岐的评价

1、张尔岐是乡村处士，即乡村知识分子。
       与“学而优则仕”的士人不同，张尔岐是学而优则隐的士人。学而优则隐的士人，被称作“处士”。张尔岐自认是处士的身份，他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乡间度过，被时人称为“乡里句读师”。应当说张尔岐是比较典型的乡村知识分子。传统社会是身份社会，一个人的身份大致决定了他所能够扮演的社会角色。张尔岐作为乡村知识分子，基本扮演了两种社会角色：一种是教师，一种是处士。教师是职业，重在谋生。处士则不然，处士是不当官的士人。士人是传统乡村社会里有道德有学问的人，以其有道德，能够为民众树立做人的楷模；以其有学问，能够为民众提供知识上的指导，因而在传统乡村社会里能够赢得广泛的尊敬，享有崇高的威望，担当着对乡村社会的教化作用，张尔岐就很好地担负起了这种社会责任。

张尔岐品德高尚，为时人所称颂。明末应科举考试，有人送他制艺（八股范文）作备考捷径，他不予理会。张尔岐一生寒素，耿介自持。其门人艾元徵时为康熙刑部尚书，每有重礼馈赠，必婉言谢绝，平时更无所于求。曾应聘参与编修《山东通志》，事毕不受酬礼而归。事亲至孝，因老母多病而研习医道，术成后乡邻纷至求诊，必细心施治，不惮劳烦。与两弟分居，自择劣等田产；其二弟残疾（盲人），甘愿代其承担赋役30余年，临终还嘱咐儿子们为叔父代承赋役。

2、张尔岐是学问家。
       张尔岐好学乐学，兴趣广泛，对于学问无所不窥。他十五岁开始攻读经史，并博览群书，涉猎多门学问，如医学、诸子学、兵学、佛学、诗词、天文、术数等等，无一不精通。可以说，上知五千年，下知五百年。以至于到如今，在济阳仍被称为“神人”。

3、张尔岐是思想家。
       张尔岐不仅是学问家，也是思想家。著名学者安丘赵俪生先生在1985年就指出：“拿张尔岐与顾炎武比较，张在博学见闻方面，自然不及顾；但顾又不及张的思维能力高。张的理性抽象能力很突出。”见赵俪生：《顾炎武新传》。著名历史学家丰润人杨向奎1988年在《蒿庵学案》中指出：张尔岐擅长理论思维，“与其说张尔岐是一名朴学士，不如说他是一位思想家。”张尔岐对宋明以来的“理气论”“心性论”“有对论”都有更进一步的深入的理论思考和阐述。

（1）理气论：张尔岐认为，理气相须相依，一并作用于万物，就万物之生成而言，“气成万物之形，理成万物之性”。气即阴阳二气，阴阳二气一动一静，动静循环，必有其自然而然的条理或者逻辑，这即是道，道即理。气是本原，是第一性的；道依附于气而生成而存在，是第二性的。
       （2）心性论：张尔岐认为，心、性、命，都来源于气化流行，气化流行，生生不息，不仅万物赖以生之、长之，而且，气化流行自有其内在之理，万物得之“各为一性，各为一命”，从而产生了性与命。至于心，张尔岐认为，心是天地的本质属性；天地生养万物，生生不息，这就是天地之心。心与性、命一样，是客观的，普遍的存在。
       （3）有对论：所谓有对论，指“凡物皆有对”的思想。张尔岐精研《周易》《老子》，他结合两书中的辩证法思想，对“凡物皆有对”有了更深刻的领会和认识，并提出了天下“无无对之物”作为回应。

张尔岐对老子的清静无为、处弱守雌之说，深不以为然。他一方面告诫人们要惕然以惧，小心谨慎，居安思危，贵而不忘贱，高而不忘下；一方面又希望人们振作精神，发奋努力。他说：盖以天下难事必起于易，天下大事必起于细也。是以圣人于天下之事，终不待其大而为之，故能成其大。他认为，圣人的境界为士人所不及，但士人下学而上达，必于圣人可望、可慕、可学，于是，就有了“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一步一步向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士人以圣贤为榜样，为人做事，就会离美好社会不远了。

