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鸿昌

1931年10月，吉鸿昌在考察国外时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自陈中国抗战取胜的必由之路，“全中华民族皆觉悟惟有联合方能图存，私人政见皆可捐弃，统一不久必可实现。”此种认知源于多年征战不得统一的观感，因应于日本扩张侵华的现实，复受与之亲近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思想浸润。在此前后，吉鸿昌逐渐“由一名旧军人”蜕变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念兹在兹的理念诉诸行事，显露于相关题词、碑刻记事中。这些和当时社会环境与其人心境密切相关之物，成为今人追溯吉鸿昌人生历程的重要凭借。

1929年夏，时任宁夏省主席的吉鸿昌在戎装照上题词，“公正纯洁，为做事而做官。训练民众，使知四权。运用政治，注重下层工作，适合一般民众需要。”年底，复于戎装照上题词，“人人奋勉，则团体巩固。有巩固之团体，才能救国救民，我军亦能赖以生存。愿与诸同志共勉之。军长吉鸿昌题赠。”两照应为同一底版，稍有删修。民国时期摄影技术大为普及，照片成为重要物件，甚或在某些场合发挥关键作用。向下属题赠照片，可以拉近彼此距离，树立亲和形象，又能以词达意，收意外之效。

检视题词背后的思想约有三端。一为吉父家训。1931年5月16日，吉鸿昌父亲吉筠亭自感时日无多，遂立下遗嘱，其言“凡我家子孙，作官即不许发财。”此为反复申说之论，方才列入遗嘱。吉鸿昌在当年就亲笔书写了“作官即不许发财”七字，交予瓷厂，定制了一批瓷碗，配发部队使用。二是冯氏影响。吉鸿昌十八岁投军，在冯玉祥麾下由普通士兵成长为西北骁将，深受冯氏治军带兵风格影响，始终有较为朴素的“为民造福”“当兵救国”倾向，尤其注意将对时局的观感与体悟传递于部队官兵，用以树立威望、凝聚人心、提升士气。三是中共浸润。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中国共产党加快了争取西北军将领的工作步伐，吉鸿昌就是主要工作目标之一。党的政工人员在国民军中开展了思想政治教育、革命理论宣传、三大政策宣讲等工作。吉氏久经浸润，深为触动，曾在一次发言中强调：“部队训练要着重于政治思想教育，不能单纯搞一二一那种老一套。部队如没有政治工作，就没有了思想基础。”其常主动与刘伯坚、宣侠父等中共党员交流，支持鼓励他们在军队中加强政工教育。针对普通士兵，他组织人员编写政治工作问答口号，印制为便携小册，要求常思常诵；针对部队军官，委托路耀林等创办拂晓读书会，通过集中研读革命书籍，掌握革命政策。

1931年3月1日，吉鸿昌部队驻军河南光山时，在当地一对古代石狮上留下题词。雄狮背上书有“国将不国，尔速醒悟”，背下写有“睡狮猛醒，领导民众。”将近代积贫积弱的中国比作睡狮，觉醒后比作醒狮，自晚清出现后复经革命出版物宣传，迅速流传开来，广为国人接受。吉鸿昌目睹石狮并排而立，想到国内纷争乱局，难免触景生情。此前，其奉国民政府军令，带兵进入鄂豫皖苏区，受到重创后触发了避战心理，遂乔装暗访苏区“察看共产党是怎样领导人民起来革命的，弄清红军为什么那样深受人民拥护。”

综合保存实力、同情红军等多重考量，吉鸿昌开始拒绝执行国民政府进军苏区、围剿红军的命令。遇有迭电催促，则佯装进攻，遇到红军就放下武器，迅速撤离，以致光山民间流传着“吉军一来到，红军喜得笑，先撂机关枪，后撂盒子炮，红军统统收下了”的民谣。此次短暂的苏区之行带来极大心理震撼，为吉鸿昌再次奔向苏区埋下了伏笔。

“九一八”事变时，被排挤出军队的吉鸿昌正拟“出国考察”。他在出版的《环球视察记》弁言中描述当时感受：“讵日帝国主义者进兵南满，攻陷沈阳之不幸消息，亦竟于同晚到达沪滨。噩耗飞来，发指眦裂。”在“为我国家争人格，为我民族争生存”的关键时期，国民政府自称“凡百齐备”“仍促前往，余遂不能不含泪登舟”。卸任军职前，他已与中共党组织有所联系。淞沪抗战后，吉鸿昌兼程回国，通过原西北军中中共党员浦化人与中共党组织联络，迅疾投入抗日救亡斗争。其时与他接洽的是拥有西北军政工经验的党员刘仲华。在津期间，吉鸿昌复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建立联络。密切频繁的交流中，吉鸿昌逐渐服膺于中共的抗日主张，决心带领旧部投奔苏区以增强抗日武装。

