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的影像资料里有一张黑白老照片，据敦煌研究院老学者孙儒僩说，这是原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画家范文藻所拍。这张照片里共有8个人，他们身着民族服装，背景是莫高窟的九层楼，不知何时何人给图片写了一句说明：“到莫高窟朝拜的藏族一家人（1955年12月）”。

2018年，笔者于莫高里工匠村的老礼堂里布置了一个《百年敦煌》老照片展，展示了1907年至80年代反映敦煌莫高窟及敦煌城乡的方方面面的影像历史。针对这张照片，笔者沿用了“藏族一家人”的说法。2022年，时任敦煌统战部部长的肃北蒙古族干部索龙格女士，看到这张照片中人们的打扮与相貌特征，认为我们把民族写错了，于是她用手机翻拍了一张。

不久，索龙格部长电话告诉我说：那张照片上的人不是藏族，而是肃北蒙古族，并且说照片中站在最前面的那个少年，是如今已80岁的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前任县长满都和老先生，后面站的是他的亲人和亲戚，其中照片中的一位妇女尚健在，今已90多岁；还有那怀抱中的孩子今已60多岁。而且索部长进一步更正：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也不是1955年，而是1956年。最后索部长还特别说明，这是经过满都和县长老先生亲自确认的。照片中的人亲自确认，那一定没有问题，我们必须及时更正。

然而，这张照片的信息为什么会搞错，笔者想一探究竟。起先猜想：当年莫高窟的大冬天里，突然出现几名身着少数民族服装的人，这一定是非常少见的，于是范文藻先生便用自己工作的120相机随手拍了一张。可能因为语言不通，范先生也问不出他们是哪个民族的，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于是便没有再深究。若干年后，因为这张照片很有特色，便被人们不时拿出来展览，也不知道谁，看着照片中人物的穿着有点像藏族服装，于是不加考证就这么写上了。以后凡用这张照片的人，就照抄图片说明，故而以讹传讹。然而，事实并非全然是我猜想的那样，其背后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厚重的故事。

在人们的印象中，蒙古族的服饰是很有特色的，一般人都能很容易地识别他们的穿戴。但为什么到这张照片上，我们就认错了呢？这首先要从肃北蒙古族生活的特殊地域讲起来。肃北蒙古族分布于河西走廊西端的高原山区，其先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走过蒙古高原、西域天山、青藏高原，后来定居到了河西走廊西端南北两侧山区的高原雪域地区。由于他们长期在高原山区生产、生活，为了适应高寒山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和生态环境，他们的服饰具有鲜明的防寒保暖和便于穿着骑射的特点。也使他们的服饰在蒙古族传统服饰的基础上，与周边其他民族的服饰相互借鉴，汲取精华，使自己的服饰具有了不同于其他蒙古族地区服饰的种类、款式和色彩。

尤其是，他们跟青海蒙古族同根同源，服饰借鉴了青藏高原的一些元素，因而他们的服饰与藏族服饰有诸多相似之处。这也就造成了我们把那张照片的说明写错了民族。由于肃北蒙古族的服饰文化绚烂而独特，2008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又因他们的服饰与其他地区的蒙古族有所不同，肃北蒙古族又被称为“雪山蒙古族”。

明确了这张照片中人物的族属和所在地，但又一个疑问萦绕在了笔者的脑海。这八位雪山蒙古族人是从哪条路上来到莫高窟的呢？敦煌地区的人都知道，今天的人们从党城湾（肃北县城所在地）出来，一路向西北，绕过鸣沙山，在党河水库西侧折返向东北才能到达敦煌，路程将近130公里，再加上从敦煌城到莫高窟的25公里，那八位肃北人来到敦煌需要行程150多公里。在那个交通并不发达的年代，他们不可能乘坐汽车，是骑马、骑骆驼，还是步行？已没有人知道。我在想，那个严冬季节，他们应该不会沿着今天这条荒凉的戈壁公路，长途跋涉来到敦煌莫高窟的吧？

此刻，突然想起，从莫高窟到肃北还有一条较近的古道。这条路如从莫高窟出发，沿着三危山腹地的大泉河（古称宕泉河）河道一路上行，就能通往肃北县城所在地党城湾。我初到莫高窟的那几年，单位上曾组织我们进入大泉沟，在一个叫大拉排的地方植树。有一次植树休息时，同去的霍熙亮、李贞伯两位老先生说，再往前行几公里就到了大泉。

大泉，听上去一定是一个水很多的地方，出于好奇，我们几个年轻人便在植树结束后，沿着大泉河——实际上只是一股溪流，继续前行。当我们到了那个叫大泉的地方却格外遗憾，所谓大泉并没有泉，但神奇的是这股溪流是从山底下冒出来的。此时，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出山口，远远望去，山口的外面是一片茫茫戈壁，由于天晴丽日，皑皑雪山清晰可见。

后来，随着知识的增加，笔者知道了那是敦煌人所说的南山。也是“雪山蒙古族”生活的区域。敦煌南山，位于祁连山山脉西端，拥有广阔的冰川雪域。大泉河就发源于海拔3880米的野马南山，其发源地的冰川融水形成数条小河，流经野马山区潜入地下，在潜行穿过约40公里的扇形戈壁后进入三危山，再从大泉和大拉牌地段露出地面，然后在三危山中辗转15公里流到了莫高窟所在的山谷，继而流向敦煌莫高镇新店台以东的大泉草湖，当地人亦称为东湖。由于千万年的流水冲刷，形成了大泉沟这条河谷山道，而这条山涧之路，便形成了连接南山游牧地区与敦煌农耕地区的一个通道。

