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 载《巴蜀史志》2021年第6 期
俊才彭遵泗：其人及其书
彭 华 刘文波
巴蜀文化源远流长、一脉相承，是中华文化大家园中重要的区域文化之一。在汉晋时期、两宋时期、晚清民国时期，巴蜀文化铸就三大高峰。
在三大高峰时期，巴蜀之地涌现出众多英才俊杰和文化大家，如汉之扬雄（前53—18）、唐之李白（705—766）、宋之苏轼（1037—1101）、明之杨慎（1488—1559）以及近现代之蒙文通（1894—1968）与郭沫若（1892—1978）6人。
除此6位大师巨匠外，在儒释道三教之中、在经史子集四部之内、在文史哲三科之列，亦尚多英杰俊彦。如清代“蜀中三才子”——彭端淑（1699—1779）、李调元（1734—1803）、张问陶（1764—1814）。而彭端淑之弟彭遵泗，也是彪炳青史的一代俊才。
一、彭遵泗其人其书
彭遵泗（1701—1760），字磐泉，号丹溪生，四川省丹棱县人。文学家、教育家彭端淑之弟，与彭肇洙（1701—1777）为孪生兄弟。彭遵泗与兄彭端淑、彭肇洙齐名，人称“三彭”。丹棱县齐乐镇（原丹棱镇）的“三彭路”，即以彭端淑兄弟3人命名。
彭遵泗自幼好学，聪明过人。据彭端淑《雪夜诗谈》卷下记载，彭遵泗7岁能诗。后与兄彭端淑、彭肇洙读书于本邑紫云寺，互为师友，又得外祖父、夹江进士王庭诏教诲，博览群书，学识大进。
彭遵泗由科第入仕，虽有政绩，但仕途不顺。清雍正八年（1730）拔贡生，雍正十三年（1735）中举人，为当年乡试解元。清乾隆二年（1737）进士及第，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迁兵部主事，后擢兵部员外郎。乾隆十五年（1750），外放甘肃凉州府同知。乾隆十七年（1752）转调湖北，任黄州府同知。乾隆十九年（1754），署江防同知。为官颇有政绩。乾隆二十一年（1756），以卓异之才不为世用，自请卸职归里。后病卒于家。子女多人，彭延庆（字衍之）为其三子，《清史列传》《四川通志》等有传。
彭遵泗学问淹雅，善诗，尤长于古文，善著述。在京时，彭遵泗与诸文人唱和，颇为时人叹赏。彭端淑谓彭遵泗“其文古穆，似魏晋人笔意”。李调元（1734—1803）谓彭遵泗诗“先宗小杜，后宗大杜”（《蜀雅》）。
彭遵泗勤于写作，著述颇丰，但不善于整理自己的作品（“不能自缮其本”），往往随写随扔，或随手存入书箱中，“冀晚年归里，始考订以行世”。不期英年早逝而未及编订，兼之字迹潦草（“拙于字”），以至后人在整理时“零章杂沓，墨迹蒙瞀难卒读”（彭遵泗《丹溪遗编序》）。
查考文献，彭遵泗著述如下：撰著《蜀碧》，纂辑《蜀故》，编修《丹棱县志》，辑录《蜀苑》未成而卒。后人辑有《丹溪遗编》，编有《求志堂集》；另有待考著作《丹溪时文稿》一种，因未见而存疑。
兹谨略述其书：
（一）《蜀碧》4卷
此书记述张献忠（1606—1646）起义军入蜀活动事，书名取自“苌弘之血三年化碧”之意。该书版本众多，有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肇经堂刻本、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写刻本、清嘉庆三年（1798）刻本、清嘉庆十二年（1807）《借月山房汇钞》本和《丛书集成初编》本等。
该书后收入《四库全书》。四库馆臣说：“是书纪蜀乱始末及一时死节士女，其曰蜀碧者，取苌弘之血三年化碧意也。起明崇祯元年戊辰，至我朝康熙二年癸卯；末有附记及杨展、刘道贞、铁脚板、余飞等传。其书大旨以沈云祚称献逆残蜀，由风俗之恶，故为此书，备书死难者姓名，以雪斯耻；而体例冗杂，如载桐城二老事，与蜀事无关；又如贼梦梓潼神以宗弟红柬来谒诸事，亦太涉神怪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63）
《蜀碧》虽不可尽信，但其史料价值弥足珍贵。今人有整理本和校注本。
（二）《蜀故》27卷
此书编纂目的，在于为试策者提供参考数据和保存本土文献。诚如彭肇洙《蜀故序》所说，“蜀故，此典故也，括全省之典章人物以佐案头之博览者也”“诚哉试策之宝筏，可当于通志之一助也”。
《蜀故》大约编纂于清乾隆十年至三十八年间（1745—1773），惜写成而未及付印，后由其兄彭端淑、彭肇洙和其子彭延庆整理成27卷，刻板刊印行于世（参看彭肇洙《蜀故序》、彭端淑《蜀故序》）。《蜀故》抄本已佚，刻本有乾隆补修本、白鹤堂本、读书堂本、玉元堂本、耕道斋本等。今人有整理本和校注本。
该书为类书，内容庞杂，体例全面，尤其注重民生。《蜀故》共分方域、形势、赋税、贡土、茶税、酒税、钱法、官制、选举、城市、村坊、关隘、古迹、古器、墓碑、寺庙、宫室、人物、仙道、风俗、物产、边徼、蛮夷等条目，是研究四川古代风土人情、社会风俗、山川地理、人文教育的重要参考数据和文献，实有“括典章人物，佐案头博览”之意义。
（三）《丹棱县志》12卷、首1卷
