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顺德：济南广播电视台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副总监、主任编辑；张龙：《作风监督面对面》栏目制片人

来源：《全媒体探索》2024年1月号

电视问政节目的监督一体化

——以济南广播电视台《作风监督面对面》为例

摘　要：10多年来，电视问政在全国各地的大中城市电视台普遍开展起来。问政节目尤其是问政直播节目为什么会同时受到党委政府的重视和人民群众的喜爱？它的力量源泉在哪里？它的监督作用又是如何体现的？本文以济南广播电视台问政节目《作风监督面对面》为例，分析问政节目的社会背景、力量源泉、监督环节贯通等几个部分，探析问政节目在城市治理中的助推作用，使之更好地为群众服务、为党委政府服务、为城市治理服务。

关键词：问政力量；力量源泉；监督环节贯通；城市治理

问政节目广受重视的社会背景

2023年8月，济南广播电视台问政节目《作风监督面对面》本季直播落下帷幕，这已是济南开展问政直播的第9个年头。如果从2007年的电视问政栏目《政务面对面》创办之日算起，济南电视问政已经有17个年头。17年来，济南电视问政受到了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多次被写进市政府工作报告。2019年初，《大众日报》以《一次问政胜过一打文件》为题报道了济南广播电视台的电视问政直播所产生的问政效果：“这是新闻媒体通过舆论监督倒逼干部履职尽责、倒逼部门担当作为的成功实践，也是市民通过媒体平台参与社会管理的初步探索。”[1]

不只是济南广播电视台，全国近200家城市台的电视问政节目都在产生着或大或小的同类作用。那么，这类节目产生的社会背景和社会作用有哪些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问政节目是治理庸懒散的“轻骑兵”。政府部门中部分官员的庸懒散、不作为、慢作为甚至“躺平”现象近年来屡见不鲜，需要通过舆论监督加以曝光、问责，乃至给予党政纪处分。这是问政节目产生的直接原因和社会背景。二是问政节目是防范“四风”发展的“先手棋”。“四风”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政节目借助群众线索和舆论监督加以曝光，有助于防范遏制“四风”问题向腐败违法的转化。三是问政节目是优化营商环境的“推进器”。某些政府部门对于既得利益及特权紧抱不放，严重阻碍了营商环境的改善。某些握有重权的部门及其科室在改革面前消极应对，固守官本位，需要通过舆论监督的力量予以打破，以利于加快利益重组、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社会发展。四是问政节目是党委政府的“千里眼”。党委政府需要借助媒体的“千里眼”快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监督、鞭策、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建功立业。据保守估计，济南电视问政栏目开播17年来曝光、解决的问题在2万件以上。《作风监督面对面》也因此被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央广、中国纪检监察报等国家级媒体关注报道。2020年7月6日，《人民日报》在《中国道路中国梦》专栏刊发文章《扶危解困彰显媒体责任》，为济南电视问政点赞。

问政节目的力量源泉

在全国243个电视问政节目中，有197个可以明确识别出主办方信息，其中由当地市委、市政府和纪委监察委等廉政督察部门主办的节目分别占43.1%和44.7%。[2]因此，问政的力量源泉来自党委政府和纪委监察委，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授权。电视问政远非一档电视节目或一档融媒体栏目，而是地方党政部门施政和督政的举措。[3]因此，问政直播搞不搞、搞几期、主题是什么，需要形成一个正式的方案报党委政府签批。签批之后，才可以由纪委监察委牵头协调推进、督导指导。其次是赋能。问政节目以问题为导向、以监督为目的，某些单位、某些人员难免会受到批评乃至问责，一旦遇上了找碴的强势单位或反对声音谁来应对、出点小差错又由谁来担责，需要党委政府委托纪委监察委给前台的记者主持人打气撑腰。再次是出资。暗访是一个既充满风险又耗费人力物力财力的工作，需要时间、人力、设备等方面的大投入。媒体做这项工作，一般主要靠财政拨款支持，否则难以为继。

除此以外，问政节目还有两个方面的力量源泉：一是受众的支持和赞誉，二是媒体自身的动力。媒体自身的动力源于党媒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推动问题解决后的荣誉感和成就感，还有就是由财政支持节目运转所带来的经济层面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可以使媒体及记者编辑在工作中摆脱创收压力，在做选题时更为客观中立，这也是保证节目公平公正的重要因素之一。受众的支持和称赞同样是问政力量的重要源泉。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大量疑难民生问题的解决、解释让群众感到解气、感激；监督过程充满刺激和张力，可视性强、收视率高、影响力大，这些都是受众喜爱节目、支持问政节目的原因；而受众的赞美和诉求使问政记者感受到了激励，这也是问政节目得以持续赋能、持久发展的重要源泉。