4、张尔岐是经学大师。
       张尔岐先生晚年精研“三礼”（《仪礼》、《周礼》、《礼记》），造诣尤深。《仪礼》即礼经，是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前人为礼经所作的传、注、疏很多，因年湮代久，经文多有脱漏，而且传与注也有许多混淆之处，致使后人难以读懂。张尔岐经苦心研读，除将传、注分清外，还删削了疏中繁琐附会的文字，并重新进行断句，历时三十年纂成《仪礼郑注句读》一书。又为监本（官定本）《礼记》石经（刻在石碑立于太学中）《礼记》勘正脱误共300余处。顾炎武曾说：“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
       《仪礼郑注句读》奠定了张尔岐作为明清之际经学大师的地位。

5、张尔岐是诗赋高手。
       张尔岐先生不仅是经学大师，学问家、思想家，也是诗人、辞赋高手。他的诗词歌赋功力深厚，读来朗朗上口，引人深思，先生留存的诗有103首，词2阙，赋2首，铭1篇，散见于《蒿庵集》和《蒿庵集捃逸》中，2017年，由我将其诗词歌赋单独结集出版，名《蒿庵诗集》。这里选取其一首与大家分享：
       精卫衔石填海
       大海浮天地，虫寰质等秋毫。
       衔石往填之，羽翮日翛骚。
       微躯岂不惜，怨毒奈所遭。
       天地有穷极，精灵无殊操。
       大海终扬尘，桑田出波涛。
       何当睹鹏化，助彼徙嵩高。
       张尔岐高吟精卫之填海，借以抒发与清政权不共戴天的悲壮情怀。
       注释：
       虫寰（huan）：昆虫名，赤色，即孑孓，蚊子的幼虫。质：身体、体积。翮：羽茎。翛（xiao）：羽毛焦枯零落纷乱的样子。殊：不同。操：操守、气节。鹏化：鲲化为鹏。大鱼名鲲，化而为鸟名鹏。嵩高：即嵩山。

张尔岐的作品介绍

张尔岐一生著作很多，大多收录在乾隆《四库全书》中，除《仪礼郑注句读》外，其重要者尚有《周易说略》《诗经说略》《书经直解》《老子说略》《春秋三传驳义》《蒿庵集》《蒿庵集捃逸》《蒿庵闲话》《弟子职注》等，这里重点为大家介绍《周易说略》《老子说略》《蒿庵集》《蒿庵集捃逸》《蒿庵闲话》等。

《周易说略》：《周易》是我国古代的一部百科全书，历代学者对它都很重视，注解阐释的著作很多。张尔岐在吸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因象析义，消释偏滞，于康熙九年（1670）撰成《周易说略》一书。这本书，最大的长处是文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从而为初学者提供了方便。当然这是说在当时那个年代。

《老子说略》：成书于康熙八年（1669），所谓说略，是作者的自谦之词，实际上是对《老子》的见解和评述。张尔岐是儒家，老子是道家。对《老子》注疏解说的著作有几百种，但张尔岐不抄袭雷同，有独到见解，可谓成一家之言。

老子其人其书，在儒家学说占统治地位时，遭到不应有的贬抑。而张尔岐以宗程朱之儒家名流，当学风萎靡之际，能背其师承，独抒己见，提出不同流俗之见解，公然笔之于其书：
       “老子明道德，盖将治身以及天下，与外常伦遗世事者异趣矣。……彼好之者，欲以先六经固不可，若概以浮屠神仙之属等斥之，不已过乎！注者纷纭，各矜新异。各以其胸中所见之老子为老子，非必西周柱下之老子，而老子殆将隐矣。譬之水，瀹（yue）茗则苦，渍蔗则甘，加醯（hai）则酸，投盐则咸，杂橘橙姜桂，则又橘橙姜桂。谓水味本尔，不诬水乎？”

显而易见，张尔岐不囿于习俗之见，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给老子以应有地位，给老子学说以公正评价，指出世之论者各有偏见，纠正几千年来之错误看法。此《老子说略》功绩之一。