吉鸿昌先期派人与正在湖北进攻红军的旧部联系，后亲自赴鄂劝说。然卸任时期，部队情况已然变化，其凭借个人威望与旧日基础虽有收效，无奈行事不秘，为国民政府所侦知，仅数人突出重围后顺利进入苏区。吉鸿昌经由鄂东北游击司令郑位三引至红安，会见了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沈氏采取设宴、举办小型欢迎会等形式，热情接待了吉鸿昌。双方围绕中国革命问题、抗日救国方针等进行了深入研讨。离开后不久吉鸿昌便要求入党。曾任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书记的吴成方写道：“我记得是在一九三二年，他（按：吉鸿昌）从红军鄂豫皖根据地回平津后，向我提出请求参加共产党，我当面答应了他的请求。”聂荣臻回忆：“一九三二年他（按：吉鸿昌）加入了共产党。”可见迥异的国共接触观感影响了其心理倾向，共同的抗日救国目标导引了其政治抉择。

据参与接待工作的徐海东介绍，“吉鸿昌将军到达苏区一事，对外绝对保密。”加之，在国共敌对时期，中共地下党员的活动多为单线联系，以便党员隐蔽和组织保护。1933年6月27日，作为中央驻北方代表的田夫（按：孔原，化名田夫、石心，时正以代表身份主持北方工作）致信中央汇报前线工作和吉鸿昌情况，“现时是一切听命于党，很热烈的工作，只是要求党的领导，要求加入党，现在他到多伦去是经过党的决定，去发展，争取那里的义勇军。他现有的部队，一切领导都交在我们手里。”吉鸿昌苏区一行和入党均属秘密，中共内部知晓范围有限，所以在肯定吉鸿昌表现时复提出询问：“据史及柯说，他曾经在鄂豫皖有过一段经过的事实，我是不知道的。你们对他的观察和意见如何？”

正在“很热烈”地开展抗日活动之时，由冯玉祥动议创建的泰山滦州起义烈士祠竣工，吉鸿昌题词支持。词曰“国魂”，右上竖写“诸烈士千古”，左下竖排落款“吉鸿昌题”，后被制成石碑立于西殿内墙。此前冯玉祥因建议支援十九路军淞沪抗战被阻，愤而隐居泰山。策划旧部起义失败后，吉鸿昌曾专程赶赴泰山，与商抗日大计。在抗日救国主张占据二人思想要津的情况下，滦州起义烈士祠的创建、“国魂”题词，则“不仅仅是给滦州起义正名，更在于唤醒政府和社会，希望他们继承烈士的革命精神，为保全国土而奋勇抗敌。”忠烈祠正殿前地面特意选用花岗石子和瓦片，铺成“抗日救国”字样，明白彰显主张。

因合于抗日，冯玉祥亦与中共达成合作。当年初，应冯玉祥邀请，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派张金刃（按：张慕陶，原名金刃，后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常委）为代表到张家口，筹划组织抗日同盟军。中共军事干部宣侠父、许权中（后均在同盟军任职）等亦赴热河、察哈尔地区，从事抗日发动联络工作。3月，吉鸿昌在天津会见了冯玉祥的代表高新亚，决定共同组建抗日同盟军，随即赶赴张家口。在中共的持续推动和影响下，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于5月正式建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不久，吉鸿昌指挥同盟军攻占多伦，将日本军队全部逐出察哈尔，成为“九一八”事变后首支从日军手中收复失地的中国军队，极大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

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吉鸿昌回到天津，继续在党组织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后被敌人枪击受伤被捕，最终英勇就义于北京陆军监狱。聂荣臻曾为他题词“民族英雄吉鸿昌烈士永垂不朽”。1984年，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组织出版了《国魂：吉鸿昌将军牺牲五十周年纪念辑》，书名为邓小平题写。“国魂”采用吉鸿昌为泰山滦州起义烈士祠所题字样。当初吉鸿昌视辛亥烈士为国魂，向其致敬，其复以亲身革命经历和抗日救亡实践，成为时人和后来者心中的国魂，其传承如此亦壮哉。史学家胡华曾经撰文写道：“吉鸿昌同志从一个旧军人转变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这一事实说明，真心彻底的爱国主义者，大多走向信仰马克思主义，成为共产主义者。”深刻揭示出吉鸿昌在1930年前后实现政治转向的根本原因。（康定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