监督环节贯通是问政节目力量展现的独特优势

“媒介化治理作为最近几年出现的概念，是当前媒体深度融合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推进的结果……媒介化治理作为一种治理形态，媒介化是手段，治理是目的。”[4]在众多的媒介化治理案例中，电视问政无疑是监督力度最大、监督作用最突出、监督效果最明显的。那么，电视问政是如何体现媒介化治理在城市治理实践中的突出作用的呢？首先，在正式问政前两个月，发问方和被问方就已经开始了“出题”和“猜题”的“备考”工作，之后才是问政现场的“应考”和问政之后的“补考”。而“备考”“应考”“补考”三个阶段均体现出了媒介化治理的突出作用。 

(一)问政前监督：“备考”，找题“赛跑”

问政记者和被问政单位负责人如“赛跑”般各自寻找问题，一方是为了问政更接地气、更有看点，另一方则是为了“答好题”、得高分。

1.记者多渠道“海选”问题。问政记者按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干群互动、形成闭环”的总体要求，兼顾“民生热点、部门重点、新闻看点”的三点原则，栏目在选题策划上突出“深”和“硬”：即选题开掘要深，触及深层次问题；要挖掘“硬菜”，敢于碰硬，推动老大难问题的解决。近年来，《作风监督面对面》的选题不仅有热点民生问题、扶贫问题，交通堵点、拆违拆临等城市顽疾，还有项目建设、体制机制、营商环境、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城市发展深层次问题，范围逐渐扩大，含金量大幅提升。为了达到“深”和“硬”的标准，每次直播前栏目都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市民代表座谈会、点评专家座谈会等各种形式的选题会、问计会。同时，依托天下泉城客户端的“掌上问政”和栏目微信公众号，还建立了20多个电视问政联络站以及热心市民群和企业家群，聘请了100多位问政观察员，畅通了线索渠道，扩大了受众参与度和电视问政平台的影响力。

2.上镜嘉宾主动查找本部门问题。被问政单位负责人及上镜嘉宾为了减少在被“考”时遇到的尴尬，台下也在积极地“猜题”“押题”。由于媒体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上镜嘉宾一般情况下不可能事先知晓问政内容。为此，他们便从本部门本系统扩大到“12345”、信访办等部门。济南市某区的区长曾坦言，为了在问政现场回答好问题，他提前一个月梳理各个渠道汇总来的问题，各种材料摞起来有一米多高。通过梳理，有些久拖不决但解决条件已成熟的问题直接得到了解决，而那些依然困难重重的问题通过梳理也做到了心中有数，在上镜时可以从容应对主持人的“考问”。记者和上镜嘉宾的这种“赛跑”似的问题“海选”，体现出了媒介对城市治理的督办作用。据统计，通过这种“备考”，30%-40%的问题在问政之前就得到了解决，这也彰显了媒体在媒介化治理中所发挥的监督作用，我们称之为问政“前效应”。

(二)问政中监督：“应考”，为民“三解”

接受现场问政相当于“应考”，主嘉宾态度是否亲和、解答是否务实、措施是否得力，市民代表当场打分，这一监督过程我们称之为“问政中效应”。从主办方的要求来说，要问出办法、问出行动、问出效能，具体可以分为两个层面。

1.群众层面。电视问政搭建了市民群众与党政部门良性互动的“连心桥”。因此，对于市民群众提出的问题，要以“三解”为目的，即解决、解释、解气，要以解决问题为主、以解释原因和让群众解气为辅。对于已经基本具备解决条件的，问政嘉宾要当场解决或给出解决问题的明确时间表；有些问题虽然暂时不能解决，但也要在现场解释清楚原因；不能解释或解释不清的历史问题，在现场也要让老百姓以解气为目的，充当社会的“解压阀”。

以2023年度的《作风监督面对面》第一场电视问政直播为例，节目中涉及群众反映的违章建筑、拖欠工资等问题，相关区长都作出了零容忍、认真摸排、下线后马上处理的答复，群众表示满意或理解。