自古各种思想体系，各种学术流派，为自我标榜，往往有门户之见，以致形成派系，相互诋毁。各种是非，各非其非，入主出奴，形同冰炭。实则除政见有大是大非外，学术思想虽有区别，绝非不可逾越之鸿沟。

张尔岐是儒家，宗程朱，但在《说略》中沟通儒道两家思想，“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破除门户之私见，开创学术研究之新风。有胆有识，不畏人言。此《老子说略》功绩之二。

张尔岐生于明清易代之际，以遗民的身份，怀着士大夫阶级的“亡国”之恨，过着清贫的知识分子生活。老子是不满现实想改造现实而著书，张尔岐是不满现实追求理想的现实而作《老子说略》，这既反映了张尔岐对《老子》的见解，也反映了“不求闻达”“卓然经师”（顾炎武语）一个知识分子的节操和同情劳动人民反对压迫剥削的立场和感情。此《老子说略》功绩之三。

《蒿庵集》：《蒿庵集》，是张尔岐的一部诗文集。《蒿庵集》所收作品，原编分为三类：论说；序跋；记、传、墓志、杂著；分别三卷。此系从题材着眼。若就作品的内容看，张尔岐的哲学、经学、史学、文学等方面的思想观点，民俗、教化、为学等方面的主张或心得，则均在诸篇中分别有所表达；又从许多作品中，清楚地体现出他的讲求文行出处的风格。《四库全书总目·别集类存目八》称《蒿庵集》“大抵才锋峻立，纵横曼衍，多似苏轼”。胡德琳说得比较全面而深微：“蒿庵先生，笃行君子也。不求闻达，孜孜以穷经力学为务。深于性命之旨，而不轻言性命。有柴桑之高致，而不以气节自矜。先生之意远矣……盖其学尽见之于文，如但赏其锻炼之纯，气味之古，犹未足以知先生也。”（《蒿庵集序》）《蒿庵集》一书，是我们研究张尔岐的重要文献资料，对我国的思想史、经学史和文学史等方面的研究，也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蒿庵集捃逸》：《蒿庵集捃逸》，收《蒿庵集》所未收的张尔岐的文、赋、诗一百零三篇，系罗振玉于公元一九三六年所辑定。罗振玉（公元一八六六年—一九四○年），浙江上虞人。近代著名甲骨、铜器研究家，罗氏的辑逸之功是应予肯定的。

《蒿庵闲话》：《蒿庵闲话》是张尔岐的一部读书和见闻的笔记。《蒿庵闲话》，书稿写成于康熙九年（1670年）。关于写这部书的因由，他特在书前的小序中作了说明：“予既废举子业，犹时循览经传，每于义理节目外为说家所略者，偶有弋获，如咀嚼蹠（zhi）肋，间得少味，不必肥胾（zi）大脔也。至听人谈所闻见，亦时有切予怀者，并剳记之。”经传中重大课题外的某些耐人咀嚼的“小”问题，能切中心怀的他人见闻，都是值得一书的。的确，披卷一览，从题材上说，举凡经史子集中的辞义、名物、史实，典章制度、民俗、宗教的实况，自然科学知识和技艺，等等，都有所辨析、考订与探讨。所议论看去也以学术问题为多。

在《蒿庵闲话》这部著作中，包含了以下几方面的思想内容。
       第一，张尔岐以不同的表现方式，痛苦地回顾了明王朝由盛而衰的原因。这是占有较大比重的内容。他认为，“陈败亡之迹而观之，无无因而得者。”（第205条）原因是可以推求的，经验教训是可以归纳和认识的。
       第二，张尔岐对吉凶祸福，德业心性的问题表述了基本认识，常常升进到哲学高度，予以剖析。这是他本着士人的角度，对所亲历的变动现实作出的思索。张尔岐从儒家独善其身的哲学观点出发，在世乱世穷之际，抉择了退隐的道路，首先要遇到如何对待吉凶祸福的问题。他认为，吉凶祸福是事物发展和人的行为的必然结果。
       第三，张尔岐务实的治学精神。从这本书来看，贯穿张尔岐整个治学活动的是一切以有用于国计民生为准则的思想精神。十分突出的是他的倡儒学、研经史，多是力求确释典籍，并据而订正现实诸端之失。这是他和同时的一些思想家的共同的时代精神。这体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和爱国主义思想。