20世纪80年代以前，敦煌还没有兴起旅游，莫高窟非常宁静。偶尔还能听到莫高窟崖顶上传来的阵阵驼铃之声。有一次出于好奇，笔者沿着九层楼的木梯迅速登上崖顶，看到一队骆驼载着货物向南而去。莫高窟坐西向东，崖顶是一马平川的戈壁，向西望去，连绵起伏的鸣沙山尽收眼底，这一长队骆驼置入其间，颇有一种古代丝绸之路的诗情画意。

当时笔者向研究所的老人打听到：那驼队走过莫高窟崖顶后便会下到大泉沟，去往肃北县的牧区和党城湾。大泉河上游以南，是古老的牧区，自先秦以来一直都是游牧民族活动之地。大泉沟作为连接敦煌与肃北的一个古老通道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的千百年间，这里是骆驼商队和牧民常来常往的道路。而信仰藏传佛教的肃北雪山蒙古族人，会不会沿着大泉河谷经常来到莫高窟朝圣拜佛呢？

带着这个疑问，笔者用微信请教了如今已98岁的孙儒僩老先生。1947年，当孙老还是个未婚青年的时候，就追随常书鸿先生来到莫高窟工作，这一待就是一生，献了青春献子孙，对敦煌研究、保护事业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可谓敦煌研究院的“活化石”。老先生记性超好，撰写了不少珍贵的回忆录，而且还与时俱进，如此高龄还能打字发短信，令人叹服！

笔者根据孙老回复的短信并结合一些资料了解到：20世纪50年代之前，从肃北到敦煌，必须走“大泉道”，莫高窟是必经之路（那时肃北到敦煌还没有开通公路）。从肃北县城党城湾到敦煌，须通过一片70公里的戈壁（即地图上标明的：一百四十里戈壁），然后进入三危山到大泉，再顺沟经大拉牌到城城湾。

城城湾有一座土塔，俗称花塔，花塔旁边的山顶上，并排矗立着五个形状大小一样的烽墩，我不知道它是古代传递信息的军事用途，还是只作为路标而建，或者还有其他的象征意义？因为从敦煌到瓜州120公里的路段上还有两处形制相同并排站立的五个墩，究竟是何意义，以后再研究探讨。但那时的人们往来肃北都必须要经过三危山的这五个墩，从这里下沟去肃北，或从这里上崖往敦煌。

五个墩从莫高窟望去也很明显，笔者曾经因好奇邀师弟孙刚去过一次。烽墩虽只有两米来高，但因置于高处，从好几个方向看都非常显眼醒目。当从肃北下来的蒙古族人看到这五个烽墩，便知已临近莫高窟了。孙老还说，莫高窟是通往南山的必经之路，肃北蒙古族人路过，经常要在这里停留歇脚。每到冬天，他们还将宰好的羊用骆驼运到敦煌，以换取生活用品。

他们经常会在莫高窟停留歇息时拜拜佛。有几次他们还特意带来一些羊肉卖给研究所的职工，让当时这些困窘中的知识分子既解了馋，又满足了好奇，有两个画家还给这些服饰独特的雪山蒙古族人画了速写，当然还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到了20世纪50年代，实行计划经济，统购统销，国营公司的商品运输和邮路也仍然走这条路，那时的交通工具依然是骆驼，四五天一个往返。

孙老还说了一件在今天看来挺有趣的事。1949年前后，研究所的职工生活困难，为了生存，大家都饲养有各自的羊。当时莫高窟上寺住着一个蒙古族中年妇女，身边还带着一个小男孩。于是，常书鸿和几个职工便委托她帮助放牧，毕竟知识分子放羊是外行。这位妇女为人善良热心，对每个人的羊只都悉心牧养。大家都称她“达婆”，自然有心胸豁达开朗的赞赏之意。她的儿子聪明好学，后来据说被政府送到哪里学习去了。这个孩子如果健在，也应该70多岁了，也许还在肃北，非常希望他能看到这篇文章。

当笔者准备结束这篇文章时，索龙格女士（现在已是肃北县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又给我发来一张微信聊天截图，是照片中的那个少年，即肃北县老县长满都和老先生的留言，内容说：当时肃北县驻地还在今县城东南东沟一带。照片中一共是三家子人，当时一同到莫高窟的不只是照片上的8个人，还有一部分人去敦煌采购生活用品去了。并且很明确地说道，当时他们就是从党城湾出发，骑着骆驼到了莫高窟。路线就是这条“大泉路”。他们中午十二点出门，当晚在一个叫“嘎雄”的地方露宿；第二天晚上于大泉露宿，第三天到达莫高窟，在路上一共住了两晚。

果然，一切都跟笔者的推理、调查相吻合。在此感谢孙儒僩老前辈！感谢满都和老县长！感谢索龙格书记！终于还原了这张老照片的真相以及它背后的故事，不由让人心情愉悦！

文丨杜永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