2.政府层面。问政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问政实现干部作风好转、提高效能。例如，在2023年度的《作风监督面对面》第五场电视问政直播中关注的是这样一个案例：某县某街道办辖区内有一座跨河桥梁，输水干渠范围内禁止重型车辆通行，而且桥梁旁边原来有一个限重8吨的警示牌标志，但几个月前却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致使许多重型大车经常呼啸而过，村民感到隐患很大，于是向上反映，但反映后村里推到公路局、公路局又推到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局又推到街道办，这是一个典型的推诿扯皮不作为的作风问题。

在问政现场播放了这一暗访短片后，该县县长表示，马上责成相关部门恢复限重标志牌，并对推诿扯皮的干部进行了批评教育和处理；同时，为了满足周边的经济发展，将尽快和干渠主管方协商设计、建设一座标准更高的桥梁。

(三)问政后监督：“补考”，形成闭环

问政之后不能将承诺的事项束之高阁，问政栏目通过督促职能部门将整改结果发送栏目信箱、追踪报道、报送纪委督办问责、推动建章立制等一系列环节形成解决问题的闭环。这些监督环节我们称为“问政后效应”。

1.部门主动整改。整改后发到栏目信箱备案，且作为年底为各部门打分的依据。所以，各部门、各区县在参加完问政节目之后一般都认真地履行承诺，加快治理整改，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反馈整改结果。

2.栏目督促整改。通过追踪报道、督促回复、“问政再问”等形式，督促问题解决、了解问题解决进程，及时向市纪委党风室汇报问政后的情况。

3.市纪委督办问责。“监督类节目的核心理念是问责。”[5]暗访短片所呈现问题的性质、主要领导对待问题的态度、事后整改的情况反馈，都构成了相关干部是否被问责的依据。也正是因为有这个问责机制，仅2017年两季直播，济南市纪委便从中梳理出56条问责线索，对12名干部进行约谈，批评支部8个，通报12人，诫勉谈话17人，处分2人，问责力度明显加大。[6]

4.推动建章立制。通过媒体与群众、与部门的互动，探索出长效管理机制，终极目标是实现城市善治。

基于电视问政节目的“前中后贯通化监督”功能，才有了大众日报记者所得出的结论——“一次问政胜过一打文件”。电视问政是党政力量在媒介领域的扩展和延伸，是政治逻辑启用媒体令之服务于地方治理改革的实践载体和工具[7]。换言之，电视问政的存在与发展，是以国家为主导的媒体不断被纳入治理体制的过程[8]。这种“媒介对治理的影响的确是巨大的，所有的政策行动者现在需要以自己的方式与媒体一起治理”[9]。基于专家们的共识，党政领导应当最大程度地支持电视问政节目的开办，而媒体也应该履行好监督职责，最大程度地争取当地党政主要领导的支持。

监督环节贯通才能真正为城市治理赋能

电视问政打通了问政前中后的各个监督环节，从它所产生的资政效果、治理效能、社会影响等方面来看，电视问政对社会治理、城市管理起到了显著的监督、助推、建设、优化等作用，这也是当今学者们大力倡导媒介化治理的重要原因。当然，电视问政也面临着媒体深度融合的问题，面临着向基层延伸、向网络延伸、向手机端延伸的问题，面临着碎片化、短视频化传播的问题，这需要媒体人不断探索、与时俱进。

路漫漫其修远兮。电视问政在发展中也遇到了此起彼伏的反对声音和诸多波折，但它依然能够顽强地生长、成长，这充分说明了它所蕴含的正能量和强大的生命力。它的存在和发展必将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和大力支持，为提升我国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促进社会和谐进步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程德智.问政——济南电视问政直播五周年作品精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21:413.

[2][3][5][7]闫文捷,潘忠党,吴红雨.媒介化治理——电视问政个案的比较分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27(11):37-56+126-127.

[4][9]罗昕.媒介化治理：在媒介逻辑与治理逻辑之间[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51(05):1-11.

[6]晁明春.济南市《作风监督面对面》平台探索政务监督新模式  “一次电视问政胜过一打文件”[N].大众日报，2019-01-07(03).

[8]孙五三.批评报道作为治理技术——市场转型期媒介的政治—社会运作机制[J].新闻与传播评论,2002(00):123-138+281+291.

《全媒体探索》杂志是由大众报业集团主管主办的新闻传播类专业期刊，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37-1526/G2，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2097-048X。2021年8月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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