《蒿庵闲话》既是这样一部著作，它的价值主要由以下两点：
       第一，它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取得不少经史典籍研究的新成绩。如前述《骊驹》或《骊歌》的释义，《黍离》所记的黍稷两种谷物究应为何物，分别为词书和自古及今的注释家所未能同一者，张尔岐的研究实已作了妥实的解答。他的重视实学，严格考订的治学方法，对清代朴学之风的兴起，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第二，它所包含的认为明室覆亡不仅源于佞人的祸乱、世风的影响，亦应归咎于君主和王朝的昏庸与腐败。科举的倡行，民主思想和务实精神，属于明末清初以国计民生为立足点的进步思潮范围。人们常举顾炎武为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之一。《蒿庵闲话》中的一些观点和作者的注重实际的实践表明，张尔岐与顾氏是思想倾向一致的人。故《蒿庵闲话》为我们考察当时的进步思潮及其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
       因此说，《蒿庵闲话》在思想史、经学史和史学史上自应占有一定的位置，今天对我们在这些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张尔岐的贡献

1、倡清代仪礼学之先声
       明清更迭，社会处于“天崩地解”之势。面对这一历史巨变，社会各层作出不同的回应。就知识界而言，为维护文化传统和矫正挽就晚明王学空疏之弊，“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取向一时成为潮流。在此潮流酝酿之下，礼学的兴起成为有清一代经学复兴的先导。大儒张尔岐对《仪礼》所做的句读、考辨，以及对礼意的阐发，倡清代仪礼学之先声。张尔岐为学路向的确立，以及他对《仪礼》研究的疏理，奠定了他在礼学研究领域和在清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张尔岐以乡里塾师身份参与到明清之际的思潮中，修正了程朱的理气观，提出了本体论上的“气本”、“气机”说。为矫空疏之弊与晚明以来的道德沦丧，提出了“六经皆礼”说，注重据礼显理，循名责实，重申儒家传统的道德精神与修养。其思想代表了当时的一个学术方向。

2、山东大儒 ——济阳历史第一人
       张尔岐在《清史稿·儒林》中有传，《辞海》《辞源》及《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均有简介条目。1934年，民国政府通令各省编选历代乡贤，每省限定上报30人，以作典型。1935年山东省选定“山东历代乡贤30人”，济阳张尔岐先生入选。
       近年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国学典藏丛书，专著收录其《仪礼郑注句读》；齐鲁书社出版《山左名贤遗书》，收辑张尔岐先生《蒿庵集》、《蒿庵集捃逸》、《蒿庵闲话》三种书单独出为一书，收辑其《周易说略》、《老子说略》两种书单独出为一书，可见编辑整理者对张尔岐先生是以经学大家看待。我们济阳历届区（县）委、区（县 ）政府和宣传文化部门十分重视对张尔岐先生的研究与宣传工作，并于2012年成立了山东省张尔岐研究会，做了大量的工作，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取得了一些成果，如李惠广专著《闲话蒿庵》、张廷芬《张稷若的传说》、艾明义《山左名贤张尔岐丛书》等。时至今日张尔岐先生的思想理论仍是许多大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院所的研究课题，可以说张尔岐先生的思想精髓，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仍多有裨益。

张尔岐先生是名副其实的济阳历史第一人，是济阳历史文化的金字招牌和靓丽名片。

张稷若辞世后，顾炎武作《闻张稷若讣》悼念：
       历山东望正凄然，忽报先生赴九泉。
       寄去一书悬剑后，贻来什袭绝韦前。
       衡门月冷巢鵀室，墓道风枯宿草田。
       从此山东问三礼，康成家法竟谁传？
       注：鵀（ren），鸟名，即戴胜。

作者：艾明义

来源：济南市济阳区融媒体中心 《济南日报 · 新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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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