该书是彭遵泗受时任丹棱知县黄云之邀而编修，成书于清乾隆十年（1745）。这是现存最早的丹棱县志。彭端淑《丹棱县志·序》说：“今年春，余弟磬泉来京师，解所作县志示余，自山川、地理，以及风土、人物之属，森然条贯，而于艺文，搜讨尤详。”
《丹棱县志》在彭遵泗生前未能出版，在其去世后的第二年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才由新任知县李光泗主持刻印，现存。
（四）《蜀苑》若干卷
据民国12年（1923）版《丹棱县志》记载，彭遵泗“又纂《蜀苑》，未成，卒”。渝江王家驹《丹溪遗编·跋》说：“今遇公嗣君延庆于京师，得读公遗集并所纂《蜀苑》，循环把玩，慨然增叹……惜《蜀苑》为公未成之书，尚须校订。”《蜀苑》存世与否，尚需查核。
（五）《求志堂集》4卷
此书系王昶（1724—1806）所编。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九月，王昶在成都受彭端淑之托，审定彭端淑和彭遵泗诗文。乾隆四十六年（1781），王昶丁母艰回到江苏青浦。期间，将彭端淑和彭遵泗诗文编为《二彭集》10卷，彭端淑诗文为《白鹤堂集》6卷，彭遵泗诗文为《求志堂集》4卷。王昶编定之后，亲手缮写两份，一份家藏，一份交给时任青浦县令四川江安人杨卓。
（六）《丹溪遗编》2卷
此书系彭端淑、彭肇洙所编。彭肇洙《丹溪遗编序》说：“磬泉殁后，越七年余，仲兄乐斋自岭南解组归，始叩其三子延庆，得其首尾完备者诗文数十篇。”于是，彭端淑、彭肇洙将这几十篇“首尾完备”的诗文，整理编定为《丹溪遗编》2卷，彭肇洙专门为该书作序。《丹溪遗编》2卷整理成书后，并没有刻版付印。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七月，渝江王家驹在北京偶遇彭遵泗之子彭延庆，从彭延庆手中读到彭遵泗《丹溪遗编》手稿遗集，欣然为该书撰写《跋》。
《丹溪遗编》收诗42首，其中五古7首、七古5首、五排2首、七排1首、七律27首。另有带序《丹棱遗事百韵》、有序《大雅堂铭》，计入文部，未计入诗部。
《丹溪遗编》收文29篇，其中叙文5篇、跋文1篇、碑记3篇、传记8篇、墓志铭1篇、书后4篇、祭文1篇、祝文1篇、挽文2篇、铭文2篇、说1篇。
不无遗憾的是，彭遵泗虽善诗，但留存者不多。今人谓彭遵泗诗虽不多，“然气格沉雄，亦有佳者”，如《到家》《过武侯祠》等。
文部所收《杨展传》《刘道贞传》《余飞传》《铁脚板传（附向成功）》等人物传记，可补明末清初蜀中历史文献之缺。《余飞传》《铁脚板传（附向成功）》《刘道贞传》《杨展传》《书周鼎昌杀贼事》五文，又见《蜀碧》。
文部所收《蜀中烟说》，是研究清代前期四川烟叶发展和商品经济的重要文献。《蜀中烟说》记载，清代四川种烟以成都平原最为集中，新津、郫县、合江等地所产烟叶都很有名。蜀中种烟，“大约终岁获利过稻田三倍，人争趋焉”。《蜀中烟说》还记载了当时四川的烟叶加工技术，显示其时四川烟叶加工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四川的烟叶可分为“折叶（烟）”“索叶（烟）”两大类；丝烟加工技术复杂而规范，出产的名品有“盖露”“长行”“姜黄”“干丝”等，亦分为加施辅料和原烟两大类；“盖露”“长行”的品质可与福建名品“闽烟”齐名。郫（县）、崇（州）一带的丝烟加工业最为集中，“城中外，阗尽作坊”。
值得注意的是，《丹溪遗编》“史氏丹溪生曰”，使人联想到《史记》的“太史公曰”。这是作为史家的彭遵泗对古代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巴蜀史学“通观明变”的展示。
二、《丹溪遗编》整理说明
《丹溪遗编》，是笔者所承担的“巴蜀全书”子项目。关于《丹溪遗编》的整理，在此略做交代。
（一）版本
本次所据以整理的底本，是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刻本。原书版框高187毫米，宽260毫米。该本后以影印本形式，收入《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99册。
（二）整理
本次面世的整理本，按时下古籍整理体例，施加新式标点，且进行校勘（校勘记见脚注）。为让读者更多地了解彭遵泗其文其诗，笔者补充了彭遵泗的一些诗文，属新增。
笔者热忱希望，能有更多学人关注彭遵泗、研究彭遵泗。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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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彭 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
刘文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9级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